读经之要，前既详言之矣。而世人复有不明大义，多方非难者。夫正论不彰，异议乃滋，深恐琦说恣行，有误后进，不得已复为此讲。此讲约分三端。
一、驳国家开创之初无须经学，经学兴于衰世，且讲经学者多行为不端之谬。
二、斥胡适以经训不甚了然，谓我们今日还不配渎经之鄙。
三、释读经应遵古文乎，今文乎之疑。
今逐条剖析如左。
国家开创之初，固自不赖经学。盖开创恃兵，兵略自有专家，非经训所能为力。昔叔孙通背楚归汉，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通所进者，皆群盗壮士，其徒因窃骂。通曰：“诸生宁能斗乎？”（见《史记？叔孙通传》）由此可知士人苟不能执干戈，列行伍，自不能与开创之业。非徒经学鲜用，亦正不须用普通大学之讲义也。观民国开创之初，曾用大学讲义否耶？经学本非专为开创国家，其所包含，固甚远大，不应以一端限之。
如云开创不用经学，即谓经学无用，然则大学讲义，果有用否耶？草泽英雄与陆军大学生作如此说，尚不足怪。彼身居普通大学而为此言，岂非作法自毙乎？若谓经学之兴，皆在衰世。此亦非实。汉文、景时，国势艾安，虽用黄、老，已知命晁错受经于伏生。武帝时，立五经博士，经学大盛，国势亦蒸蒸日上。
如云汉武阳用经术，而阴则背之，亦未见其然。汉武制礼作乐，虽属装点门面，然汉自高祖至武帝初年，宰相皆列侯任之，绝无起自民间者，武帝拔公孙弘于布衣之中，一反以前相必列侯之局。弘之为人，虽不能比伊尹、傅说，然规模实胜前相。夫废世卿，举侧陋，安得谓与经术无关？岂可云汉武所为皆伪也？至宣帝时，石渠议礼，经术大兴，而宣帝教子之言云：“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见《汉书？元帝纪》）王者周政，儒学之常法，霸者汉律，施行之权宜。宣帝不纯用儒术，然云杂之，则固用其半矣。及元帝柔仁好儒，世以为汉衰之兆。其实元帝时膺惩戎狄，威力尚盛。
陈汤斩郅支单于，即在此时。夫国之兴衰有二。一为内政之衰，其果则权臣篡窃。一为国力之衰，其果则异族侵凌。秦用法律，汉用经术，其后皆为本国人所亡，亡者独在嬴氏、刘氏，斯乃一家之索，非全国之衰也。是后唐用经术，国势亦自开张，孔颖达等定《五经正义》，在贞观全盛之时。今有意抹杀，猥谓明皇注《孝经》而唐即中衰，不思明皇注《孝经》，乃偶然之事，较之定《五经正义》，巨细宁止天渊？何以不举前事独举后事邪？且明皇之失国，自由内任权奸，外信蕃将使然，究与注《孝经》何涉？以注《孝经》卜唐之衰，是即《五行志》灾异之说，岂可用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