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进行了会晤。这位铁娘子仍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并显得颇为“大度”地提议，如果中国同意1997年后由英国继续管治香港，她愿意考虑向议会提议以令中国满意的方式处理整个主权问题。她还说她理解香港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但是从英国方面来讲，更重要的、首先应加以解决的是就未来的香港管治问题作出安排，以保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她断言，中国现代化建设要想成功，就必须保持香港现有的政治地位，而中国无能力管治好香港。如果中国取代英国来管治香港，香港就会崩溃，这会危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针对这位铁娘子的主观偏见，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要解决的主要有三个问题：首先是主权问题，双方要就香港归还中国达成协议；其次是1997年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后对香港的政策，也就是怎样管理香港；再次就是从现在起到1997年这15年中的安排，也就是双方如何合作为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这三者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接着又十分坦率地指出：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1997年中国要收回整个香港，这是谈判的前提条件。邓小平又讲了收回主权问题对中国的特殊意义。他说，从1842年起，英国已经占领香港整整140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也有33年，到1997年就是48年。我们不是晚清政府，不是李鸿章，如果到时还收不回，就无法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交代。现在中国政府可以再等一、二年正式宣布收回香港的决策，以便同各方面进行磋商。中国的目标是既要恢复行使主权，又要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两者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在保持香港的繁荣方面，中国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治之下才能实现。香港在经济上能取得许多成就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在香港的中国居民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起了重要作用。1997年后能否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实行什么样的政策。随即，邓小平阐述了中国以“一国两制”方式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并指出中国政府是能够制定出能为英国和香港人民所接受的政策的。邓小平还反驳了撒切尔夫人的香港继续繁荣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功的必要条件的观点。他说“这个估计不正确”。中国建设的根基在大陆。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的基础上，那么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至于外国投资者对香港未来的信心问题，邓小平认为，只要中国的政策适当，即使外资撤走了，还会回来的。他告诉撒切尔夫人，中国政府在作出收回香港的决策时，就已考虑了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动乱，中国将被迫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么中国政府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宾主在会谈中各抒己见，针锋相对，表明双方的分歧很严重。不知是由于在听了邓小平的话后，感到自己原来的打算将全部落空，心里有些紧张，还是由于大腿刚动过手术不久，在走出人民大会堂时，撒切尔夫人跌了一跤，一条腿跪到了地上。第二天有些报纸就报导：“大英帝国首相向中华帝国叩首。”不过铁娘子就是不同寻常，跌倒后马上就爬了起来，并向奔过来要搀扶她的人一再说没事。而且过了一会儿，她就又放开喉咙向全世界的新闻界宣读了一项声明，虽然声音有些嘶哑，但她毕竟坚持了下去。后来，人们又看到她在主人的陪同下参观了十三陵。她兴致勃勃，心情迫切，看完了这个马上又急着去看那个，其间主人们实际上不得不小跑才能跟上她，看起来好像是她在领着主人参观。
这次中英高峰会谈后，撒切尔夫人并没有马上改变她的立场。她授权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将她的口头意见整理成文，正式要求延长英国对香港的管治，并说如果中方同意，英国政府即与中国政府另订新约，承认中国对整个香港地区的名义主权。在此前后，她在北京和香港相继对新闻界发表谈话，声称除非另有协议，否则三个条约应该继续遵守。还宣称英国政府要履行对香港居民的道义责任。对撒切尔夫人的这些言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新华社评论员分别发表评论，重申中国政府不受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约束，在条件成熟时将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与此同时，香港各界人士对撒切尔夫人的谈话也迅速作出反应。人们发表文章对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论进行了抨击，指出那些条约都是当年英帝国主义通过炮舰政策强加给中国人民身上的，都是不平等条约。香港中文大学和理工学院的学生还到布政司署门外举行了示威，他们打着“反对不平等条约”、“侵华条约不容肯定”的横幅标语，发表了表示不接受英国首相关于修改条约的建议的联合声明。
按照撒切尔夫人的调子，港英当局和负责香港事务的英国政府官员频频展开活动，向中方施加影响。他们宣扬香港现行政制的“优越性”，力图证明只有维护香港现行政治制度和行政体系，才能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暗示港人治港不可行。他们还营造所谓的民意，鼓吹所谓的“三脚凳”论。1982年12月，负责香港事务的英国外交部次官鲍斯达访问香港时提出“让香港作为一方参与谈判，发挥其独立作用”，还说香港前途有如三脚凳，其稳定性依赖于英国、中国和香港。其用意是要建立英港联合阵线，使中方陷于孤立。与此同时，他们还散布香港未来悲观论，制造“九七”恐惧心理，把香港经济出现波动局面归咎于香港前景不明。
由于英方的蛊惑宣传，使得香港人心惶惶，谈“九七”变色，资金和人才大量外流。鉴于这种局面，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在1982年11月宣布，如果香港出现动乱，不排除提前收回香港的可能。表示了中国对香港问题毫不动摇的立场。中英谈判陷入了僵滞的局面。
撒切尔夫人面对上述这种局面感到焦躁不安，但她的思路并未因此而扭转。在1983年1月28日召开的英方谈判小组工作会议上，她竟提出了如下荒谬的建议。如果谈判不能取得进展，便在短时间内让香港独立或实行自治，就像当年英国在新加坡所做的那样；或者考虑在联合国主持下就香港前途问题实行全民投票，由当地居民公决。然而，她的建议并未得到与会者的支持。柯利达认为这些“爆炸性观点”与中国的意向背道而驰，很不现实，难为中方接受。最后，会议决定把防止中方自行公布治港方案作为当前的行动目标，以避免出现英方被动应付的局面。3月9日，英方谈判小组在首相府开会，根据柯利达的建议，决定就会谈程序问题向中方提出一个妥协性的提议。会后，撒切尔夫人致函给中国总理说，英国不反对中国以其对香港主权的立场进入谈判，只要英中两国政府能就确保香港未来的繁荣与稳定所作出的行政安排达成协议，并能为英国议会、香港人民和中国政府所接受，她愿意向英国议会建议将整个香港主权交回中国。这时撒切尔夫人的立场已有所改变。
1983年5月，中英双方就谈判议程问题达成协议，谈判不从收回主权开始，而是从1997年后的安排问题入手。对此邓小平说，中方考虑到若要英方在承认中国对香港主权的先决条件下进行谈判，英国方面会觉得有失面子，因此“要给英国人下台阶”。如果先谈1997年后怎么办的问题，就可避开主权问题的障碍，这个问题谈好了，收回主权问题也就没什么可谈了。同时，邓小平又强调，中英谈判的时间不能拖得太长，拖久了对信心不利。“新界”租约不予延长。他坚定地表示：“我们决不步清廷后尘，决不做李鸿章第二！”
从1983年7月始，中英双方进行了有关香港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共历时14个月，举行了22轮正式会谈和多次非正式接触。在前六轮的会谈中，主要议程是1997年后的安排。一开始，英方就采取“主权和治权相分离”的谈判策略，力谋在承认中国对香港主权的原则下，由英国继续大体上像过去那样管治香港。英方强调，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保持英国的管治、英国的法律和自由生活方式。中方坚持主权和治权不可分割的立场，指出1997年中国要对香港恢复行使的主权并不是一个被架空了的名义上的主权，而是包括治权在内的完整主权。由于双方立场相异，又互不相让，前三轮谈判没有什么进展。
1983年9月5日，撒切尔夫人在首相府召集主管香港事务的要员们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会上，形成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和柯利达等认为会谈随时可能破裂，香港经济已面临走势趋弱、港元贬值的严峻局面，他们建议首相作出让步。持反对意见的人则认为，中国有赖于香港经济，香港一旦出现经济崩溃的预兆，中国政府便会退缩让步，即使谈判失败，双方很可能转入长期休会，其影响比较有限。撒切尔夫人采取了后者的意见。她认为“没有理由在谈判初期便承认英国对香港的管治不会继续下去”，她希望能用尽手上的每一张牌去达到最大的效果。 她把香港经济作为手中的最大赌注，要在香港问题上来场大赌。
中国方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9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说，英国用主权换治权的打算是行不通的。他还要求在座的英国驻华使馆的人员转告撒切尔夫人，让她转变态度，以免出现到1984年9月中国不得不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和方针政策的局面。可是此时，英方仍继续朝错误的方向前进。港英政府的一些人在香港扬言，如果中国在1997年收回主权，香港的繁荣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将会不保。还说，中国的立场不改，港元的弱势还会持续下去。与此遥相呼应，撒切尔夫人在伦敦公开声言，香港由于前景不明，正面临重大的金融和政治动荡，1997年前，香港的资金会进一步撤出。还说，如果不是香港地位特殊和有个“新界”租约，那么它早已经独立了，就成了另一个新加坡。英方的态度使香港人心浮动，港元的汇率和香港股市也急速下跌，市民抢购食品，挤兑美元，很快酿成所谓“九月风暴”。同时由于港汇下跌，中国从香港所得的外汇收益下降，损失惨重。面对这种严重事态，中国方面采取了果断措施。9月27日，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在接见香港客人时断然宣布：中国政府决不允许香港独立，1997年7月1日一定要收回香港。几天后，10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英国有关人士接连发出不恰当的谈话，只能增加谈判的困难，而无助于困难的合理解决。同时，敦促英方以诚意和合作的态度，与中国方面一起使谈判尽快获得积极结果。这时英国也认识到，美元汇率长期高居不下，虽然使香港百姓与中国政府蒙受重大经济损失，但对英资财团也同样不利，港英当局的威信也受损害。一旦局势失控，港英政府的权威就会动摇，这势必会使英国在谈判中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大减。为了收拾局面，撒切尔夫人与港英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终于平息了这场金融危机。英方在谈判会场外对中国施加的压力未能奏效。
不得已，英国人再次把注意力转移到谈判桌上，并开始采取较为现实的态度。撒切尔夫人任命对中国比较了解而且较温和、即将任满的驻华大使柯利达为首相外事特别顾问兼负责香港事务的外交部次官。柯利达向首相提出了旨在避免对抗、推动谈判的书面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杰弗里·豪的赞成。撒切尔夫人说，实行对抗要冒关系破裂的风险！她不愿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于是，她接受了柯利达的建议，并于10月14日致函中国总理，表示双方可在中国建议的基础上探讨香港的持久安排。至此，撒切尔夫人的立场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在以后的会谈中，英方不再坚持“以主权换治权”的主张，中英会谈的主要障碍开始排除。
从1983年12月起，中英会谈进入实质性的阶段。然而，会谈仍然不是一帆风顺的，英方力求保持其在香港的传统利益和特殊地位。撒切尔夫人对她一年前曾提出的在香港建立民主架构、实行自治的计划仍未放弃。1984年1月6日，在首相府召开的高级会议上，她再次提出了她的想法，将谋求香港最大程度的自治作为英方现阶段谈判的主要目标，企图以此来修改中方提出的“高度自治”内涵，反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并使未来的香港不受北京的影响，从而变成英国仍能发挥影响的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英方基于这样一种出发点，采取了相应的策略和步骤，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当然，这些主张与中国的主权原则相抵触，不会为中方接受。
总的来讲，这一阶段的谈判比较顺利。为促进中英关系，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应邀于1984年4月中旬访华，与中国领导人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就香港问题达成谅解。双方同意于1984年9月草签协议，年底正式签署协议文本。中方同意从目前到1997年的13年间，香港仍由英国管治；英方则承诺在这期间英国政府负责管治好香港，继续维持其稳定与繁荣，届时英国不会把一个“烂摊子”、交回中国。但双方在中国在香港驻军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4月18日，邓小平会晤了杰弗里·豪，邓小平谈了中国在香港驻军的问题，他指出，驻军权是国家主权的像征，也是香港稳定与繁荣的重要保证，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后在香港驻军是无可争议的事。杰弗里·豪也承认，中国在1997年后有权在香港驻军，但表示担心当地驻军会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损害高度自治，因此仍希望中国不在香港驻军。不管怎样，杰弗里·豪的这次访华是非常成功的。4月20日，他在香港发表声明说，现在可以肯定，要达成一份使香港在1997年以后仍然继续由英国管治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设想。这实际上等于是公开宣布英国将于1997年把香港的主权和治权都归还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