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清政府即将灭亡前的那一年，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表面看上去，却显得格外平静、安谧，充满了进步、现代甚至祥和的色彩。
在时任《泰晤士报》记者澳大利亚人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眼中，京城及其他地方，不仅没有风雨欲来的恐惧和不安，反而处处显示着欢快、悠闲和希望：
在北京，我发现这个城市正在变样：到处都在铺石子路；重要的宅第，家家都点上了电灯，街道也用电灯照明；电话通畅，邮局每天投递八次信件；巡警简直叫人赞扬不尽，这是一支待遇优厚、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队伍……自来水供应良好，我敢断定，不需要多久，我们就能乘上电车……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正在日趋丰富，这是不成问题的。再没有比这更使我深信不疑的了。你在全国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财富增长的迹象映入眼帘……兴修铁路正取得真正的进展……无论哪里修筑起一条铁路，那铁路穿过的省份就会得到难以置信的好处。（莫里循《致伊迪丝·布雷克函》）
大时代暴风骤雨的剧变之前，往往都是如此波谲云诡地给人以无边的假象。这个国家看似平静的表层下面，涌动着一股强大的、不可逆转的潮流：
革命！
这种腾腾不息的、蠢蠢欲动的、隐含杀气的巨大历史转折，并非在一天之内忽然形成，而是一个沉默的、渐进的、越来越快的过程，是一种由不起眼的量变到耀眼引爆的质变的过程。
龙旗之下，那些脑后拖着一根辫子看似顺民的大清国子民，涵盖社会各个阶层，虽然贫富有别，阶级各异，但几乎所有人对清政权都丧失了仅有的期待。即使统治阶级内部，地方以及中央的大多数成员，都对这个扶不起的“阿斗”心存二意，他们怀着某种夹杂忧虑的幸灾乐祸的恶意，心情复杂地观望甚至是企盼着“那个时刻”的到来。
由于困窘的生活，人民对现实普遍不满，失望、愤怒、恐惧、痛苦、憎恨，甚至打破了清朝末期那种群体麻木的常态。
在北京，1911年的夏天，清凉的微风似乎让摄政王载沣的团队酬躇满志：威权赫赫的袁世凯，已经被下旨回籍“养病”；革命党人的“三二九”广州起义被枪炮镇压下去，幸存的党人意气颓唐；第四次“国会请愿”烟消云散，立宪派灰溜溜回到各地的咨议局空发牢骚；军队中的“士官生”被有条不紊地安插到新军各个层级“掺沙子”，虽然遭到北洋军人的顽强抗拒，但时间和权力会消融任何阻拒——乍看上去，大清的中央集权是那么焕然一新，那样固若金汤，国内几乎没有能与摄政王集团相抗衡的政治势力。
但是，这个垂垂老矣的政权，腐朽已经发展到它的骨子里。它的躯体遍布危机，华丽帝国的遮羞布下，满是能致它死地的痼疾和菌群。
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清政府忍辱含垢，驾驶着这艘百孔千疮的“大清号”，战战兢兢地朝向莫知的未来。在维持每况愈下的勉强统治的同时，西方列强一手揽大炮，一手持“商品”，视中国如待宰之羊，纷纷前来割切。这些外洋强盗，细大不捐，巧取豪夺。被洋人们打得鼻青脸肿之余，清朝高层仍旧以“天朝”上国自居，怡然昏然，自我安慰地一直试图用“羁縻”（送钱送地）的方法对付这些东西“蛮夷”。屋漏偏遭连夜雨，突然而起的“太平天国”所造成的巨大内乱，最终使得老大帝国招来窝心一剑，捅得它气息奄奄。
内忧外患交剧的情势下，倘若清政府陡然一变，上下同心，或许能使这艘老旧的巨轮安全靠岸。然而，帝国的运气太坏。昏庸老迈的慈禧太后，不仅仅是帝国的政治符号，还是真正的决策人物。而这位太后绣金凤袍的阴影下，看似如火如荼的“洋务运动”，实则是变器不变道而已。清朝一时的船坚炮利，皆成电光泡影。铁舰与钢炮未及使得洋务派们踌躇满志几天，甲午战争的巨大挫折，使得清廷上下饱满的希望，随着北洋舰队一起沉入冰冷的海水。
如此，朝中大人们再多的努力，也是徒劳！
悲懑之余，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高喊：“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强烈呼吁改革。但是政体改革，在19世纪末的中国，谈何容易！手无寸权的光绪帝，书生气的维新臣，赤手空拳想与老迈而阴奸的慈禧及其羽翼争斗，铤而走险之际，胜负已判。固然谭嗣同临死一呼“我自横刀向天笑”，热血汩汩声中，更多的是英雄末路的无奈与凄惶。
再后，由于误信洋大人要逼迫自己还政于光绪帝的谣言，慈禧太后肆展一己之私，兴昏庸无智猖狂之计，唆使义和团排洋。阴暗的动机，仓促的行动，招致的是骇人的结果——八国联军的马蹄和炮火，不仅仅使得这位大脚太后仓皇逃离紫禁城，随后，中国社会的各种危机，在洋人的枪炮声中，也以骇人听闻的速度进一步加深，进而使得清廷在民间的威信更是扫地无遗。
随之而来《辛丑条约》的签订，更使四亿国人要为清政府和慈禧太后的轻率唐突买单——近十亿两的巨额赔款，压得四亿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本来是四亿五千万两，因为清政府当时无法偿付，要分39年还清，申算为债款九亿八千二百万两。从1901年起，中国每年要摊付给列强二千八百余万两）。
国势日蹙之下，有志之士纷纷思起，革命风潮至此蔓及各地。恰似江西道监察御史叶芾棠的奏折所讲：“士为四民之首，近已绝无生路。农、工终岁勤勤，难谋一饱。商贾资本缺乏，揭借者多，获利维艰，倒闭相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无业游民，居其大半。”
在如此社会背景下，革命，自然如野火一样，迅速蔓延，不可止息。年轻的王公载泽哀叹：“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皆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
近百年的岁月已恍如云烟，如果我们今天以一种客观的“现场感”纵观历史的细节，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革命，其实并非那个时代当然无二的必然选择。在清王朝最后惨淡经营的十年中，确实闪现过许多机会，甚至包括一个最大的机会——君主立宪。这种政体的改革如果成功，在统治阶级让出部分公民权力的前提下，有极大可能会软化国内大众改朝换代的决心，说不定可以驱散革命的暴力梦魇，挽狂澜于既倒。如果能够抓住机会，清廷或许像日本那样，在这个东亚最大的国家保持住更广泛的历史连续性。
可惜的是，在清王朝高层内部，没人能抓住那几根最后的救命稻草。他们大多数人只是粉饰涂抹，真戏假做。而且，清政府在对外战争中的巨大挫败，没能激使本身变成有效力的民族化和政治化的政府，没能使老大帝国一蹴成为成熟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结果，满族高层在他们自身觉得做出了非常痛苦“让步”的时候，国内人民心中却充满了轻蔑。
清政府十四项“君上大权”第一条内容：“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国内外的目光静默地审视这样的字样和王公贵族们忙活终日的“结果”，换来的，仅仅是革命党人和普通民众这样的评价：一切都是拙劣的欺骗！
坐待，等来的只有革命。没等政治裱糊匠们和油漆工们在大清国旧机器上涂抹粉饰好新的油彩，就在满大人们磨磨蹭蹭之际，武昌的枪声脆然一响，二百六十多年的大清龙旗，应声而落……
革命看似成功，但传统的力量仍然强大。新政权不可能扫清一切，不可能改变一切。看似天翻地覆的革命，其实是某种“修改”而已——“皇帝”，不过是变成了“总统”。最终，民国自身无可奈何地又被纳入旧的统治形式中去。
这种换汤不换药的革命，远远逊于原本可以不流血的深刻的宪政的改革。
短跑的革命，换来的是马拉松式的内战和长期的混乱。
所有的权力运作者，包括革命者，当然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预言家，他们都会有意无意地犯下错误。而那些错误，会激起巨大的涟漪，且导致新的后果，并在历史夹缝中繁衍出新的、荒诞的、让人惊诧的枝杈。
让人无限叹惋的是，历史没有给中国机会，急进的革命者也无视这种历史机会。政治革命很容易去“开创”，但难以对国内外的成功案例加以模仿。正因如此，翘首企盼却得来的苦涩，在辛亥革命枪响后，长久萦绕于我们的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