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的文化总是在一定民族的机体上生长起来的，民族群体是民族文化的土壤和载体，文化的疆界通常总是和民族的疆界相一致，民族的特征除了体质特征之外就是文化的特征。”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北京：北京语言出版社，1996年，第9页。世界上大多数拥有独立语言的民族都创造过辉煌的民族文化，其中也包括本民族的文学艺术。古希腊文学、古埃及文学、古印度文学、古代黄河流域的中华文学堪称人类文学艺术的早期瑰宝，他们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审美方式，从戏剧、诗歌，到小说、散文，不同的国家、民族有着相同的艺术理想，却又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学形态。地域风貌和民族文化的差异决定了文学从语言到审美建构的差异，这是东西方文学在民族性上的根本区别，甚至在同一个相邻的区域，不同民族也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他们在文学的内在气质上有着极大的差异，这是文学民族性存在的现实依据。例如在广袤的亚洲大陆，东亚与西亚的各民族在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上便有着许多的不同。以阿拉伯民族为主体的西亚各国有着漫长的游牧历史，形成独立的宗教信仰，古老的宗教文明至今仍对其民族成员产生巨大影响，民族传统与宗教信仰构成了阿拉伯国家文学形式的主要特质。东亚国家则因历史原因，有过较为深厚的儒家礼教文明的熏陶，其文学形态主要体现为从容与典雅。南亚和东南亚的大多数国家、民族则有着印度佛教深深的浸染，对自然之神的虔诚敬仰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构成民族文化的核心内涵，同时这种虔诚敬仰也深深地植根于民族文学的精神内核中，形成和睦柔美的文学品性。即使同属东亚的中国、日本、韩国，其文学形式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除了语言文字的不同，文学的内在品性也有着各自的特质。中国文学的庄重，韩国文学的热烈，日本文学的开放，都与民族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
民族文化作为民族性的内在特质，也是文学民族性的创作源泉。泰纳认为种族、环境和时代是影响文学风格的主要因素，强调了民族文化对文学活动的制约性。“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人们知道如何去解释它，那么我们在这作品中所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时常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有时更是一个种族的心理。”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241页。作家对民族生活的感受体验认知，通过文学艺术的审美形式表达出来，使民族文化产生更加广泛的传播效应，促成更多的民族成员心理上的接受和认同，从而共同完成民族精神的建构，这也是文学民族性形成的心理机制。特定的历史环境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场域使作家本身无法超离，但作家在自我意识的促动下，总会通过自我的观察和思考对民族生活的场景和影像作出判断和选择，从而使创作本身所表现的文化特征与现实文化的“真实性”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或者表现为对民族文化某些部分的放大和升华，或者表现为对民族文化某些侧面的遮蔽和误判，这正是文学民族性在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某些差异性的根本原因。并非所有的民族作家都能展示民族文化的内部特征，也并非所有的民族作家所表现的民族文化都具有文化的现场感和历史的深度。
从政治学层面讨论，我们又会发现文学民族性与民族主义思潮关联密切。18世纪德国文学之父赫尔德提出以文学重创民族精神，引发了文学的“狂飙运动”，浪漫主义文学遍及欧洲大陆，正是民族主义思潮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并留下极为深刻的历史印迹。这使后起的现代民族国家在政治建构中常常将民族主义融入文学之中，借文学的艺术形态创造了独特的精神利器，形成文学民族性的另一面特性：政治鼓动性与社会参与性。由于民族主义思潮与民族现代化吁求相一致，这便成为文学民族性研究中最容易与现代性相混淆的论题之一。
民族文学的审美形式也是文学民族性的重要表征。大多数优秀的民族文学在文学的艺术形式上都进行过持续而漫长的审美建设，独特的民族语言成为文学民族性的文化载体，“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形成的结合极为密切，只要有一个方面存在，另一个方面必定能完全从中推演出来。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德］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7页。。语言符号对传达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独特功能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企及的，这使文学成为人类文明延续和升华的第一推动力。不同民族语言所创造的文学审美形态构成人类文化丰富多彩的文学风貌，同时也成为文学民族性的自我标志，是其他文学不能替代的美学形态。优秀的民族作家首先是民族语言的生动呈现者，同时还应该是民族语言的创造者，没有对民族语言的潜心体验，便很难对文学形式有生动的创造。
文学的民族性既是一个相对固有的文学特性，同时在民族发展的历程中随民族文化的变迁不断发生渐进式的改变。某些文学特性会随着某一时期的文化强势而得到扩展和扩张，某些文学特性也会随着文化的弱化而逐渐消退和消亡，尤其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古老的农业文明传统在近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不断消解，单一的民族文化传统正在更多地融入其他民族文化的因素，这使文学民族性本身也变得复杂，甚至岌岌可危。这说明文学的民族性并非一朝形成，并且固定不变。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阐明了人类历史从原始社会走向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必须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程，这一科学的结论已被绝大多数世人所认知和接受。由此可知，每个民族都有一个缓慢的渐进式的发展历程，其文化传统的形成和文学艺术的演进也是在历史的曲折过程中完成的。考察文学民族性必须有一个相对明晰的历史阶段，必须将其置于民族文化基本形成并逐步走向繁荣过程中所生成的文化审美背景中，只有在民族文学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历史传统中，才能探寻其文学民族性的内在特质和发展规律。因此，对文学民族性研究必须立足于民族文学的现实语境中，具体分析民族文化的演进历史对文学民族性形成的多重影响，找出其中最具民族文化特性的文学品质，从中探寻现代民族文学如何与文学的民族传统相互连接，承袭民族文学的精神血液并促其发扬光大，更好地推进民族文学向前发展，并走上一条充满生命活力的现代之路。
三、什么是现代性？什么是文学的现代性？
（一）什么是现代性？
人类文明的现代历程最早可以追溯到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哥伦布航海发现美洲大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开始了一个新的飞跃。科学意识的觉醒和文艺复兴的推进不仅动摇了宗教的神圣地位，也使人类开始了自我解放的精神历程，17—18世纪的启蒙主义运动是人类现代文明的真正起点，社会结构的内在属性被深入剖析，人的自我价值得以全面确立，现代工业文明的机车开始轰隆隆行使。20世纪初期，马克思?韦伯对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最早开始了“现代性”反思，他一方面肯定了宗教改革带来的理性精神，同时也深刻地感受到理性工具化产生的严重后果。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负面危害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被更多的社会学者和知识分子所认识，制度的僵化，资本的无情，欲望的膨胀，精神的颓唐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亦不断蔓延。自文艺复兴以降的以理性启蒙为核心内容的“现代性”开始遭到怀疑与抨击，反叛之声在如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建筑学、美学、艺术学、文学、女性研究等领域全面响起，西方理论界随之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后现代主义”浪潮，正是因为“后现代”理论的反照，现代性才成为20世纪后期社会文化关注的焦点。
正如传统性的内涵一样，现代性也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并与传统性形成鲜明的对照。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标志着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它揭示了一种特有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方式，是“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且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6页。，鲍曼也将其视为一个“急剧变动的社会过程”，利奥塔将其描述为一个“宏大叙事”，卡林内斯库称其有“五副面孔”，贝尔将其划分为“三大领域”，哈贝马斯则将其视为公共领域的全新建构，是一项“尚未完成的规划”。哈贝马斯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传统，将现代性的“黑暗面”解释为合理化运动的扭曲变形，认为欧洲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决定了西方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在《交往行为理论》中提出在后现代语境中重建现代性的设想。哈贝马斯指出，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精神核心就是现代性。现代性是关于主体自身分裂即主体自身、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的关系问题，哈贝马斯确信理性的主导地位是其建构文明秩序的主要特征，在这一秩序中主体不再自我关涉，而是以主体间性为核心，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通过对话交往达成理解与共识。
总之，现代性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开放的概念，它囊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人们不断透过其显性的现象，来探索其隐性的结构和本质，它主要指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对时间和空间的体验）和生存感受（具有极强的时代意识），是人们对待历史的一种态度，它立足于现代生活，将传统性作为一种参照，从而发现和感知与传统的巨大差异。尽管其含义繁复丰富，但大致可以从四方面加以辨识。第一，从思想层面看，传统性重视群体与种族的利益，要求群体成员保持思想和观念的一致性；现代性则提倡和肯定个体的生命价值，主张思想观念的多元化，这一层面被称作启蒙现代性。第二，从政治层面看，传统性强调社会关系的稳定，大多选择集权体制，建构自上而下的社会模式；现代性则从尊重个体价值出发，强调人人平等的社会理念，主张自下而上民主选举的公民政治，这是政治层面的现代性。第三，从经济层面看，传统性是一种农业经济带来的生活状态，在解决温饱的前提下主张人际关系的和谐与和睦，反对欲望的扩张造成对他人的伤害；现代性则倡导生产竞争，将资本作为个体价值和社会发展的评价标尺，主张通过进取和创造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个体价值，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这是经济层面的现代性。第四，从文化层面看，传统性主张尊重前人的文化经验，保持过去的文明传统；现代性则提倡文化创新，大胆开拓新的文化场域，创造前人所没有的文化艺术，这是文化层面的现代性。
在西方资本主义走过了两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之后，现代性所独有的理性精神给人类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主义推动了人类的创造精神，物质财富迅猛增加，短短两百年工业时代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了数千年农业时代的总和。从日常生活资料的丰富，到生活环境的舒适，人们充分领略了经济现代化的美妙感受；科技的日新月异使高速交通工具得以普遍运用，人们对待时间的感受因空间的缩小而发生质的改变，现代人的生命观也发生了整体性改观。在社会领域，思想启蒙带来文明的全面提升，民主思想取代了集权理念，人们的社会属性被全面激发，参政意识空前浓厚，大多数现代国家都走向了民主体制，个人价值在社会关系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在政府的权力被制约的同时，社会成员的公共空间被不断拓展，现代媒体创造了更为自由的精神领地，思想领域和文化场域空前活跃，人文主义理念得到了全面的弘扬。在文化艺术领域，现代性所激发的创造精神带来了对传统艺术的全面破坏和颠覆，作为对现代性最早的负面体验者，现代艺术家率先对资本主义世界发起攻击，他们以强烈的怀疑和否定精神描述了现代物质文明对人类心灵世界的侵蚀，以“非理性”的方式艺术地展现了被“现代文明”扭曲的灰暗世界和空洞灵魂，创造了一个超前的“现代主义”艺术世界。
西方工业化历史进程在创造辉煌的现代化成果的同时，也给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给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带来意料不到的灾难性影响，这正是工具理性造成的负面后果，也是现代性发展难以逃避的可怕陷阱。
首先，科学意识使人们懂得了如何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提供舒适的物质生存环境，从而带动了技术的持续改进，创造了繁荣昌盛的物质文明。然而，舒适的物质享受进一步刺激了人类的贪欲，对科技的改造和生产力的不断提升加速了人们对资本和利润的追逐。开采石油、矿山，开垦森林、土地，毁坏和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工厂的大量涌现，城市的急遽扩张，造成生活环境的严重恶化；水源枯竭，河流污染，野生动物被快速灭绝，空气质量严重下降；尤其是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大气层的破坏，打破了自然气候的内在平衡，造成大气循环的异常，自然灾害频频发生，这正是今天每一个生活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中的人们无法逃避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