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叙事到抒情：文学体式的开拓
叙事作为文学的基本手段在中国古代的小说创作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魏晋的“志怪”到唐代的“传奇”，中国小说逐渐走上一条“传奇叙事”之路。与诗歌这种高雅端庄的文学形式相反，中国传统小说成为民间大众喜闻乐见的俗文化产物。“评书体”的文学传播方式符合中国农业文明时代的文化特征，其“传奇”的叙事结构也迎合了下层百姓的审美趣味和心理需求，从而形成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结构模式：题材与主题的固定化，人物性格的类型化，情节发展的曲折化，故事结局的圆满化。章回小说在载道传统中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功能，作者往往通过作品人物命运的叙述，将封建时代的王权思想和道德理念融于其中，使读者（包括听众）受到感化和教育。
文学研究会作家不仅对传统文学的载道功能发难，清算其毒害民众精神的思想毒素，同时还对传统文学简单化、程式化的叙事模式予以否定，引入西方近现代小说多样化的叙事方法，开拓和建构了中国文学崭新的文体形式。鲁迅的创作实践正是这种现代叙事文体多元化的先行者。在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中，几乎每一篇都有着作家对文学形式的探索创新，沈雁冰称赞它“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沈雁冰《读呐喊》，载《时事新报》，1923年10月8日。，正叙（《风波》）、倒叙（《祝福》）、插叙（《故乡》）等叙事方法使作品的整体结构灵活多变，“横截法”的布局使小说结构十分简明而创作主题却异常明晰，第一人称的大量运用拉近了读者与主人公的心理距离，白描的叙事语言与精准的细节描写相互交错，让读者体验到传统语言与现代口语融合的独特魅力，而生活环境的细致描绘更凸显了人物生活背景，使人物形象更具历史感。鲁迅小说对后来者的影响十分明显，文学研究会大多数作家都选择了这种有着明显西化特征的叙事结构，以客观冷静的叙述风格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在特质。
中国文学在叙事方法上走向成熟是20世纪30年代。在这个政治思潮和文化思潮相互激荡的时期，中国文学诞生了一批极具文学热情和文学天赋的青年作家，茅盾、老舍、沈从文，他们的文学创作为中国新文学增添了崭新的艺术图卷。茅盾的文学活动始于五四初期，但文学才华却在20年代中后期就爆发出来。他的第一部小说《蚀》三部曲因描写大革命时代青年一代的激情与梦想而得到文坛好评，30年代初期因创作《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等小说成为文坛主将。茅盾小说最大的特点在于对西方现实主义小说的深刻理解，他把平实冷静的叙事与宏大的艺术构思缜密地融为一体，体现出社会剖析的理性意识。老舍在东西方文学的融合中则选择了另一条路径，他对英国流浪汉小说的叙事方法和幽默语言更感兴趣，在单纯的叙事结构中极力发挥民间口语的才能，创造了以幽默为叙事风格的悲剧小说。沈从文的文学素养更多来自于传统文学，但他对西方自由主义文学精神十分推崇，这使他在创作中对文学语言有着特殊的感悟。他有意淡化故事情节，着力渲染人物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在平实朴素的叙事中表现出平和从容的审美气质，体现了京派作家特有的美学风貌。
创造社作家则在西方近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和现代表现主义文学思潮的冲击下，大胆提出创建现代抒情文学的主张，对传统文学的叙事方法提出挑战。郭沫若认为，文学只有表现作家心灵深处的情绪，才具有真正的艺术感染力，他们以一种浪漫主义的文学气质，创作了大量的现代抒情小说，表现了新青年在陈腐的文化传统中遭受的心灵痛苦和精神煎熬，表现出强烈的叛逆和反抗精神。创造社作家对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推崇模仿和学习借鉴带来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又一场革命，以抒写内心情感为主要标志的抒情文学迅速崛起。自叙小说把作家的自我情感和情绪融入作品的人物形象之中，极力渲染主人公在环境重压中的悲愤与凄凉，以“情绪之流”推进情节的演进，将小说的叙事性搁置一旁，让读者完全进入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中，与作家共同完成语言艺术产生的审美心理的精神历练；寄托小说则把欧洲浪漫派的抒情方式横向移植，在讲述主人公的坎坷命运时，以主人公的情感倾诉结构全篇，在人物的生命悲剧中展示社会悲剧的具体内涵。创造社作家开创的自叙小说给中国文学带来的不仅仅是文学形式的拓展，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对西方文学思潮和文学观念的学习借鉴，彻底打破了中国文学传统中温柔敦厚的审美传统，将情感抒写视为文学的生命之本，改变了文学长期因载道观造成的从属于社会工具的奴婢地位，作家创作由此进入到一个自省、自立和自我建构的新时期。
日记体和书信体小说作为自叙小说的另一种抒情文体，是20世纪中国作家现代文体建构的重要收获。鲁迅在1918年5月发表的第一部小说《狂人日记》便是借用日记体的形式写成，尽管这部作品带有更为先进的现代主义特质，但它在新文坛埋下的文学创新的种子却在稍后的文学发展中生根发芽。当创造社作家对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正面学习和模仿之后，引发了更多文学青年借用这样的文学形式来抒发内心被压抑的激情，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日记体和书信体小说迅速风行，形成了抒情文学的创作潮流。郭沫若的《落叶》、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女性作家似乎更喜欢运用这样的抒情语言来表达内心的情感，冯沅君、石评梅、庐隐、丁玲等皆因其作品独特的叙事方法——自我情感的倾诉而成为新文坛引人注目的新秀，庐隐的《丽石的日记》把旧时代新女性渴望自由、追求爱情的痛苦述诸笔端，令人感慨；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正面抒写新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后“灵与肉”的困惑，给新文坛带来巨大震撼。日记体小说（包括书信体小说）通过叙述人称的变化带来了叙述视角的改变，更易于传达作者的内心感受，并与读者形成新的审美接受机制，读者因第一人称叙述的牵引很容易参与主人公的情感体验，从而引发审美共鸣。
现实主义文学观与浪漫主义文学理论的相互交融为中国新文学带来了多样化的叙述方法，开创了写实和抒情多元的文体形式，这是中国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又一重要收获。
三、文本意识的现代觉醒
作为社会交际的符号，语言因其特殊的义项承载了民族文化的大部分历史。作为艺术的一种手段，语言又演变为富有质感的经验符号，用来表达人类丰富的情感生活和复杂的精神感受，这就使文学成为了一种特殊的艺术，“文学逼使我们对语言产生一种奇特的意识，从而使那些习以为常的反应萌发了新意，使客观事物更容易察觉”［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龚国杰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5页。。伊格尔顿对文学的阐释切中肯綮，让我们将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有所区别，作为视觉的艺术——美术，声音的艺术——音乐，触觉的艺术——雕塑，以及身体的艺术——舞蹈，他们更为直观地表达着人类的精神情绪，但文学却有它令人敬畏的一面：你必须对语言义项有深刻的感悟，有超越日常生活经验之外的见识，才能找寻到日常生活中难以察觉的新意。结构主义理论对文学语言的阐释让我们进一步看清了文学语言的真相：“文学在语言内部，是摧毁每一种语言固有的形而上的东西，文学话语的本质超出了语言，文学就像是一件语言用来自杀的武器。”［法］托多罗夫《小说中的幻想》，转引自［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07页。文学的魅力正在于它不断地对固有语言意义的超越，使读者在对看似简单的文字组合中感受到与众不同的生命体验，从而激起内心的审美共鸣。
文本意识是对文学语言作为艺术本质的确认，它包含内外两个层面：作为形式的语言，作为意义的文学义项。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强调文学义项的社会经验，结构主义理论则对语言形式（语法、句法）的不同形态所产生的语义本身更感兴趣，他们都立足于文学本体，对作为艺术符号的语言活动进行内部规律的审视和探寻，建构了人类文明中另一类形而上的精神价值认知体系。
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将诗歌作为语言艺术的主要形式，将格律诗视为文学艺术建构的最高形式。孔子在研读《诗三百》之后，感受到的是“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艺术风格，力倡“温柔敦厚”的审美风格，并得出“诗言志”的较为笼统的结论。后人对文学本体意识的陈述基本停留在文学形式（风格）这一层面，对文学内在的精神义项相对忽略。刘勰的《文心雕龙》讨论了文学的“神韵”与“风骨”，对文学的审美内涵缺少具体、深入的阐释。社会动荡和儒家文化的昌盛使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思想逐步占据了文学的主导地位，最终演变为文以载道的社会文化观，“学而优则仕”的文化理念不仅使文人本身对文学创作日益轻慢，同时也摧毁了中国文人残存的文学梦想，造成中国文学传统中文学本体价值的严重缺失。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文化观念的大变革，文学革命不仅抛弃了文言文的传统文学形式，更重要的是带来了西方近现代多元化的文学思想，包括近代自由主义的文学理念和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都相继传入。新文学作家的文学本体意识逐步觉醒，他们在关注社会变革的同时，也积极参与文学本体建设，给中国文学带来了观念的变革，也使文学创作走向了多元发展的繁荣局面。
（一）自由主义文学理念的传播
自由主义文学理念的传播是中国文学现代性建设的重要收获之一。西方文学艺术的发展历史与东方一样源远流长，古希腊时期（公元前800年—前146年）是西方文化和文学艺术全面发展时期，文学理论建设也收获甚丰，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对文化哲学和文学艺术都做了全面的探讨，对艺术的审美功能予以了充分的肯定，为后来的艺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8世纪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康德、黑格尔）和文艺理论家（莱辛）在哲学、文化和艺术理论领域取得的成就，使欧洲启蒙主义文学运动朝着更加理性和更具创造性的方向行进，进一步强化了文学内在的自由品格，促成了文学本体意识的形成。这种艺术（文学）本体精神主要表现在艺术家（作家）自觉地将艺术创作与其他形式的社会活动予以区别，将人类自身的活动作为艺术创作的主体，将人类的心理感受通过独特的艺术形式委婉而生动地表现出来，形成以展现人性之美为核心的古典主义美学理念。
新月社作家胡适、梁实秋、陈西滢、徐志摩等人在向西方文化学习的过程中更多地受到了西方古典艺术理论的影响，认为作家艺术精神的独立是文学活动的前提，人文主义理念则是文学作品的内在生命。文学应该成为作家在艺术形式的创造性建构中表现人性之美、展现生命之美的特殊手段，文学活动不应成为谋取功利的手段，更不能作为参与政治的工具，作家应该成为人生理想的寻梦者和艺术理想最执著的坚守者。文学是人类精神自由的象征，它应该关注人类的精神世界，着重表现人类最美好的情感生活和人性品质，致力于对真善美的颂扬，艺术作品应该追求一种古典的美学形态，以优美和谐的艺术形式弥补现实世界的生命缺陷，在艺术的审美创造中重新找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新月社作家的文学理念具有鲜明的文学本体意识，他们认为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应该是精神与形式的内在统一，完美的艺术应该有完美的形式，并且表现了人类最深远的自由与梦想。
上世纪20年代后期，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等左翼作家倡导革命文学，将矛头直接对准了自由主义文学。梁实秋等人撰文与之讨论，引发了一场关于文学本质的论争，新月社作家借此时机将自由主义文学理念予以正面阐述，其艺术自由的精神昭然若揭，与左翼文学的社会政治观水火不容。论争的结果扩大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影响，也从另一面凸显了新月社作家的文学本体意识。在30年代复杂纷纭的社会冲突中，左翼文学声势喧嚣，民族主义文学应运而生，但这两股带有突出政治色彩的文学思潮并未掩盖自由主义文学的声音，胡秋原、苏汶在与左翼作家的论争中，公开表明自己的文学立场，批评文学的功利主义。以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人为代表的京派作家依然秉承自由主义文学理念，坚持倡导文学本体意识，林语堂先后创办《论语》《人间世》等刊物，提倡“闲适”、“幽默”的写作文风，主张以优美和谐的艺术形式表现平静从容的人生态度。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艺术理论在北京高校知识分子队伍中有着深厚的土壤，梁宗岱、朱光潜、沈从文、萧乾均是坚持艺术至上的自由主义文学的代表，他们对文学本体意识的传播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在文学创作的实践中，20年代废名最早尝试田园小说的创作。他在描写中国的乡村生活时，选择了一条与乡土作家表现生活苦难完全不同的路径，他描写乡村生活的平静与自足，描写乡村女孩的天真淳朴，表现出与喧嚣的都市完全不同的自然生活形态，借以表现对平静、优美的人生世界的追求与梦想。废名小说从容的描述、清新的文字开创了现代小说全新的审美风貌，也是他吸收自由主义文学营养之后文学本体重建的成功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