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陈亮、朱熹、张栻、陆九渊等讲学论道、往复辩难，共同营造了浙中良好的学术氛围。著名的“鹅湖之会”就是吕祖谦牵头的一次朱、陆之学交流辩难的大聚会。吕学有兼摄朱、陆之特点。其融入朱学的基本情形，大致可分为二：一传于金华，一入于宁波。前者经“北山四先生”而至明初宋濂、王袆、方孝孺，后者经王应鳞、胡三省而至明初郑真。而其融入陆学的基本脉络，则可从“四明四先生”那里找到衍变的轨迹。四先生与吕氏兄弟的关系均甚为密切，他们的心学理念与其说是直接传承于江西陆学，倒不如说是通过吕学而与陆学相链接。从这一意义上说，浙东心学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整合了浙东史学的思想因子。盖“浙学”之初兴实由经而入史，及其衰也，又往往由史而入文；而心学之兴盛，则实开其中兴之局面矣。
浙东心学之流脉，除四明一支外，尚有流于淳安的一支。然无论四明还是淳安，在其各自最初的代表人物袁甫与钱时那里，均具有融会心学与史学的思想倾向。而这两支心学派的末流，却大都有致虚意多、致实力少的征兆，未免流于空疏虚狂之弊。故其传习者虽众多，而其有思想成就者盖鲜。元代赵偕私淑杨简而致心学派之中兴，由是亦接其传而入于明初。然就心学派而言，其时未有堪与宋濂、王袆之学术成就相比肩者，故自南宋而至明，心学派之传承实不如史学派之盛。如元明之际相继涌现于婺州地区的邓牧、许谦、宋濂、王袆、胡翰等一批著名学者，都具有鲜明的史学诉求。［１６３］二、浙中王学的流脉明代中叶的王阳明学说，便产生于宋代以来浙东丰厚的文化土壤之中。邵廷采说：“浙东承金华数君子后，名儒接出；正德、嘉靖之际，道统萃于阳明。”［１６４］尽管阳明心学具有很大的原创性，与南宋浙东心学派之间并无任何可以考索的师承渊源关系，但就学术精神的本质方面而言，王学之起亦可谓承浙东心学派之余晖，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视之为浙东心学派的复兴。阳明以后，浙江学术基本上是由王学或同属心学系统的湛学一统天下，然其走向在浙东与浙西又有不同之路径，因而便有了不同之流脉。
浙东王学，又可细分为王学激进派（《四库全书总目》称“姚江纵恣之派”）、王学稳健派和王学修正派。激进派有王畿、万表、周汝登及陶望龄、陶奭龄等，浙西的董澐父子、管志道［１６５］，甚至袁璜亦属此派。其时“俗学宗传注，王学宗‘四无’”［１６６］，而“四无”说的首创者王畿，不仅在浙东地区讲学传道，而且还在浙西地区广受门徒，就连张履祥也对他的人格魅力赞叹不已。［１６７］故该派的辐射力由浙东而至浙西，影响力由哲学而及文学。稳健派有徐爱、季本、钱德洪、孙应奎、程松溪、王宗沐等。［１６８］其中永康人程松溪“早受文成之教，晚及湛翁之门”，“用功有实地”，而与乡里先哲陈亮相接续。［１６９］修正派有黄绾、张元忭、刘宗周、潘平格［１７０］、陈确、黄宗羲、毛奇龄、邵廷采等［１７１］，其中除陈确属浙西籍外，多为浙东籍。
该派的特点是立足于阳明而批判王学末流，进而修正阳明本身，使心学化的史学实学倾向更趋凸显。［１７２］他们批判王学末流的武器不是朱学，而多为浙东固有的实学之传统［１７３］；其“务崇躬行，砥实践”，较之稳健派又有“更多发明”［１７４］。
浙西可分为湛王折中派和王学反对派。湛王折中派有蔡汝楠、唐枢、钱薇、许孚远等。这些人组成了甘泉学派在浙西的重要分支，使岭南心学与浙中心学相融合［１７５］，并通过甘泉学而与程朱理学相链接。［１７６］王学反对派又可分为两支：一支是刘宗周在浙西的传人如张履祥、吕留良、陈确等。该派与湛王折中派联系紧密。
刘宗周由长兴丁元荐从许孚远游，“侍杖屦才月余，终身守师说不变”，遂致“不沿良知而揭慎独”［１７７］。另一支是站在朱学立场上批判王学的陆陇其、陆世仪等。［１７８］比较而言，刘宗周的传人大都由王学摄取朱学，故对阳明本人多有肯定；而陆陇其等人则立足于朱学，不仅批判阳明后学，而且直击阳明本人。
到了清代的康乾年间，阳明心学的发展虽严重受挫，但并非就销声匿迹了。其演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康雍期。这一时期，尽管朝廷提倡程朱理学，但以江浙为中心的在野士人却以其他学说与之相抗衡。他们或者在尊崇朱学的同时标榜汉学，如浙西士人；或者在推崇王学的前提下凸显史学，如浙东诸子。相比之下，以史学加王学的浙东之抵抗力要超过以汉学加朱学的浙西。浙西因紧靠当时的汉学兴盛地吴、皖，又有朱学及其变异湛学的地缘学背景，所以是在尊崇朱学的前提下标榜汉学。二是乾嘉期。这一时期，汉学已在吴中完全取代宋学，催生出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汉学。然在浙东，取代宋学的则是与王学有着亲缘关系的史学尤其是“当代史”。而此时的浙西已日渐消沉，无论在汉学还是史学上都无太多建树，更勿言朱学抑或王学。
有意思的是，浙中王门所出现的分流与泰州王门的分派极为相似。王艮以后的泰州王门可分为三类：一是以颜钧、何心隐、罗汝芳等为代表的世俗派或称游侠派［１７９］；一是以王栋、耿定向、方学渐为代表的中行派或称务实派；一是以王襞、邓豁渠、邓以为代表的异端派或称自然派。［１８０］浙中王门中虽无明显的世俗化思潮，但却存有鲜明的中行化与异端化倾向。前者以钱德洪、季本、蔡汝楠、张元忭、许孚远等为代表，后者以王畿、董澐、周汝登、管志道、二陶等为代表。后来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变，浙中尤其是浙西吴下地区，还出现了政治化与逐利化的趋势。前者遂发展出以东林学派及黄宗羲、顾炎武为代表的启蒙主义思潮，而后者则成为众多浙商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理论武器。至于王学世俗化的倾向，应该说与江右王学有很大关系。江右王学的特点之一，即是与乡村宗法社会、家族血缘关系以及其中的道德教化和庶民教育等联系得特别紧密。而宗法家族社会在本质上就是世俗社会的构成要素或有机组成部分，于是道德教化和庶民教育便成了江右王学家的重要诉求之一。此即何以颜山农、何心隐、罗近溪等泰州王门中的世俗化代表人物皆产于江右的原因之一。当然，浙中也有较为严密的宗法家族制传统，但与江右相比，其势力显然要薄弱得多，尤其在较为发达的浙西、宁绍地区，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原有的宗法家族制社会已被肢解得遍体鳞伤。故此，浙西的管志道虽与颜钧、何心隐同被黄宗羲视为泰州之传人，但却猛烈抨击后者道：“今之时，晦庵之学既为阳明所掩，阳明之学又为颜、何等所蔽。执杨墨之公案以攻佛老，真如螳螂拒辙；通释老之心法以入圣学，将又不龙不蛇。专倚儒宗，必藏名利之根而不反于性命；旁求禅理，仍长虚狂之见而反遗其庸德。”［１８１］再有，虽浙中、泰州之王门皆有“异端派”，但浙中属于“圆融”、“高远”式的“异端派”，而泰州属于低俗、平民式的“异端派”；浙中使王学进一步走向精致化和“三教混一”化［１８２］，而泰州则使王学更加世俗化和宗法家族化，从而使王学在“形而上”与“行而下”两个层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概而言之，阳明以后的浙江学术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浙东心学从修正王学而走向实学与史学，而浙西心学则是从折中王、湛而走向朱学与经学［１８３］；二是越靠近吴地，朱学的影响力就越大，吴中东林学派虽亦有调和朱、王之倾向，但较之浙西的王、湛折中论者，在王学倾向上已大为逊色［１８４］；三是作为介于浙东、浙西间的关键性人物刘宗周，影响力曾横跨钱江两岸［１８５］，其弟子黄宗羲之门人亦是“遍于浙东西”［１８６］，二人对提升浙西的学术品味功不可没；四是杭州作为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的缓冲地，是两边学者聚会讲学的重要场所，故在学术性格上，浙东学风与浙西学风兼而有之；五是如果说明代以后的“吴学”是以放弃宋学而返诸汉学为趣向，“皖学”是以宋、汉同弃而寻归传统儒学为诉求［１８７］，那么“浙学”
便可以说是以明学为基点而融会宋学与汉学。这便是笔者在对汉唐以后“浙学”之基本定位的基础上，对建构明代浙中王学所预设的总体框架。
【注释】
［１］如《陈确集》载：“秦望于越山为最高，虽越人好游者鲜能登之。”（２７６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秦望山在绍兴，故此处所谓“越”皆指绍兴。黄宗羲曰：“文成（指王阳明）征思、田，先生（指钱绪山）与龙溪居守越中书院”（《明儒学案》，２２５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所谓越中书院，指的是绍兴府内的书院。不过亦有例外，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嘉靖辛丑科，词林二宗伯，一为乌程（今嘉兴桐乡）董浔阳份，一为华亭（今上海松江）陆平原树声；吴、越接壤，相去不三舍。”（３４１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这里所说的“越”，便大致是指包括浙西在内的整个浙江地区。
［２］黄震在谈及朱熹门人之分布时说：“如闽中则……浙中则叶味道、潘子善、黄子洪，皆号高第。”（《黄氏日抄》卷四〇《读勉斋先生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全祖望说：“若东瓯，允宜属之浙中者也。”（《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１８２４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此“浙中”，即泛指浙江，包括浙东和浙西。故查继佐（１６０１—１６７６）为浙西海宁人，而徐 《词苑丛谈》则曰：“浙中查伊璜妙解音律，其家姬柔些尤擅绝一时。”（卷九《纪事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因此，黄宗羲《明儒学案》中的“浙中王门”，实可谓“浙江王门”。又，浙江又称“两浙”，如郭汝霖说：“若两浙者，是东南之钜丽藩也。”（《石泉山房文集》卷八《赠羽泉刘公督抚两浙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一二九，４９６页）而所谓“两浙”，即以钱塘江为界的浙东与浙西。
［３］《黄宗羲全集》第６册，３７２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９９５。
［４］浙东事功学说又可作进一步细分：“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其学更粗莽抡魁。”（《黄宗羲全集》第５册，２１３页）而金华之婺学，亦与永嘉、永康“相互讨论，臭味契合，东莱尤能并包一切”（同上书，３５６页）。说明浙东事功学说，广义地说可包括三个流派，即永康功利之学、永嘉经制之学和金华性命之学。然“陈氏（亮）先事功，唐氏（仲友）尚经制，吕氏（祖谦）善性理，三家者，惟吕氏为得其宗而独传”（《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一六《送曹顺甫序》，《四部丛刊初编》本）。故兼采心与理、调和道与史的吕氏之学，遂成为影响浙东学术演化的源头活水。
［５］以“浙学”代指“陈学”，实始于朱熹，其谓：“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朱子语类》卷一二三，２９６７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此“浙学”即指陈亮功利之学。清道光末年夏炘撰《述朱质疑》曰：“朱子提举浙东一年，与浙人往来，深知浙学之弊，故《年谱》于淳熙十一年下，大书‘力辨浙学之非’六字。浙学不仅（吕）子约、（潘）叔昌诸公，永康、永嘉皆在其内，此亦必是果斋之原也。……且陈学即浙学也，浙学之坏，实由于同甫，乃必出同甫于浙学之外，诚不识王（白田）意之所在。”（卷五《与朱福堂博士论年谱书》）可见，即使在南宋浙东事功学的范围内，“浙学”一词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者仅指“陈学”，而广义者则涵盖东莱、永嘉、永康诸学派。不惟“浙学”，清人言“浙东学派”，也一样模糊不清。所以何炳松认为，全祖望“对浙东学派有时叫他为‘浙学’，有时又叫他为‘婺学’，有时又叫他为‘永嘉之学’，没有一定的地点和名称”（何炳松《浙东学派渊源》，１８８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是符合实际的。
［６］其实，叶适称北宋宁海学者罗适（１０２９—１１０１）是“浙学先河”、“理学先声”（原话出处不清），就已经隐含了把宋代整个浙江地区的学术统称为“浙学”的意向。吴光认为：“如果说，宋元学者眼中的‘浙学’仅限于金华、温州地区的‘婺学’与‘永嘉永康之学’的话，那么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全祖望已经将‘浙学’的领域延伸到宁波、绍兴等大浙东甚至包括了浙西地区，而且所包含的学术流派也不限于‘婺学’与‘永嘉、永康之学’，而且包括了‘庆历五先生’、‘甬上四先生’以及姚江学派与蕺山学派了。以至清代乾隆时期的章学诚，则在区分‘浙西之学’与‘浙东之学’并强调‘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的同时，已经蕴涵着大‘浙学’的观念了。”（《简论“浙学”的内涵及其基本精神》，载《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４ （４））吴先生对“浙学”有“小浙东”与“大浙东”之分的解读，甚为精到，然说黄宗羲、全祖望的“浙学”概念“甚至包括了浙西地区”，以及章学诚“已经蕴涵着大‘浙学’的观念”的说法，则笔者不敢苟同（详见后述）。
［７］刘鳞长，字孟龙，号乾所，福建晋江人，万历四十七年（１６１９）进士，官至南京户部郎中。刘宗周对其很是推崇，尝于崇祯十四年（１６４１）作《答刘乾所学宪》曰：“领大教极足开我固陋之见于高明，所见尽是无疑。……读来教旷若发矇矣。”
（《刘子全书及遗编》卷一九，３５５页，京都，中文出版社，１９８１）而《浙学宗传》已于此前三年刊刻，故刘宗周极有可能读过此书，并且还认同刘鳞长的编纂方针。或者可以这么说：刘鳞长以心学为宗的“浙学”概念，也许受到过大儒刘宗周的某种影响。
［８］全书共收录宋明时期的浙江学者４１人，其中有６位是浙西人，即张九成、康邵、邵经邦、郑晓、许孚远和陈龙正。
［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一一一，２～４页。
［１０］《四库全书总目》，５６１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
［１１］蔡汝楠父亲蔡玘（字玉卿，号夷轩），尝“游甘泉（湛若水）翁门，序《新论》、《心性图》（皆甘泉所撰），甚有期许。继而门人陆元静谈阳明翁之学，喜甚，欲买舟入越（指绍兴），会闻两广行，未果。日取其（指阳明）书沉浸之，而命汝楠卒业于天真（指杭州天真书院）”（《东廓邹先生遗稿》卷一三《延平府同知封中宪大夫夷轩蔡公墓碑》，民国十五年胡庆道重印本）。故汝楠之学有折中王湛之倾向。
［１２］《自知堂集》卷二〇《致张按察使浮峰先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九七，７０２页。
［１３］《自知堂集》卷一八《致孙蒙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６７１～６７２页。
［１４］胡瑗曾被范仲淹聘为苏州教授，后又应滕宗谅之邀出任湖州教授，其教遂“行苏、湖之中”，时人称其“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黄宗羲全集》第３册，５７页）。因此，此“湖学”非指湖州之学，而是指胡瑗在苏、湖地区所开展的讲学活动及其所创设的“经义”与“治事”相结合的“苏湖教法”。是故欧阳修《胡先生墓表》云：“其在湖州之学，弟子去来常数百人，各以其经转相传授，其教学之法最备，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欧阳修全集》，１７８页，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８６） 《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亦称：“在湖学时，福唐刘彝往从之，称为高弟。”（《黄宗羲全集》第３册，５６页）
［１５］《黄宗羲全集》第３册，３１４页。
［１６］《黄宗羲全集》第４册，４０５页。
［１７］《黄宗羲全集》第６册，２１５页。
［１８］《黄宗羲全集》第６册，３９４页。
［１９］《黄宗羲全集》第５册，２１５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