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成为不了耀眼的明星，你也会希冀自己如流星般闪过；即便再平凡和渺小，你也会想要证明自己的存在。
可偏偏就有那么些人，明明才华横溢，明明是璀璨的星辰，却甘愿消失踪迹、默默无闻地为了祖国科学事业奉献一生。“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核武器之父”王淦昌正是其中的一个。
王淦昌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前往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34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任教授。1956年，王淦昌受国家委派赴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
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期间，王淦昌是这群科学工作者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位。但他坚持不懈地研究，在世界上第一个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成为国际上非常知名的学者。
1960年底，王淦昌收到国家通知他“放弃手中的工作，马上回国受领新的任务”的绝密电报。于是，他立刻离开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悄然回国了。
当时有一种说法，如果王淦昌没有回国，有可能会拿到诺贝尔奖。可是，国家将他调回，想让他从事原子弹的研究。
王淦昌毫不犹豫地服从了国家的安排，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回国不久后，在办公大楼里，王淦昌就接受了上级领导的秘密谈话，在场的还有科学家钱三强。上级要求他3天之内到核武器研究所报到。这个决定对王淦昌来说，就是要他从熟悉的并且已经取得重要成果的基础研究工作，转向他不熟悉的应用性工作。
王淦昌当下就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
从此，他从家人身边消失，隐姓埋名，在西北边陲默默地为中国核武器研究奋斗了16年。
那时候，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刚刚开始建设，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又是在海拔2500～4500米的青海高原，高寒缺氧，气压低，年轻人走路快了都喘粗气。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王淦昌仍坚持深入车间、实验室和试验场地，去了解情况，指导工作。
西北的夜晚风沙极大，温度也极低，基地的实验室里却是灯火通明，工作的氛围温暖如春。
“怎么样了？这个数据准确吗？”王淦昌走到一个技术员身边，俯身询问。
“您看看。”年轻的技术员兴奋地将测算结果交给王淦昌。
“嗯。”王淦昌满意地点点头，但又恳切地看着他，“千万要仔细，不可大意。再检查一下，我们再来讨论研究。”
王淦昌坐下来兴致勃勃地和科学家们讨论问题。谈到忘我的时候，都不知道时间的流逝，直到有人肚子不争气地叫了起来。
王淦昌便哈哈一笑，说：“我的也在抗议了，来，咱们该加餐了。”
那个时候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远在戈壁的核武器研究所的广大科技人员也过着忍饥挨饿、身体水肿的艰苦日子。他们只能倒点酱油冲一碗汤，或者挖一勺黄色古巴糖，冲一杯糖水。“加餐”后立刻又埋头科研工作。
王淦昌对每项技术、每个数据、每次实验的准备工作，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常常和大家一起工作到深夜。
很快，小型爆炸物理试验场、大型爆炸物理试验场和特种炸药车间相继建立。王淦昌和所有科研人员一起埋头钻研，孜孜不倦。各项理论研究和实际试验工作都在热火朝天、有条不紊地顺利进行，最终使我国的核武器科研事业攀上了世界科技高峰。
王淦昌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祖国。早在抗日战争爆发时，他为了支援抗战，把结婚时的金银首饰和家里积攒多年的银圆都捐献了；在莫斯科工作4年离开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时候，又将节衣缩食积存下来的14万卢布交给中国驻苏联大使馆；1982年，则将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所得的3000元奖金全部捐赠给原子能研究所职工子弟中学。
在70年的科研生涯中，王淦昌奋力攀登，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但再多的成就，也装不满他那颗为国为民的科学奉献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