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增泉
一、三篇序文
感谢诗坛两位前辈李瑛和谢冕，以及我的同龄好友吕进，三位名家，为我这套诗集写了三篇序言。我深知，为人作序难，尤其名家，求序者众，应接不暇，而又众口难调，不胜其烦，避之不及。因而，求序也难，求名人作序尤难。为了避免落空，我同时向他们三人表达了求序之意，内心盘算着“三人得其一”，足矣。不料三人同时应诺，使我这套诗集大为增色。
李瑛是中国诗坛的常青树。我在南疆参战期间开始学习写诗，那时我是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他是总政文化部长，是我的上级。我曾向他汇报过战地文化工作情况，尤其是前线官兵群体性的诗歌创作热情，得到过他的关心支持。后来我调来北京工作，和他的接触机会增多。他对我这位业余诗歌作者的扶持方式很独特，他每次出版新的诗集，必定签名赠我一本，每次都会在书中夹一短笺，派司机送到我办公室。诗歌应该怎么写，他从不说教，只是送给我诗集，让我自己阅读领会，“真经”尽在不言中，使我受益匪浅。我退下工作岗位后，虽然秘书仍留在机关办公室上班，处理我的来往信件及军内外联系杂务，我本人已经不去。总装门卫制度严，有几次李瑛派来送书的司机报不出联系电话，只得携书而归。李瑛不厌其烦，让司机再送，有时往返者三，我知道后很是过意不去。李瑛的诗歌创作量巨大，著作等身，他的诗影响了几代人。记得“文革”刚过，如雨过天晴，我上街买到一本他的《枣林村集》，当晚依枕一口气读完，一股清新之气沁人心肺，难以忘怀。他的诗始终秉持堂堂正气，不媚不傲，诗歌语言温文儒雅，形成他的独有风格，被称为“李瑛模式”。这一称谓，有人认为是贬义，我认为首先是褒义，要看到在形成“李瑛模式”的漫长过程中，李瑛对中国新诗作出了突出贡献。若说褒中有“贬”，那是期望后来者要在学习前辈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去创新突破。其实李瑛本人也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突破自我。20世纪90年代，他不顾年事已高，走新疆，去青海，上西藏，感受祖国山河的辽阔壮美，使他的诗风为之一新，难能可贵。有一次，《人民文学》的诗歌编辑和我谈起李瑛的诗，他由衷地说：“李瑛进入晚年以来的诗越写越好。”获得这一评价，谈何容易。李瑛晚年的诗，诗意、诗句、诗美，都已炉火纯青，令我敬重。现在他听力不好，很少接电话，我通过他女儿李小雨向他求序。小雨在电话里说，自从母亲去世后，老父亲心情一直欠佳，而且他十年前就已声明不再为人作序，回去说说看吧。第二天，小雨回电话了：“爸爸说了，写。”李瑛同志办事向来认真，他硬是戴上老花镜把厚厚三本诗稿看完，发现错字、衍字、用得不恰当的字，或是他认为某几句诗值得一提，都用铅笔逐一做上记号，认真地为我完成了这篇序言。打印稿送来时，附有李瑛写给我的一封三页纸的亲笔信，谈了他与诗歌为伴的欢乐与艰辛，也谈了对诗歌现状的忧虑和期待。他对诗歌的深情和对人的诚恳，令我深受感动。
谢冕先生是中国新诗评论权威，久闻大名。他是北大中文系资深教授、博导，担任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北大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等职，教务、事务繁忙。我们互相认识，但平时并无交往。我知道他也当过兵，到过朝鲜战场，内心对他平添了一分亲近感。我虽然是一位业余诗人，但也想知道他对我诗歌的基本看法。我通过他的福建老乡、著名文学评论家何镇邦先生向他转告求序之意。几天后，何镇邦回电话说，谢冕先生八十多岁了，国内外文学活动很多，一般不再为人作序。但他说了，朱增泉这篇序还得写。又是一个好消息。序文很快转来，并附有谢冕先生短信一封，“烦镇邦兄面交朱增泉将军”。信写得十分客气，说：“先生之托岂敢有违！长夏苦暑，匆匆之中若有不妥，望不吝删正。”并说：“镇邦兄受先生之托，屈驾来会面，诚可感也。”，短短数语，透出大家风范。我展读序文，他对我何时开始写诗，何时是我的诗歌创作高峰，何时转向散文写作，如今仍偶然有诗作问世，讲得一清二楚。这说明，我的诗歌创作情况一直在他的视线之内。我的诗歌孰优孰劣，当然更逃不过他的法眼。他对我这位业余诗人的总体评价恰如其分，评论我诗歌的优点高屋建瓴，指陈我诗歌的不足客观中肯。读罢谢序，使我鼓舞与鞭策兼得。
吕进先生是诗歌理论家，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现在是西南大学诗学研究中心主任。我们相识的过程，他在序文中写得生动具体。吕进比我大几个月，快人快语，我和他每次见面都会畅怀交谈，开怀大笑。但吕进自有诗歌理论家的矜持，我们虽然已是二十多年的相知好友，他也在多篇散文中讲到我们之间的友谊，甚至称我是“铁哥儿们”，却从未为我写过诗评。他站在更高的层面看问题，发现中国诗坛对当代军旅诗的研究比较薄弱，亟待加强。为此，他指导他的历届研究生注意研究当代军旅诗，其中包括我的诗。他的大弟子、当年接替他担任新诗研究所所长的蒋登科，曾为我的长诗《前夜》写过长篇评论。蒋登科的硕士研究生任毅，以研究我的诗歌为题撰写了毕业论文。任毅毕业后分配到漳州师院中文系教了几年书，现在又离职读博去了。吕进的关门弟子洪芳，又把我的诗歌作为她撰写博士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我将她论文中写我的这一章摘出，附在我的军旅诗集《生命穿越死亡》中了。这些文章的背后，都深藏着吕进扶持我诗歌创作的良苦用心。这次，我用手机短信向他求序。他回短信说，眼下正忙一个会议，“会后就动工”。他的序写得热情洋溢，第一个传来。他在序言中从宏观角度着眼，对我的诗歌创作有独到评价。他这篇序言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对我诗歌创作中的主要问题讲得切中要害，令我茅塞顿开。
二、自我定位
我过去说过，我是军人，不是诗人。现在要说，我首先是一位军人，然后才是一位业余诗人，因为我毕竟写了这么多诗，而且凭诗集《地球是一只泪眼》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但从严格意义上说，我的诗也只能算业余水平。当然，并不是说我的诗一无是处，我的诗也有一些不同于别人的特点。比如“大气”、“宏大背景”、“重大题材”；比如“思辨色彩”、“忧患意识”；比如“平民情怀”、“生活气息”等。
但我的诗歌比较粗糙（雷抒雁先生说应该叫粗砺，军旅诗需要粗砺一些，这当然是他的客气说法），有些句子缺乏推敲，这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是由于我诗歌理论和诗歌技巧的欠缺。吕进在序中说“善医者不识药，善将者不言兵”，但我并不想用这两句话来掩饰我在诗歌创作上的先天不足。其次，我在退休前一直处在业余写作状态，没有时间去慢斟细酌。白天有忙不完的事，所有作品都是熬夜写出，匆忙寄出。每次拿到发表作品的杂志，重新一读就后悔，拿起笔来就修改。多数作品都是在这种状态下完成的，实际上都是一些初级产品，缺了几道打磨工序。这只是客观原因，内在原因是功力不够。谢冕先生在序中指出我“有的诗句略显平白些，有的诗句由于锤炼不够略显粗糙些”，这都与我遣字炼句的功力不够直接有关。
我自认是一位性情中人。李瑛在序中说，“他是把自己整个心灵都放进诗句中写作的诗人”。他这句话令我心动，可谓一语中的。我的这种写作状态，也为我的诗歌带来了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从正面讲，李瑛说，“因此（他）写出的诗有血肉、有骨骼、有痛感、有生命，有极大的情感冲击力和震撼心灵的力量”。从负面讲，我自知我诗中也有一些情绪化的东西，我的喜怒哀乐全在诗中，倾倒而出，一览无余，这使得部分作品虽是生活原料，却未能升华为真正的诗歌艺术。比如《记忆》这首诗，这是《诗刊》纪念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约稿。写什么呢？我很自然地回想起自己六十年来的亲身经历，列了一个提纲放在一边。当时我正全身心沉浸在《战争史笔记》的写作中，没有时间去琢磨这首诗。交稿时限到了，我粗粗顺了一下就寄走了。这次编集，本来不打算收入这首诗，但找出来重新一读，尽管是纪事式的“提纲”，却桩桩件件都是我亲身经历之事，它勾起了我无尽的回忆，点点滴滴涌上心头。为了保持我诗歌创作的本真面貌，我宁愿在艺术上失分，也不忍将真情丢弃，仍然将它收进集子中了。类似这种情况的诗作，不止这一首。我曾经说过，我要把一些水平线以下的作品当成垃圾扔掉，但真要扔时却又犯了敝帚自珍的毛病。吕进说我懂得“藏拙”，我编这套诗集完全没有“藏拙”，只是想把我的诗歌本真面貌呈现给读者。从中筛选出一些值得留下的诗篇，那是今后的事。
我的诗中“叙述”和“议论”的成分太多，尤其在长诗中更为明显，这是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想改，但改不过来。此前，诗评家对我诗歌创作中的问题要么一笔带过，要么笼而统之，隔靴搔痒，让我摸不着头脑。这一次，吕进在序文中讲得最为透彻，一针见血，一步到位。我心悦诚服地给他发了一个短信：“知我诗之病者，吕进也！”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迫使我后来改写散文。我自感诗歌水平也就这样了，写散文可能更适合我。这些年改写散文的结果，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
吕进为我开出的“药方”是：在挥洒激情时要懂得“节制”，要把诗中的“叙述”和“议论”成分尽量“清洗”掉，这样才能提高诗的纯度。他这个观点我现在已能欣然接受。但在过去，我曾固执地反对“清洗”，我的理由是一经“清洗”就把生活的原汁原味“洗”没了。我是农家子弟出身，老百姓大清早到地里去拔一棵萝卜或青菜，都是“拖泥带水”的，根上有土，叶尖上有露珠，多新鲜啊，这才是生活。我反对“洗”掉生活的原汁原味，也许有对的一面。所以李瑛在序中说，我的某些诗句能“把最生动感人的生活和细节呈现给读者”。谢冕先生也说，虽然我的有些诗句略显平白和粗糙，“但它们仍然诗味十足，让人读起来着了迷”。这次经过吕进“点化”，我知道我的问题是没有把保留生活的原汁原味同“清洗”掉诗中的“叙述”和“议论”区分开来。说到底，还是功力不够。
三、我的军旅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