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疾恶膺等，每下诏书，辄申党人之禁。侯览怨张俭尤甚，览乡人朱并素佞邪，为俭所弃，承览意指，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而俭为之魁。诏刊章捕俭等（刊章：削去上奏文书中告发者的姓名。）。冬，十月，大长秋曹节因此讽有司奏“诸钩党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荀翌、翟超、刘儒、范滂等（钩党：互相牵引而聚为朋党。），请下州郡考治”。是时上年十四，问节等曰：“何以为钩党？”
对曰：“钩党者，即党人也。”上曰：“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邪？”对曰：“皆相举群辈，欲为不轨。”上曰：“不轨欲如何？”对曰：“欲图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谓李膺曰：“可去矣！”对曰：“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乃诣诏狱，考死；门生故吏并被禁锢。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顾为膺门徒，未有录牒（录牒：登记门徒的簿籍。汉代经学大盛，知名者聚徒教授，多者以千计，各记录其名于谱牒。），不及于谴，毅慨然曰：“本谓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脱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归。
汝南督邮吴导受诏捕范滂，至征羌，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一县不知所为。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
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仲博者，滂弟也。龙舒君者，滂父龙舒侯相显也。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凡党人死者百余人，妻子皆徙边，天下豪桀及儒学有行义者，宦官一切指为党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睚眦(yázì)：瞋目而视的样子，指小怨小忿。），滥入党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交关：交往、来往。），亦离祸毒（离：通“罹”，遭受。），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
郭泰闻党人已死，私为之恸曰：“《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语出《诗经·瞻卬》。）。’汉室灭矣，但未知‘瞻乌爰止，于谁之屋’耳（语出《诗经·正月》。）！”泰虽好臧否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危言核(hé)论：危言耸听、深刻之论。核，深探其实。），故能处浊世而怨祸不及焉。
张俭亡命困迫，望门投止（望门投止：形容困穷急迫，望门投人，以求收留。），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后流转东莱，止李笃家。外黄令毛钦操兵到门，笃引钦就席曰：“张俭负罪亡命，笃岂得藏之！若审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宁宜执之乎（明廷：对县令的尊称，与明府同。）！”钦因起抚笃曰：“蘧伯玉耻独为君子（蘧(qú)伯玉：春秋时卫国的贤大夫，名瑗，字伯玉。），足下如何专取仁义！”笃曰：“今欲分之，明廷载半去矣。”钦叹息而去。
笃导俭经北海戏子然家，遂入渔阳出塞。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连引收考者布遍天下，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俭与鲁国孔褒有旧，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后事泄，俭得亡走，国相收褒、融送狱，未知所坐。融曰：“保纳舍藏者，融也，当坐。”褒曰：“彼来求我，非弟之过。”吏问其母，母曰：“家事任长，妾当其辜。”一门争死，郡县疑不能决，乃上谳之，诏书竟坐褒。及党禁解，俭乃还乡里，后为卫尉，卒，年八十四。夏馥闻张俭亡命，叹曰：“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祸及万家，何以生为！”乃自翦须变形，入林虑山中，隐姓名，为冶家佣，亲突烟炭，形貌毁瘁，积二三年，人无知者。馥弟静载缣帛追求饷之，馥不受曰：“弟奈何载祸相饷乎！”党禁未解而卒。
初，中常侍张让父死，归葬颍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让甚耻之，陈寔独吊焉。及诛党人，让以寔故，多所全宥。南阳何颙，素与陈蕃、李膺善，亦被收捕，乃变名姓匿汝南间，与袁绍为奔走之交，常私入雒阳，从绍计议，为诸名士罹党事者求救援，设权计，使得逃隐，所全免甚众。
初，太尉袁汤三子，成、逢、隗。成生绍，逢生术。逢、隗皆有名称，少历显官。时中常侍袁赦以逢、隗宰相家（宰相家：袁氏家族，世代传习孟氏《易》学；自袁安(袁汤父)以来，四世中居三公高位者多达五人，袁逢、袁隗均在其列，故被称为宰相家。），与之同姓，推崇以为外援，故袁氏贵宠于世，富奢甚，不与他公族同。绍壮健有威容，爱士养名，宾客辐凑归之，辎、柴毂（辎(zīpíng)：辎和，都是古代带帷幔的车，属贵人之车。柴毂：贱者所乘之车。），填接街陌。术亦以侠气闻。逢从兄子闳，少有操行，以耕学为业，逢、隗数馈之，无所受。闳见时方险乱，而家门富盛，常对兄弟叹曰：“吾先公福祚，后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竞为骄奢，与乱世争权，此即晋之三郤矣（三郤：指晋大夫郤锜、郤、郤至。郤氏世为晋卿，三子凭借世资，骄奢侵权，为晋厉公所杀。）。”及党事起，闳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远遁，乃筑土室四周于庭，不为户，自牖纳饮食。母思闳时，往就视，母去，便自掩闭，兄弟妻子莫得见也。
潜身十八年，卒于土室。
初，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申屠蟠独叹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横议：高谈阔论。），列国之王至为拥彗先驱（拥彗先驱：是欢迎贵客的敬礼。彗，扫帚，指为贵客扫除尘土。），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之锅，唯蟠超然免于评论。
讲评
本篇选自《资治通鉴》卷五五至卷五六，《汉纪》四七至四八，纪年自汉桓帝延熹九年(166)至汉灵帝建宁二年(169)。
选文围绕后汉弊政之一的“党锢之祸”展开。禁锢是汉代刑罚的一种，是令犯罪者、甚至包括其亲属、门生故吏等“不得仕宦为吏”的处罚。东汉后期，官僚士大夫中出现了评议鉴品人物的“清议”之风。善于清议的人被视为天下名士，他们对人物的褒贬、品评，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乡闾舆论，并从而影响到士大夫的仕途进退。加之桓、灵二帝时期，仕途为外戚、宦官等当权者的子弟姻亲以及投靠他们的官僚所垄断，一般正直的官僚士大夫受到排斥打击，太学生等儒生也是仕进无门。故而，官僚士大夫与太学生就在无形中联合起来，成为反对外戚、宦官特别是当权宦官的政治力量，太学也就成为清议的中心。
清议又与朝廷上的权力斗争、包括外戚与宦官之争交织在一起，故有桓帝、灵帝时期“党锢之祸”的发生。此篇文笔极佳，人物刻画生动、传神；叙事流畅而波澜起伏，读起来扣人心弦，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东汉末年士大夫能够在与宦官的斗争中互相声援，崇尚名节，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这与东汉一朝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
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以来，儒学在社会中的影响日渐凸显。但西汉末年士人无行，为利禄而献媚王莽。光武帝在提倡儒学的同时，还极力表彰气节，对隐居山林、不仕王莽之人，多方搜求，重礼征聘，以示对名节的尊崇，以达“举逸民天下归心”之目的。这些重儒举措，不仅鼓励了向学风气、培养了大量统治人才，也培养了注重名节的社会风气。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光武帝“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未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这不仅是顾炎武一人的看法，《后汉书·儒林传》“范晔论”以及司马光《论教化风俗之重》(见第三讲)，均持此种认识。
此外，司马光在申屠蟠感叹时事后，有一段评论文字颇值得注意。他说，“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卓乎其不可及已！”此段文字中，司马光对党人欲以口舌救国之举，表现出不甚认可的态度。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党锢诸贤，或曰忠以忘身，大节也；或曰激以召祸，畸行也。言畸行也，奖容容之福以堕士气；言大节者，较为长矣，而犹非定论也。”
究竟该如何评价党人及其举动，是历史留给后人的一个沉重话题。
思问录
汉末士人在与外戚和宦官的斗争中为什么招致“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的悲惨结局？
党锢诸贤崇尚名节的精神体现了中国传统士人怎样的政治品格？
延伸阅读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王子今.王咸举幡：舆论史、教育史和士人心态史的考察.读书，200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