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域外文化交流
经过西域的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北方毛皮贸易通道及本书第6章讨论过的东洋与南洋航路的开通，创造了空前便利的对外文化交流的条件。
丝绸生产的精纯技艺是秦汉文化受到各国景慕的主要因素之一。丝绸贸易是当时举世瞩目的重要经济形式。中国内地出产的丝绸出土于武威、敦煌、额济纳、吐鲁番、库车、拜城、巴楚及楼兰、尼雅，乃至中亚细亚的肯科尔、撒马尔罕等地，标记出运输丝品的商队沿丝路西行的足迹。俄罗斯叶尼塞河畔奥格拉赫提公元2世纪的墓葬中出土汉锦，蒙古诺因乌拉汉代墓葬出土曾发现于长沙马王堆汉墓和武威磨咀子汉墓的菱纹起绒锦，说明北方毛皮贸易通道也有中国丝品西运。据记载，中国丝绸曾经风靡罗马上层社会。埃及卡乌和幼发拉底河中游的杜拉欧罗波等当时归于罗马帝国版图之内的城市，都曾发现公元4世纪左右由中国丝加工的织物，说明自汉代开始繁荣的丝路贸易常盛未衰。
新疆罗布泊地区出土汉锦图案中所见“登高明望四海”的文字，可以体现当时汉文化面对世界的恢廓的胸襟。
在喀布尔以北70公里的帕格曼，曾出土汉代漆奁、漆盘和漆耳杯等。巴基斯坦古城塔克西拉也曾出土中国出产的玉，其西运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世纪。又有资料说明，中国新疆的软玉，在这一时期还远销中亚、西亚甚至埃及地区。在非洲的麦洛埃还曾发现过制作年代大约为公元3世纪的铁铸汉式三足炊器。在秦汉时期开拓的域外通路上，还曾发现汉代输出的釉陶、麻织品及各种装饰品等。
秦汉时期冶铁技术和穿井技术的西传，对于世界文化的进步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
西域地区乃至大宛以西至安息，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冶铁技术比较落后，轮台、渠犁“其旁国少锥刀”（《汉书·西域传下》），“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不知铸钱[铁]器裴骃《集解》：徐广曰：“多作‘钱’字，又或作‘铁’字。”《汉书·西域传上》作“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史记·大宛列传》）。《汉书·陈汤传》说，汉成帝时，陈汤曾比较西域“胡兵”与汉兵的装备：
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令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
所谓“颇得汉巧”，是说汉人铁兵器制作技术已逐步传播到西域以至更远的地区。塔吉克语中铸铁称уЯН，鞑靼语则称уeН，俄语亦称уГуН，追溯其语源，皆出自汉语的“铸”。有苏联学者考证，活动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费尔干纳人是中国铸铁技术西传的中间人。参见［苏］AA罗布卓夫：《“铸”一词的来源》，载《铸造》，1957（8）。《汉书·西域传上》：“鄯善当汉道冲，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作兵略与汉同。”显然汉地钢铁兵器制作技术的西传，正是经由丝绸之路。在汉代龟兹都城所在地进新疆库车的阿艾山，曾发现古代冶铁遗迹，出土汉代陶罐、陶、炼铁用坩埚及铁渣、铁矿石等。陶形制与传世汉代“霸陵过氏”相同。这处汉代冶铁遗址的发现，有助于认识当时中原冶铁技术西传并推进丝绸之路沿途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参见史树青：《新疆文物调查随笔》，载《文物》，1960（6）。有关“”的资料，可参见周萼生：《汉代冶铸鼓风设备之一——》，载《文物》，1960（1）。老普林尼（Plinius Secundus）在《自然史》中写道：“在各种铁中，赛里斯铁名列前茅。赛里斯人在出口服装和皮货的同时也出口铁。”说明汉地铁器西传远至罗马，并因质量精良享有极高的声誉。由于中国钢铁兵器西传时曾于木鹿集散，罗马史学家普鲁塔克将安息骑兵所使用的以中国钢铁锻造的兵器称之为“木鹿武器”。印度梵文中有以cina称钢者，意为“秦地生”，也可以说明中国钢铁对印度文化的影响。
汉武帝太初年间贰师将军李广利军远征大宛取善马，“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于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这是当时先进生产技术应用于军事的例证。由于汉军“先至宛，决其水源，移之，则宛固已忧困”，又攻破外城，于是宛人大恐，杀其王求和。李广利等因“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若坚守，“而康居候汉罢而来救宛，破汉军必矣”，于是接受议和条件（《史记·大宛列传》）。汉昭帝始元四年（前83），“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汉兵至，无奈我何”，即“穿井数百，伐材数千”（《汉书·匈奴传上》）。说明“穿井”技术也传至匈奴。所谓“秦人”，即来自内地的汉人。颜师古注：“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然而由“宛城中新得秦人”，推想汉时亡人仍称“秦人”，这是因为西部地区长期受到秦文化影响，认识中原文明首先需通过秦人的缘故。
《汉书·西域传下》：“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孟康解释所谓“卑鞮侯井”：“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汉书补注》引徐松曰：“胡注谓时立表穿渠于卑鞮侯井以西，案今敦煌县引党河穿六渠经县西下流入疏勒河，归哈喇淖尔，淖尔西即人沙碛，岂古六通渠遗迹欤？”或据白龙堆地里，以为渠在罗布汛北岸参见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142页。，所谓“居庐仓”，很可能就是罗布淖尔汉简所见“居卢訾仓”罗布淖尔汉简：“居卢訾仓以邮行”（13），“河平四年十一月庚戌朔辛酉口守居卢訾仓车师戊校■”（15），“■交河曲仓守丞衡移居卢訾仓”（16），“元延五年二月甲辰朔己未□□□土口尉临居卢訾仓以■己卯□□□□□□□即日到守□”（17）。（林梅村、李均明：《疏勘河流域山土汉简》附录《罗布淖尔汉简释文》，98页）。汉地农业技术西传，与汉王朝派遣军队在西域地区设立屯卫据点有关。汉军屯田，起初西域贵族有以为“迫吾国而田，必为害”者，但农耕文化不久就对当地游牧经济形成具有积极意义的冲击。甚至匈奴人亦相仿效，汉昭帝时“使四千骑田车师”，汉宣帝即位，遣五将将兵击匈奴，方迫使“车师田者惊去”。而“汉复遣长罗侯（常）惠将三校屯赤谷”，赤谷城址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伊什提克。农耕文化的影响进一步向西推移，使得原本“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的乌孙人也开始了早期农业经营，以致一度“皆以为此天地所以界别区域，绝外内”（《汉书·西域传下》）的险山荒漠等地理障碍，不再是分隔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简单的定界。新疆昭苏发掘的一座乌孙墓葬的封土中，发现了一件汉式铁犁铧，“其形制与关中礼泉、长安、陇县等地出土的西汉中晚期‘舌形大铧’非常相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174页。。在苏联有关乌孙文化的考古工作成果中，也可以看到说明其农业经营的资料，如谷物及农作和粮食加工工具青铜镰刀，石磨盘、石碾等遗物的出土参见［苏］阿基舍夫：《1954年伊犁考古考察团工作报告》，见《历史、考古和民族研究著作集》第1卷，阿拉木图，1956年；［苏］阿基舍夫、［苏］库沙耶夫：《伊犁河谷塞克与乌孙的古代文化》，阿拉木图，1963年。，都可以反映当时乌孙农牧结合的经济形态及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