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儒学的产生早于经学，孔子在创立儒学时，整理六经，后世儒家学者根据这些经典及解释经典的传记，逐步形成了经学。经学起源于战国，奠基于汉代。对这个过程，蒙文通作了一定的探讨，认为在周秦之际，儒学与诸子学互为采获，相互汲取，互相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儒学经说荟集诸子说以为经术之中心，汲取诸子百家之长而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也使得经学大盛。所以蒙文通强调，六经与百家相得益彰，经学与诸子学不得脱离，离之则两伤。尽管蒙文通一定程度地肯定诸子学的地位和作用，但与经学相比，蒙文通认为，儒家经学的影响远超过诸子，包括诸子在内的子、史、文艺等学，都是不可与经学相抗衡的。认为经学是中国民族无上之法典，渗透到思想行为、政治风习等各个方面，对儒家经学予以充分肯定。并批评近代以来以西学之学科分类来衡量经学，而不顾经学在民族文化中的巨大力量和巨大成就的现象。
（一）儒学与诸子学互为采获
先秦时儒学只是当时百家中的一家，并未取得独尊的地位，而是与诸子百家展开争鸣，以求被用于世。诸子百家，其说各异，它们分别代表了当时不同阶层不同社会集团的意志与愿望，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世变持不同的见解，并提出不同的治世之道。从中国文化总的历史发展过程看，各家程度不同地影响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共同文化的形成，成为中国文化有机构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蒙文通认为周秦时期，包括儒学在内的诸子之学皆互为采获，相互融合。他说：“周秦之际，诸子之学，皆互为采获，以相融会。韩非集法家之成，更取道家言以为南面之术，而非固荀氏之徒也。荀之取于道、法二家，事尤至显。邹生晨曦谓：‘《庄书》有诋詈孔氏者，为漆园之本义。《杂篇》中乃颇有推揖孔氏者，为后来之学，有取于儒家。’亦笃论耶！”蒙文通列举战国时期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之学互为采获，以相融会而推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事实。指出韩非虽集法家之大成，但他也汲取了道家的南面之术，也不仅仅是儒学代表人物荀子的弟子。而荀子作为战国末儒家著名人物，他也明显汲取了道家和法家的思想，融儒、道、法于一体。即使拿《庄子》一书来说，其书中既有批评孔子儒家之处(这应是《庄子》书的本义)，但《庄子》之《杂篇》又有推崇孔子的地方，这是其后学受儒学影响，有取于儒家之处。这表现出儒、道、法等各家在当时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情形。不仅如此，儒家还受到墨家的影响，儒、墨、法各家均有所长，儒家汲取诸家，而使自己的学说恢宏卓绝，日趋精密。他说：
周秦间原为诸子学术最发达之时，……《韩非子》言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试详究之，知儒之分为八者，正以儒与九流百家之学相荡相激，左右采获，或取之道，或取之法，或取之墨，故分裂而为八耳。先秦晚期各派，法家、道家皆与他派相出入，韩非、庄子尤为显著。儒家之事，正亦如此。汉代经师有法殷、法夏之说，继周损益，二代孰宜，于此不免自为矛盾。及究论之，法家自托于从殷，儒之言法殷者为《春秋》家，实取法家以为义也；墨家自托于法夏，儒之言法夏者为《礼》家，实取墨家以为义也。儒家原为从周，故孔、孟皆偏于世族政治；而法家始主于扩张君权，墨家欲选天子，庶人议政，入于民治思想。自儒兼取墨法之义，而理义之恢宏卓绝为不可企及；其人生哲学亦显有取于道家，而义亦益趋于精致。
指出周秦间是诸子学术最发达的时期，而《韩非子》所言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其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儒家与诸子百家之学相激相荡，左右采获，要么取之于道家，或取之于法家，并取之于墨家，由于儒学所取之于道、法、墨等各家学说的不同，受到诸子学的不同影响，使儒学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与先前之儒学有不同，所以儒分裂为八派。到了先秦的晚期，法家、道家等各派皆与其他学派相出入，而以法家的韩非和道家的庄子更为显著。儒家也正是如此，在与各家的出入互采中，得以发展。比如就法殷、法夏，继周损益而言，儒家就汲取了法家、墨家的思想。蒙文通认为，在儒家之中，有法殷的《春秋》家，有法夏的《礼》家。其法殷的《春秋》家就是汲取了法家的思想，而法夏的《礼》家，则是汲取了墨家的思想。认为儒家原本从周，希望恢复以“周礼”为准则的社会秩序，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上下等级、尊卑贵贱的社会规范，所以孔、孟儒家偏于世族政治；而法家主张扩张君权，用赏罚、法令来控制人民；墨家则反对贵族世袭制，主张有能则举之，甚至连天子也不应世袭，而应由选贤产生，并主张庶人议政，提倡民治。蒙文通认为，自儒家在与诸子的争鸣中，兼取了墨家、法家之义，使得自己的思想理义达到了“恢宏卓绝”的地步而不可企及。就拿儒家的人生哲学来说，也有明显汲取道家思想之处，儒家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与道家的“安时而处顺”人生观相结合，使其义也更趋精致。儒学在与诸子百家的相互采获中，得到发展，这对于儒家经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蒙文通分析了先秦时期，儒学与诸子百家之学的相互关系，它们在相互争鸣、彼此攻击不已中，学术界逐步走向统一，为汉代的经学独尊打下了基础，而诸子百家中的有的学术则衰落了。他说：
《庄子·天下篇》把当时的学术平行论述了一番，说是有旧法世传之史一派，有《诗》、《书》、《礼》、《乐》一派，有百家之学一派。这三派学术，在当时都是很有势力的。我们拿他这几句话来仔细推寻，便可知汉人的学术，……六经和百家，他们既和旧法世传之史异派，便要认他们是新派了。……黄帝的学问，从伊尹到太公、管仲，都是一派下来的。到周的时候，周公是和太公不大相同的，一个讲道德，一个讲仁义，一个是讲兵权，一个是讲礼乐，便对抗起来了。太公是道家的法嗣，是旧派；周公是儒家的始祖，是新派。从周初直到春秋末年，经过了许多的战争，社会自然便发生了许多变化，旧的学说是不能满足适合人民的思想的，旧的制度也维持不住社会的现况，这便自然会发生新的进步的哲学。儒家有个紧接周公的孔子，修订六经，发挥仁义。道家的学术，便四分五裂，发生了许多的派别，只有老子守着他一部分要约的内容。……九流百家便一齐都从这里发生出来，但是他们都归本于黄帝。……荀子评论当时的学术，注重的只是道、墨、儒三家，……添入一个名、法，也还只是五家，这才是很有价值的学说。……在百家争鸣、攻击不已的时候，学术界便发出需要统一的趋势了，吕不韦趁着这机会集合许多宾客在那里合作，著出了八览、六论、十二纪来，这便是当时的杂家，他是想集取百家之所长，不专主那一派的。到始皇统一了天下的时候，他把《诗》、《书》、百家语这两大派一齐都立在学官，便禁止民间收藏这两派的书，……他是要用政治的力量把百家私学统一起来，从此，百家私学便一落千丈。到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诸子学说便从此衰歇，只有官学一派独传了，只有儒家和道家独传了。所谓三大派中，墨学便成了绝学，名家、法家也渐绝灭了。
蒙文通引述《庄子·天下篇》所言，把先秦的学术分为三派，一派是旧法世传的史学派，一派是讲《诗》、《书》、《礼》、《乐》等六经的儒学派，再就是百家之学一派。认为这三派不仅在当时很有势力，而且还一定程度地影响了汉人的学术。三派之中，旧法世传的史学派属于旧派，而六经学和百家之学，与旧法世传之史学派相异，故为新派。他认为，包括儒家在内的九流百家之学都归本于黄帝，都以黄帝为文明、文化创造之源，而不仅以黄帝为某一家的始祖。黄帝的学问，到周的时候，出现了周公与太公的不大相同，其中太公讲道德，讲兵权，是道家的法嗣，是旧派；而周公则讲仁义，讲礼乐，是儒家的始祖，是新派。又从周初到春秋末的孔老之时，社会经历了不少战争和变化，旧思想、旧制度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现状，于是产生了新的哲学。孔子继承周公，修订六经，以仁释礼，发挥仁和义的思想；而道家则四分五裂，只有老子讲到道家的要约。他显然认为在孔、老之前儒、道两家都另有创始人，并认为当时天下大乱，莫衷一是，各家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于是产生了诸子百家争鸣，而它们皆归本于黄帝。虽然百家之说，争相用世，但蒙文通引荀子所评，看重的只是儒、道、墨三家，再添上名家、法家，认为有价值的不过这五家。随着时代、学术的发展，蒙文通认为在诸子百家争鸣、相互攻击不止的时候，学术界也出现了逐步统一的趋势。秦相吕不韦召集宾客，撰成《吕氏春秋》，以图集百家之长，而不专主某一家，成为杂家的代表作。而秦始皇则把《诗》、《书》之学和百家语之诸子学两派均立在学官，同时禁止民间收藏儒家和百家的著作，目的是要用政治的力量来统一百家私学，致使除立在学官的《诗》、《书》、百家语外，百家私学则衰落了。之后，汉武帝罢黜百家，诸子学也就从此衰落了。但蒙文通认为，罢黜百家后，并未独尊儒术，即不仅儒家，而且道家也在传袭，儒、道、墨三大派，只有墨学成为绝学。
这种说法，与人们理解的当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史的情形有别，因当时崇尚黄老道家的窦太后去世后，黄老道家也就逐渐失去了市场，走向衰微。即使按照人们所说的汉武帝虽独尊儒术，但也儒法并用，外儒内法，那也不应是道家还在“独传”，“法家也渐绝灭了”。其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行，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上的诸侯割据、分封治国的局面造成的，它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随着秦汉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建立，社会政治、经济的统一，必然要求学术与文化的统一。然而用什么学术来统一思想文化，却是经过了历史的选择。秦王朝崇尚法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焚书坑儒，实行严刑峻法，否定伦理道德的价值，很快就激化了社会矛盾，亦不利于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伦常关系，结果至秦二世而亡。由此暴露了法家学术的局限和弊病，表明单纯用这种法家学术来统一思想行不通。汉初尊奉黄老之道，借黄帝之名，取老子之学。黄老道家崇尚清静无为，主张“清静自定”，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它基本适应了汉初社会恢复经济的需要而取得优势地位。但黄老道家崇尚自然，不讲社会人文伦理，这与法家相似，故不能满足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因此，黄老思想亦不适应封建大一统的政治，它让位于新的思想是必然的。应该说，在诸子百家中，只有儒家学说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客观需要，能够适应封建大一统政治的需要，因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不是“百家争鸣”的反动，而是“百家争鸣”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儒术独尊，是以儒家思想为本位，兼取诸家思想，并不是对诸子百家的绝对排斥。独尊儒术，兼取诸家的实行，是思想完成统一的标志。从此，儒学占据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导地位。
到后来，蒙文通客观地看到儒家之六经学与诸子百家之学相得益彰，不相脱离的关系。他说：“非诸子之出于六经，实经说之能荟集诸子以为经术之中心。究诸子之义理，始觉千歧百异毕有统摄，毕有归宿。六经与百家，必循环反复，乃见相得而益彰。晚周与先汉，离之则两伤也；先秦以往之思想毕萃于汉，而岂特汇儒者一家之说使结晶于是哉！”认为晚周的诸子学与先汉的经说是相互联系、相得益彰的，不是说诸子出入于六经，而是说儒家经说能够汲取诸子百家思想之长而成为经术之中心。汲取了诸子义理之长的儒家经说在千歧百异之中能有统摄和归宿，是对自先秦以来各家思想的荟萃，而并非仅是儒学一家思想的结晶。所以应把六经与百家说联系起来，而不是相互脱离和相互对立，它们之间关系的特点是在互为采获中相得益彰。
（二）汉代经学融会百家而综其旨要于儒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