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古人作年谱完全是一种论世知人的工作，表面看去好像不过一种以事系时的功夫，并不很难；仔细一想实在很不容易。我们要替一个学者作一本年谱，尤其如此；因为我们不但对于他的一生境遇和全部著作要有细密考证和心知其意的功夫，而且对于和他有特殊关系的学者亦要有相当的研究。对于他当时一般社会的环境和学术界的空气亦必须要有一种鸟瞰的观察和正确的了解，我们才能估计他的学问的真价值和他在学术史中的真地位。所以作年谱的工作比较单是研究一个人的学说不知道要困难到好几倍。这种困难就是章实斋所说的“中有苦心而不能显”和“中有调剂而人不知”，只有作书的人自己明白。
胡适之先生的《章实斋年谱》就是这样作成功的。我记得当民国十一年二月商务印书馆把这本《年谱》印好寄给他的时候，他曾经有下面这一段日记，我现在替他发表出来，来证明我上面所说的话并不是一种玄想。他的日记上说：
此书是我的一种玩意儿，但这也可见对于一个人作详细研究的不容易。我费了半年的闲空工夫，方才真正了解一个章学诚。作学史真不容易！若我对于人人都要用这样一番工夫，我的哲学史真没有付印的日子了！我现在只希望开山辟地，大刀阔斧的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工夫。但用大刀阔斧的人也须要有拿得起绣花针儿的本领。我这本《年谱》虽是一时高兴之作，他却也给了我一点拿绣花针的训练。
适之先生此地所说的甘苦，我们看了谁亦要表同情。不过他说这本《年谱》是他的一种玩意儿，一时高兴之作；我个人却不敢同意。我以为适之先生所说的一种玩意儿，一时高兴之作，正是章实斋所说的：“天下至理，多自从容不迫处得之；矜心欲有所为，往往不如初志。”所以就我个人讲，一面想到作《年谱》这种工作的困难，一面看到适之先生这本《年谱》内容的美备，我实在不能不承认这本书是一本“即景会心妙绪来会”的著作，不是一种“玩物丧志无所用心”的玩意儿。这种工作当然不免有疏漏的地方，但是我们坐享其成的读者却不应过度的去求全责备。
今年秋间王云五先生因为很赏识适之先生这本《年谱》，所以要把他选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里面去，预备将版式改排。适之先生知道了，就很虚心的趁这个机会托一个对于章氏学说很有研究的人代他增补一下。这位受托的人就是刚从北京清华研究院毕业，南下旅居上海努力读书的姚达人先生。当达人先生进行他那增补工作的时候，他每星期总要到我的家里来交换一次我们对于史学的意见。他因为研究章氏已经三四年了，身边又带有充分的材料，所以能够从九月到十月不满一个月的工夫就完成他的工作。我知道他实在补进了不少的材料，而且有一部分材料是适之先生当时还没有发现出来的；因此这本《年谱》的内容更加美备了。
达人先生增补完工之后，就把这增补本交给适之先生去校正。适之先生看了一遍完全同意；并且向达人先生说，他近来听见我对于章实斋的史学已经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所以要叫我代他们两人再作一篇序表示我近来的心得。当达人先生把这话告诉我的时候，我很是迟疑，但是亦就立刻答应。
章实斋在《文史通义·匡谬》篇中曾经说过：“书之有序所以明作书之旨也，非以为美观也。”这是一句很合理的话。我们应该服膺他。我既然不是做这本《年谱》的人，当然不应该谈这本《年谱》的“作书之旨”。适之、达人两位先生和我三个人既然多少都是私淑章氏的人，那末适之先生不该发起叫我作这篇序，达人先生不该附和他，我亦不该答应他。这是我所以迟疑的缘故。但是我当时反省了几分钟，终于答应了，而且自己觉得很有理由。
第一我和适之、达人两位先生有一种特殊的交情。我和适之先生的文字交，始于民国二年的夏季。我记得当时他是《留美学生季报》的编辑，我是一个投稿的人。民国四五年间我和他才在纽约常常见面谈天，成了朋友。民国六年以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了五足年的书，又和适之先生同事，而且常常同玩。他和我不约而同而且不相为谋的研究章实斋，亦就在那个时候。结果他做成一部很精美的《年谱》，我作了一篇极其无聊而且非常肤浅的“管见”。我的翻译《新史学》亦就是在这个时候受了他的怂恿。民国十一年后我到杭州办了两年最无聊的教育，受了两年最不堪的苦痛。可巧这时候适之先生亦就在西湖烟霞洞养他的病；而且据我所知，这次的休养是他平生最长的一期。现在我们两人又不期而然不约而同的同在上海过活了。我以为就十七年来行止上看，我们两人的遇合很有点佛家所说的“因缘”二个字的意味。
至于我和达人先生的交情，比较的时间很短。我们两人开始互通音问，不过三年；两人见面不过数月。但是我看见他这样热心的研究章实斋，他今年夏天为了研究章实斋冒暑到绍兴去，到杭州去；我又看见他这样热心的努力学问，甚至辞去各地学校的聘请，单身自备资斧留居上海，一心向学问上努力。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学术界的情形和一般社会的风气，对于达人先生这种心胸那能不肃然起敬呢？他在上海的时候，每星期总要到我的家中谈一次话；而章实斋有时就做我们谈话的中心。所以我们定交的时期虽短，交情却已不浅。所以就我和适之、达人两位先生的交情而论，我虽然不敢以“章氏同志”的名义来互相标榜，我对于他们两位研究章实斋史学的经过却还配说几句话。
其次我所以敢于承受他们的委托作这一篇序文的原因，就是我想趁这个机会，表示我自己一点忏悔的意思。我的研究章实斋大约在民国八九年的时候。现在自己回想那时候的情形，正像乡下土老游了半天的上海，就回家去向乡下人大谈上海的风光一样，我那篇《章学诚史学管窥》的文章就是这样做成功的。我现在每再读一遍《章氏遗书》，总要回想到那篇肤浅贻笑的文章不该发表，背上总要流了一次汗。我因为要想利用这个机会说几句忏悔的话，所以对于他们两位的委托，不但不加拒绝，反而极其愿意了。
章实斋推崇郑樵的时候，曾经说过：“自迁、固而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现在我把他这几句话来做一个比论。我觉得从前研究章实斋的人，恐怕都只是求《文史通义》的事和文而不求他的义。从前的学者对于《文史通义》何尝不看得很宝贵。我们只要看章氏生前和死后一般学者争读或者争刊《文史通义》的情形，真有“洛阳纸贵”的神气。这种热心章氏学说的人我们当然不能不表示相当的敬佩，因为他们总算是能够赏识《文史通义》的人了。但是我以为他们所赏识的部分和我们现在所赏识的部分，却有根本上不同的一点：这就是他们所赏识的是《文史通义》中的事和文，我们所赏识的却是义。
我觉得从前赏识《文史通义》的学者差不多可以分做两大类：识见较高一点的，用经今古文的眼光来观察章实斋，硬要把他拖到“门户”里面去，把“六经皆史”这句话看做章氏一生学问的唯一供献。而所谓今文家中人亦就扭住了这句话来打倒《文史通义》的全部书。古文家误以为章实斋的《文史通义》是拥护他们的护符；今文家又误以为章实斋的《文史通义》是打倒他们的凶器。结果他们两家都把章实斋看做“门户”中人了。我以为章氏固然是门户中人；这种拖人下水使他同流合污的情形，在科学方法还没有传入以前的中国学术界谁亦免不了；这不是章氏的罪过。但是我以为章氏真正的面目和伟大的供献，绝对不在“门户”中，却在门户外。这一班学者就是我的比论里所谓只能赏识《文史通义》中的事的人。
另外还有一班学者很赏识《文史通义》中的文章，他们对于章氏讨论课蒙作文等方法的文字，尤其倾倒到万分。我以为他们这种识见实在是一种“帖括”的识见，亦是一种“骨董”的识见。他们所赏识的《文史通义》，是赏识“墨卷”，赏识“册页”。章氏的文章当然是模范的“墨卷”和宝贵的“册页”。那是无疑的了。但是我以为章氏真正的面目和伟大的供献，绝对不是他的文章，却是他文章中所存的义。这一班学者就是我的比论里所谓只能赏识《文史通义》中的文的人。
我细细把适之、达人两位先生的著作读了一遍之后，我敢说据我所知道的人而论，惟有他们两位才真正能够赏识《文史通义》的义。我以为章氏的供献，并不在事，更不在文，实在在义。这个义就是他对于史学的卓见。这种卓见最重要的，我以为有三个。我以为适之和达人两位先生已经能够把他们提出来编到这本《年谱》里面去了。但是因为《年谱》分年的缘故，这种卓见不能不分散到全书的各部分，读者不容易一目了然；所以我在此地代他们两位做一点比类的功夫，并且就把这一点功夫当做我自己近来研究章氏的心得，请他们两位指教。
我以为章氏对于中国史学上的第一个大供献就是记注和撰述的分家。换句话说，就是他能够把中国二千年来材料和著作畛域不分的习惯和流弊完全廓清了，而且因此并能够把通史的旗帜树得非常的鲜明夺目。这是章氏独有的特识。原来自从唐代刘知几首倡纪传编年两种体裁的学说以后，中国史籍上材料和著作的门类从此不分；而且这两种体裁并亦从此变成我国史籍分类的标准了。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编年类的序里面说：“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荀悦又改纪传为编年。刘知几深通史法，而《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则编年纪传，均正史也。”刘氏两体说的根深柢固定为一尊，就此可见一斑了。我以为我们倘使用史料的眼光去看我国这样丰富的史籍，又何必独限两体？照《四库全书》的例分做十五类，亦何尝不可？因为所有史籍既然都当做史料看，那末类例的繁简在史学上就没有很重大的关系了。
我国史籍的门类自从尊奉两体为正宗以后，不但所有历史的著作，永远在两体里面翻斤斗；就是通史一类著作亦几乎从此失去了独立的希望了。郑樵虽然曾经辨明“史”和“书”的不同，而且高树通史的旗帜，但是能够赏识他的人实在寥寥可数。《四库全书》里面“别史”一类，虽然大概都是含有通史性质的著作，但是《总目》叙里所说的话，依稀恍惚，并没有露出一点通史的意思；只是在《通志》的“提要”里面稍稍提及了一点通史的源流。纪昀的学问这样渊博，好像还没有见到通史是可以自成一家的一种著作。这不是材料和著作没有分清的一种流弊么？后来我国的历史家尤其正史家看见司马迁用纪传的体裁得到了著作的美名，往往一心一意的去做所谓貌同心异的工作；因此我们就有了《三国志》、《新五代史》和《明史》这一类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作品。当做通史看，嫌他们太繁杂了；当做史料看，又嫌太简单了。这不是材料和著作分别不清的又一个流弊么？
章实斋见到了这一点了。所以他在《史考释例》那篇文章里面，虽然还说“纪传编年未有轩轾”的话，但是他对于材料和著作的分别看得很明，说得很透。他在《书教》篇里面说：
易曰：“筮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
章氏此地所说的“撰述”，不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著作”么？所以要能够决择去取例不拘常。他所说的“记注”，不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史料”么？所以要能够赅备无遗体有一定。他这种见解或者受了刘知几和郑樵的暗示亦未可知；因为刘氏在《史通·史官建置》篇里面，曾经有过下面几句话：
夫史之为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
郑樵在《夹漈遗稿·寄方礼部书》中亦曾经说过几句惊人的话：
有文有字，学者不辨文字；有史有书，学者不辨史书。史者官籍也，书者书生之所作也。自司马以来，凡作史者皆是书，不是史。
刘氏所说的“当时之简”和“后来之笔”，以及郑氏所说的“书”和“史”，显然可做章氏所说的“撰述”和“记注”的张本。但是我们看到章氏所说的话这样透辟，这样明白，很觉得不是自己对于史学原理“心知其意”的人，决办不到。
而且，章氏对于材料和著作关系的密切看得极清，说得极精；比较刘氏单单说了“相须而成其归一揆”八个字，真是大有“天渊之别”了。章氏在报黄大俞先生书里说：
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拙刻《书教篇》中所谓圆神方智，亦此意也。但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出得所凭藉有以恣其纵横变化。又必知己之比类与著述者各有渊源；而不可以比类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类之整齐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轻畸重；则善矣。盖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而不可，而其人之才固易地而不可为良者也。
章氏此地用“韩信用兵”和“萧何转饷”两句话来形容材料和著作互相为用的关系，真可以说是深切著明天造地设的比论了。但是现在编纂我国国史的人好像还要努力追随司马迁的决择去取，不屑做班固那种赅备无遗的功夫，那真章氏的罪人了。我国现在的史学界要等到西洋史学原理介绍进来以后，才满口高谈“史料”二个字，真是有点不好意思呢！
章氏对于史学上第二个大供献我以为就是他对于通史这一类著作的观念表示得非常切实非常正确。我在上面曾经说过：我国史籍的门类自从尊奉纪传编年两体为正宗以后，不但所有历史的著作永远在两体里面翻斤斗，就是通史一类著作亦几乎从此失去了独立的希望。所以刘知几虽然露过一点通史的意思，郑樵虽然有过通史的主张，但是《四库全书》把通史归到不伦不类的别史一类里面去。独有章氏对于这一点见得很到，他在《文史通义》里面所发表的通史观念真可以说是详尽无遗首尾完具。通史的意义怎样？通史的利弊怎样？通史编纂的沿革怎样？章氏对于这三个问题都有极深刻的了解。从前刘知几在《史通·惑经》篇里面，虽然曾经有过下面几句话：“书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读者求一家之废兴，则前后相会；讨一人之出入，则始末可寻”；但是此处所说的“前后相会始末可寻”，不过稍稍流露一点通史的意思，决不能和章氏所抱的“纵横经纬”的观念相提并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