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郭先生一生中，还有不少出乎意料的举动。而这些举动，又常常能折射出当时中国变幻不定的政治风云。大凡认识郭先生的人，或许都会注意到他的口讷，因此很难想像他年轻时候的口若悬河，更难想像他曾是一个激进的左翼学生。譬如1936年他在中央大学，曾发表纪念鲁迅的演说，被收入《鲁迅先生纪念集》(署名郭光)。他还翻译了美国共产党员约翰.里德 (John Reed)描述苏联十月革命的纪实作品—《震撼世界的十天》，其文笔之流畅，译文之精准，让人无法相信郭先生那时大学尚未毕业。到了美国以后，虽然他为外交部工作，但却仍然保持了左翼的立场，因此他在回忆那段经历的时候，常以 “身在曹营心在汉 ”来形容。事实也的确是如此。记得他有一次对我说， 194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去美国治疗高血压，路经新奥尔良，曾与郭先生交谈，并希望延揽他到史语所工作。傅斯年在一年以后，随国民党撤退到了台湾，而郭先生则积极与中共地下党接头，准备回国，报效祖国。经过多方奔走，他在1950年实现了这一愿望，携师母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搭船回国了。他们是 1949年之后回国留学生的第二批，也是最后一批。以后《人民画报》刊载了这批留学生的照片，郭先生一家坐在了第一排，神采奕奕，意气风发。
郭先生由于在学生时代，便从事左翼学生运动，因此与不少地下党员，都有来往和接触。他们一家的回国 ，便得到了李春晖 (曾主持当时留学生事务 )的协助。其他与郭先生熟识的中共领导 ，还有许立群、周克等。他回国的时候，带有地下党的两封介绍信 ，一封给廖承志 ，并由其安排 ，到那时还由周恩来主持的外交部工作。但郭先生到了华北革大受训之后 ，决定从事教育工作 ，因此这两封介绍信便沉入箱底 ，连师母都不知道 ，直到文革中抄家才得见天日。有关自己早年的 “革命 ”经历 ，他从来没有与我们学生谈起过 ，更不要说夸耀了。以后政府曾与他谈过 ，认为凭他学生时代的左翼活动 ，他可以在退休后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 ，但对于这个让许多人垂涎的名誉 ，郭先生则轻易地将它放弃了。
郭先生的狷介和耿直 ，使他淡于名利。他当时决意回国效力 ，如果就经济而言 ，损失颇大 ，因为当年如果他不回国 ，便有机会到联合国从事翻译工作 ，退休以后 ，待遇将会十分优渥。而他和师母以后到美国安度晚年 ，则只能屈身在一所一房一厅的老人公寓里 ，与他当年没有回国的朋友的豪华住处相比 ，几有天壤之别 ，但他并不因此而后悔当时的决定 ，而是仍然十分关心祖国的繁荣发展 ，并对共产主义的历史命运 ，作出了认真的思考反省 ，并以八十多岁的高龄，仍然笔耕不辍 ，让吾辈钦佩不已。但他对于自己的过去 ，却无意夸耀。纽约圣约翰大学的李又宁教授研究郭先生这一代的留学生 ，希望他能写一回忆录。但虽经我多次催促郭先生 ，但他仍然不愿动笔 ，而总是谦虚地说 ，自己一生平凡 ，不值得留下纪录。我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 ，写于 2006年2月4日，也即他逝世前的两个月。他在其中写道 ：“我已年逾九十 ，在学术上也很难有什么贡献了。我所关心的 ，是人类的未来和祖国的前途。我期待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寥寥数语 ，却比许多长篇大论都要精彩得多 ！在他逝世以后才知道 ，他在得病以后 ，在儿、媳的敦促和帮助下 ，才写下《九十自叙》的短文 ，简单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他仍无意将此发表 ，只是想对幼时母亲的慈爱、表亲对他早年求学的援助和 “文革 ”当中华东师大年轻同事和学生对自己的保护 ，表达一种怀念和感激之情。
郭先生的学问 ，跨越了世界史的许多领域 ，为国内世界史研究的一流学者。他在回国以后 ，出版了多种著作 ，除了上面提到的《西方史学史概要》以外，尚有《世界古代史简编》，《世界中世纪史讲稿》，《文艺复兴》，《世界文明史纲要》、《地理大发现》，《美国独立战争》等。他的译著，除了《震撼世界的十天》以外，还有《俄国历史地图解说》和《美国独立宣言》等。得益于他中英文的造诣，他的翻译之优美，有口皆碑，信、达、雅皆备。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虽然尊敬鲁迅的人格，但他对鲁迅提倡的 “直译”，却不苟同，而是信奉著名翻译家傅雷的信条，那就是 “如果巴尔扎克是中国人，他就会用这样的语言”(傅雷主要因翻译巴尔扎克小说而闻名遐迩)。换言之，翻译必须找出最佳的中文对应词和对应句式，表达外文的内在含义。郭先生曾对我举例说，尼赫鲁著有一部印度史的著作，其书名被译成《印度的发现》，流传甚广，因为尼赫鲁的英文原名是 The Discovery of India。但 “印度的发现 ”，则不像是中文。如果以中文的动宾句式，那么应该是 “发现印度”。但郭先生认为更好的译法，则该是《印度的真相》，因为尼赫鲁就是想用自己的著作，来反驳、纠正西方人对印度历史的不实描写。
郭先生举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傅东华翻译的美国作家玛格丽特.密切尔 (Margaret Mitchell)的著名小说《飘》。该书原来的英文标题是 Gone with the Wind，如果直译，可以是 “随风而逝”，傅东华将之译为 “飘”，取其动感，为公众所接受。但郭先生强调说，该小说描述的是美国历史上一段重要的史事，为了更好地表达其历史感，则中文里熟知的成语 “往事如烟”，则似乎更好。而且四字一句的表达，更能体现中文的典雅。的确，“烟”就有随风而去的特征，而将往事比作 “烟”，带有一种淡淡的伤感。而这一伤感，正是作家密切尔在该小说中想表达的。读过该作品的读者，想来也会有同感。但仅以一个 “飘”字来概括该书，则过于活泼，欠缺那种历史的凝重。
郭先生在翻译上，特别照顾中文的习惯的见解，对我的印象特别深。因为这一见解，反映出了他的中、英文高深造诣。近年由于常常会接触翻译的问题，更感到郭先生说法的合理，并在许多场合加以宣传。我的看法是，翻译的工作，其目的是为了将原来陌生的东西，加以 “熟悉化”，以帮助国人加以理解，因此必须在掌握原文的意思之后，用国人最能理解的方式表达。中国的电影界在译制外国电影的时候，便有不少成功的地方，颇可借鉴。但可惜直至目前，学术界的翻译 ，大都过分拘泥于原文 ，甚至还照搬原文的标点符号 ，因此读起来诘屈聱牙 ，半通不通。这不但是一种偷懒 ，而且还显示其实译者对于外文的意思 ，没有达到深入透彻的理解 ，而其中文的表达 ，也欠缺功夫。
郭先生的学问之道 ，的确有许多高人之处 ，值得我们学习。但他最让人怀念的地方 ，还是他的为人之道。这是因为 ，在他的同代人中 ，像他那样学兼中西的学者 ，自然还有人在。但像他那样堂堂正正做人 ，忠实自己学术观点 ，不愿曲学阿世的人 ，则并不多见。他们这些在 1950年代回国的学者 ，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 ，而在文革中 ，更是历经磨难。有些人为了保护自己 ，或获得某种名利和地位 ，便做出了对不起朋友和同事的举动。还有的人为了媚世 ，则不断改变自己的学术立场和观点 ，以学术为政治服务 ，因而晚节不全。我们指出这些问题 ，并不是为了苛求他们。也许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 ，为什么这些学富五车、知书达礼的人会做出这样的不耻举动 ，因而反省他们所处的时代的黑白颠倒和荒谬绝伦。但在这同时 ，我们也应该对那些同样处于荒谬的年代 ，面对同样的考验 ，但却仍然正直无畏的人 ，表达我们应有的敬意。
郭先生在这方面 ，显然是一个榜样。他早年思想左倾 ，积极投身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 (如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但却不居功自傲。留学回国以后 ，他身无半职 ，用师母的话来形容 ，“连一个三人小组长都没有担任过 ”，可他不以为忤，一笑置之。但对于看不惯的事情 ，他还是敢大胆批评。如在大跃进的时候，学校停课炼钢铁 ，他就批评道 ：“炼钢炼不出历史 ”。更可贵的是 ，在文革当中 ，他曾为当时上海市委写作班所拉拢 ，参加过几次他们的会议。但他并不以此为机会 ，卖身投靠 ，以求一己之荣。相反 ，他不畏权势 ，当面与写作班的头目就学术问题争论 ，指出他们的不学无术和论点荒谬 ，因此自然遭到了排挤。古人有言 ，“人到无求品自高 ”，郭先生面对权势的无畏无惧 ，缘自他的 “无求 ”。正如本文的标题 ，“壁立千仞 ，无欲则刚 ”，郭先生的耿直、正义 ，出于他做人的坦荡。而他学问的博大 ，则是因为他的谦虚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