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变化，其实是史无前例的。兰克虽然说是如实直书，他其实的真正意思是，历史背后的 “宏大叙事”，其实是由上帝决定的。一般凡人不用过于操心，更不必胡乱猜测、强作解人。他的意思是说像黑格尔这样从事历史哲学的研究，是在做无用功，想假扮上帝的角色，来勾勒世界精神的发展，比如历史的动力是热情与理性的交织的相互运动等等。这些对兰克来说都是没必要的，我把我所知道的历史如实写出来，上帝的意志就显现出来了。总之，历史是向上行进的，每一段过程都是有意义的。不过，兰克 1886年就死了，没有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没有遇到当代史家所碰到的问题。
而第一次大战结束不到二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这个冲击在战后显现出来，引起了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而其中1960年代是一个关键时期。对于不少在这个年代长大的年轻人来说，他们都比较左翼，也熟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然也包括毛泽东思想。意大利导演，曾经导演过《末代皇帝》的贝纳多·贝托鲁奇 (Bernardo Bertoluccci)在 2003年导演了《巴黎初体验》(The Dreamers)这部片子，讲述三个年轻人 1968年在巴黎的故事。这三个人的行为大胆前卫、不受世俗的束缚。在他们居住的房子里 ，还挂满了毛泽东的画像。虽然这小的细节 ，但却反映了毛泽东当时在法国年轻人中间的影响。
1960年代所过来的西方人 ，对生活在另一种社会制度的人 ，有一种不同的期待。比如我到美国以后 ，有些同学、同事就认为 ，你既然来自中国 ，那么你就应该厌恶资本主义的物质主义 ，如汽车、洋房等等。他们甚至对我开玩笑说，你如果与美国人一样同流合污 ，毛泽东在九泉底下都不会安睡。他们的这些想法显然很有意思 ，但更多的是反映了他们年轻时候的某种理想 —也就是如何突破资本主义社会的某种束缚。就历史观来看 ，就是如何探索在西方历史以外的不同的途径。
在中国发现什么历史？
在中国史研究的领域 ，柯文 (Paul Cohen)写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影响很大 ，主张要用中国人的眼光出发来研究历史。但在我看来 ，他所谓的中国眼光，其实正是他们这一代人的西方眼光 ，是从 196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发展所孕育出来的一种态度。柯文这一代人 ，都经历过六十年代 ，甚至可说是六十年代文化的产物。与他们的老师费正清 (John K.Fairbank)等人不同 ，因为当时中国与世隔绝 ，所以他们研究中国 ，不管是历史、文化还是社会 ，最多只能到香港或台湾 ，真所谓 “可望而不可即 ”。所以他们的问题意识 ，更多地与西方的学术背景相连。相反 ，费正清他们这一代人 ，却到过中国 ，也交过不少中国朋友。他们亲眼目睹了中国在近代所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 ，他们也有些偏见 ，因为他们接触的中国人 ，大多是社会的精英 ，而这些精英 ，大多有留学的经历 ，回国以后 ，成了推动中国改革的主要力量 ，所以他们认为近代中国的变迁 ，是 “西方挑战、中国回应 ”，并以此为中心来解释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柯文他们对之不满 ，进行挑战 ，提倡要从中国出发研究历史、看待问题 ，自然有正确的一面 ，但其问题意识 ，却来自西方、来自一种希望突破西方中心论的企图。
费正清的 “西方挑战、中国回应 ”的观察 ，其实与当时中国学者的观察 ，颇为一致 ，其实也大部分符合历史。国共两党的领导人 ，大多有留学的经历。唯一的例外就是毛泽东。最后当然是毛泽东领导的革命 ，取得了政权 ，取得了胜利。而毛泽东的胜利 ，似乎证明了要改变中国的历史 ，必须像毛一样发动劳苦大众。就此意义上说 ，柯文他们的努力 ，或许是对的。他们欣赏毛 ，也反映了六十年代文化氛围的影响。但反过来说 ，近代中国所开始一系列变迁 ，却大都是留学归来的精英分子首先驱动的 ，包括共产主义的运动。所以费正清的论点，也没有根本的错误。至少我们两者都不能偏废。
所谓以中国为中心看待中国历史的变化 ，归根结底其实就是相信毛泽东的那句话 ：“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 ，中国也将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于是 ，中国的变迁 ，必须要从内部加以考察。这当然没有大错。但毛的话中的那个 “缓慢 ”两个字 ，我看十分重要。其实从这两个字的使用来看 ，毛也还是认为中国的变化 ，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入侵而加快了的。所以估计他老人家也不会特别反对费正清所论的 “西方挑战、中国反应 ”的观点。
中国情况的复杂 ，对所有研究者来说 ，都是一个挑战。如果一个西方人如果从新闻报道了解中国 ，就会觉得大多数中国人都千方百计想到西方来 ，因为媒体上常有中国人偷渡的消息。但其实这一到海外谋生、创业的想法 ，只是东南沿海一带的传统。而如果他们看了张艺谋早年拍的电影《老井》，可能又会觉得中国人很留恋故土 ，即使条件再艰苦 ，没水没电 ，也不想离开。所以 ，中国的文化不能就这么容易的概括起来 ，科文想以中国为中心研究中国的历史 ，可能很难轻易下手。所以我在上面强调 ，费正清和柯文的观察角度 ，都有一定的道理 ，不能偏废。
我唠叨了这么多 ，其实想从另一个角度、中国学生比较熟悉的角度 ，来阐述 “大写历史 ”的瓦解与 “新文化史 ”兴起的关系。柯文在 1980年代提出中国中心的观点 ，其实是对现代化理论的一种反省。具体说来 ，费正清的 “西方挑战、中国回应 ”的观点 ，其一个隐含的、不用说明的前提就是 ，人类的近代历史 ，就是要走向现代化。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可以避免 ，只是也许走的方式不同。这就是一种 “大写历史 ”的反映 ，也是 “宏大叙事 ”的写照。而柯文提出以中国为中心 ，其实就是想驳斥这种千篇一律看待问题的态度 ，从本质上最终否认原来那种百川归海、万流一宗的想法。我前面引用过安科施密特有关研究 “树干 ”还是研究 “树叶 ”的比喻。从现代化的观点考察历史的发展 ，还是以树的主干为其研究对象的。而如果强调从个体出发 ，则最终会走向研究一片片的 “树叶 ”，而且还会有意欣赏各种树叶的色彩斑斓、五彩缤纷和个个不同。于是 ，宏观的历史 ，就走向了终结。
史学的内在变化
以上是 “新文化史 ”发展的文化背景。还有一个方面我们也得考虑 ，那就是历史学科本身的演化 ，也为 “新文化史 ”在当代的兴起 ，创造了条件。20世纪历史学的发展 ，从总体上来说 ，是一个逐步科学化的过程 ，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 ，才开始有了明显的转折。从 1903年开始 ，由约翰 ·布瑞提出 ，历史学是一门科学 ，不多也不少。但不久就有人提出 ，历史还是一门艺术。从此以后，历史是一门艺术还是一门科学 ，一直有所争议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结论。但是 ，不管有多少争议 ，这个科学化的趋向在八十年代以前应该没有什么疑义 ，只是其性质和方法有所不同罢了。具体而言 ，就是向哪一门科学靠拢和借鉴什么样的科学方法的问题而言。
有关这一趋向 ，法国年鉴学派的发展 ，很有代表性的意义。第一代的年鉴学派史家 ，马克 ·布洛赫 (Marc Bloch)和卢逊 ·费佛尔 (Lucien Febvre)创办了《社会史和经济史年鉴》(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杂志 ，但注意历史与地理的关系 ，因此侧重借鉴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到了第二代 ，也就是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的时代 ，这一趋向继续了下去 ，并且发扬光大。布罗代尔提出著名的 “长时段 ”的概念 ，就是要突出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持久和密切的联系 ，由此而突破史家注重政治史、军事史 ，也就是个别重大的历史事件会主导历史的传统观念。他的《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就是一个典型。从传统的观点来看 ，菲利普二世是一个强人。由于他的强悍 ，才造就了西班牙在那时的霸权地位。但布罗代尔则转换了一个角度 ，以地中海及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和制约为重点来考察这段时期的历史。这样做法的意图 ，就是把历史学从人文学转向自然科学。而他所提出的 “长时段 ”概念 ，则显然是为了对历史做出更为宏观的解释 ，或者说是将历史的演化轨迹放在不同的时间段中考察。
战后年鉴学派在布罗代尔的领导下 ，俨然成为西方史学的领头军。当然其他国家的史家 ，也有意探讨二十世纪接连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为了对这些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 ，一个方法是研究那些领导人物 ，也就是采取传统的史学方法。如对希特勒的研究 ，一直是一个热点。而第二种方法 ，是采用经济学、社会学和人口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 ，描述和解释社会的整体和结构性变迁。这后一种方法 ，在战后十分流行 ，而年鉴学派的发展 ，为此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和说明。布罗代尔的得意门生、年鉴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勒华拉杜里 (Emmanuel Le Roy Ladurie)，最早写了《朗格多克的农民》一书 ，是他的博士论文 ，用细致的人口学、社会学的方法 ，详细描述法国一个省的农民生活 ，希望能揭示虽然时间跨度有几百年 ，但当地的农民生活 ，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而拉杜里认为 ，这种长期停滞不变的生活方式 ，主要源自文化传统。
拉杜里的研究与他老师布罗代尔的研究 ，有一些明显的相似之处 ，但也有一些显著的不同。相似之处在于 ，拉杜里也主张 “长时段 ”的考察历史 ，注意他所谓的 “结构 ”(structures)的持久性和对历史变动的长期制约。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 ，拉杜里比较注意的是这一 “结构 ”在文化层面的表现 ，而布罗代尔注意的是地理环境。显然布罗代尔与第一代年鉴学派的史家 ，有更多的传承关系。还有 ，他们都提倡研究区域史 ，或者地区史。不同之处在于 ，布罗代尔的视野比较宽广 ，观察的是整个地中海世界 ，而拉杜里则注重一个省份 ，而且他以后的研究 ，也基本以法国内部的一些地区为主。
另外 ，拉杜里在研究郎格多克的时候 ，也发现了不少有趣的事件。于是 ，他在出版《郎格多克的农民》的仅仅九年以后 ，就写了另一本更为著名的书 ，那就是《蒙塔尤》。蒙塔尤是郎格多克省的一个小村落 ，显然他的这一研究的材料 ，是在写作前一本书的时候做了一些准备的。在《蒙塔尤》中，拉杜里对与事件的重视 ，就开始明显地显露出来了。如果说《郎格多克的农民》注重的文化、社会的结构 ，那么《蒙塔尤》就写的大多是个人的生活和经历。正如史学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伊格尔斯 (Georg Iggers)所概括的那样 ，前一本书中 ，基本没有 “人”，也就是有关一个个人的描写 ，而后一本书则几乎全都是有关一个个人的事情 ，而且是很生动的事情。
拉杜里的这一转向 ，为许多人所效仿。我们甚至可以说 ，拉杜里是 “新文化史 ”和 “微观史 ”的创始人。而且他在写作《蒙塔尤》和其它的著作时 ，也开始运用了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 ，这也为后人所模仿。但拉杜里的广博兴趣，虽然没有受到布罗代尔的苛责 ———布罗代尔广博的胸襟 ，还是照样让拉杜里接班成为年鉴学派的掌门人 ，但这一接班对年鉴学派的传承 ，却有些负面的影响。从拉杜里开始 ，也就是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开始 ，其成员的研究兴趣就开始变得驳杂多样起来。
科学史学的强化
不过 ，虽然驳杂多样、斑驳陆离 ，年鉴学派在 1990年代以前 ，主要的研究重点还是谈讨比较宏观的东西。即使是拉杜里的《蒙塔尤》，以一个小村落为中心 ，但考察的时间段却很长 ，有几百年。年鉴学派在 1970年代和 1980年代的工作重心 ，是研究所谓的 “心态 ”(mentalités)，其实这个词更好的翻译是 “集合心态 ”或者 “大众心理 ”。显然 ，这一重心与巴克尔和兰普勒希特在二十世纪初年尝试的 “科学史学 ”，有十分相近的地方。换句话说 ，那时史家还是希望对历史的变动或者不变 ，做出一些解释。不过 ，拉杜里的《蒙塔尤》及其狭窄的区域史研究 ，已经与前两代的年鉴史家 ，显出了明显的不同了。
如《年鉴》杂志的标题所示 ，为了探讨社会和历史的结构性变迁 ，经济学的方法十分重要。这个倾向在 1970年代 ，表现十分明显。于是有计量史学的出现。用计量史学的方法研究思想史、文化史 ，特别是上面提到的 “心态史 ”， 一般常见的做法是把一些重要名词的出现率，做一个统计，然后找出其波动的态势和规律，来说明历史的变化。这一方法，中文世界也有人提倡。如台湾大学的古伟瀛教授，就是台湾计量史学的一个前驱者。如今在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观涛教授，也尝试用 “革命”和 “改良”等术语出现的频率，来研究中国近代思想的变迁。
美国计量史学的代表人物，是以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 ·福格尔 (Robert W.Fogel)教授。他在罗切斯特大学任教的时候，与同事英格尔曼 (Stanley Engerman)一起写作《苦难的时代》(Time on the Cross)一书，研究美国南北战争以前，南方奴隶种植园的经济和奴隶的生活。他们用了不少数据，然后用统计学的方法将之整理，最后得出了有点惊世骇俗的结论：(1)南方种植园经济比北方自由农经济更能盈利；(2)生活在种植园内的奴隶生活不错，并不比北方的自由农差，他们也不常受到种植园主的鞭挞，因为对种植园主来说，奴隶是有价值的劳动力，没有必要故意折磨他们。因此照他们的说法，奴隶种植园经济是一个合理的存在。如果没有南北战争，这一经济形态还会继续延续下去。当然，福格尔本人对于种植园主使用奴隶，是加以道德上的谴责的。
显然，福格尔和英格尔曼的结论有些荒谬，不合常理。而且在他《苦难的时代》出版以后，一些学者也对他们运用的数据，做了细致的核对，发现有不少疏漏和错误的地方。不过，他们的研究的确挑战了以前一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想法。对于奴隶种植园，以前的史家认为是因为它的不合理，才会导致南北战争的爆发。这有明显的 “目的论”观点看待历史的痕迹，也就是以今度昔，因为战争爆发了，而战争又结束了南方的奴隶制，因此史家就想法对此结论作出解释。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福格尔和英格尔曼的计量史学研究，虽然有明显的瑕疵，但却让史家看到史学科学化的某种弊病，让他们反省盲目的科学崇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