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指出，上述资料只是反映出了夏东岩思想的一个侧面，而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六十七册所收的《夏东岩先生诗集六卷》中，我们却能看到一个推尊白沙，提倡洒落的东岩形象。仅举四库馆臣对《东岩诗集八卷》的提要四库馆臣所见的本子，是浙江巡抚采进本《东岩诗集八卷》，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的本子，为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五年，斯正刻本《夏东岩先生诗集六卷》，二者的内容应该是大同小异。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多涉理语，近白沙、定山（庄泉，字孔旸，号定山，1413—1475）庄泉在“气象”上与陈献章相近，但也有些许不同。黄宗羲评之为：以无言自得为宗，受用于浴沂之趣，山峙川流之妙，鸢飞鱼跃之机，略见源头打成一片，而于所谓文理密察者竟不加功。盖功未入细而受用太早，慈湖之后流传多是此种学问。其时虽与白沙相合，而白沙一本万殊之间煞是仔细，故白沙言定山人品甚髙，恨不曾与我问学，遂不深讲……先生之谈道，多在风云月露、傍花随柳之间，而气象曜如，加于乐天一等。流派，集中《读〈击壤集〉》绝句云：“闲中风月吟边见，始信尧夫是我师。”其宗法可知也。
东岩的诗集中，宣扬吟风弄月的诗作非常多，文中提到陶潜，东坡，尧夫，白沙的地方也屡屡皆是。如其《题白沙集后》云：岭海谁希贤圣踪，白沙真有古人风同上。这表明东岩也没有把敬畏和洒落绝对对立起来，并不主张完全用敬畏来代替洒落。
客观的说，以上心学一脉对“曾点气象”的推许，对于解放人们深受理学教条的束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人对此也都有极高的评价。不过正如有人所指出的，虽然晚明时期对“曾点气象”的过分渲染，直接导致了时人道德意识的淡化，也确实与被喻为“王学末流之弊”的时代精神危机不无干系，以上所引诸人对这一倾向的警觉与批判自然不无道理，但是反过来说，若只讲敬畏，不讲洒落，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会再次使人们的思想走向僵化，甚至会扼杀人们的主体性。事实上，如何处理敬畏与洒落之间的关系，最大可能的实现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同时又能保证人的个体自由的充分实现，又尽可能的避免包括极端个人主义、玄虚思想、功利主义在内的各种一偏之论对社会的不良影响，这始终是朱子在论“曾点气象”中特别关注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哲学史所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直到今天，展开对此问题的深入探究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说，单就这两种思潮本身而言，它们都各有利弊，若片面强调其中的任何一方而无所限定，都会出现偏差。相反，只有出现这两种思想交相争辉，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局面，才能够有效的消解与抑制片面宣扬其中的一方所可能出现的弊端。我想，这也应该是我们解决该问题的一个思路吧。
在明代理学内部围绕“曾点气象”展开论争之时，开始有学者要根本取消这一问题，这个人就是杨慎。杨慎（字用修，号升庵，1488—1559）对“曾点气象”的理解颇为另类，颇能开清人学风的先声。我们只有把他的言论放在明清之际思想转变的大背景下，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他的观点的价值。由于前贤已对此有过很多的论述，这里只是简单地提示一下可参看钱穆、梁启超、余英时、葛兆光、王汎森等人的专门论述。总的来说，在杨慎的时代，社会及学术领域正在酝酿着全方位的变革，而由理学向经学进而是礼学的转变，则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在这一浪潮中，提倡怀疑和走出宋明儒者，提倡实学者渐成潮流。杨慎就是这一潮中的先驱人物。论及“曾点言志”一节，杨慎强调：
四子侍坐，而夫子启以“如或知尔，则何以哉”，盖试言其用于世者何如也。三子皆言为国之事，答问之正也。子路乃率尔以对，先蹈于不辞让，而对之非礼矣。夫子哂之盖哂其不逊，非哂为国也。曾是时手方鼓瑟而心口相与，曰：夫子其不悦于为国乎？又见赤与求之答，夫子无言，窃意夫子必不以仕为悦矣。故一承“点，尔何如”之问，从容舍瑟而试问曰：异乎三子者之撰！盖逆探夫子之意也。夫子云亦各言其志，而点乃为浴沂咏归之说，盖迎合之言，非答问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为心而时不我与，方与二三子私相讲明于寂漠之滨，而忽闻曾晳浴沂之言，若有独契其浮海居夷之志，曲肱饮水之乐，故不觉喟然而叹，盖其意之所感者深矣。所与虽点而所以叹者岂惟与点哉？至于三子出而曾点后，盖亦自知答问之非正，而蒙夫子之独与，故历问之。而夫子历道三子之美，夫子岂以忘世自乐为贤，独与点而不与二三子哉？杨慎：《升庵集》，卷四十五，《夫子与点》，《四库全书》本。按，此段完全取自黄震的言论，杨慎窃取之而丝毫不予以注明，杨氏之无德，于此可见。
对于杨慎，造伪和以出名为目的的各种翻案是他被人经常提到的话题。这段文字就是一个翻案的典型。我们甚至可以用标新立异来定位杨在说这段话时的内心世界。他不惜设身处地的带曾点立言，为其设计了一段充满机心的内心独白，于是就草草把曾点的言说定性为“迎合之言，非答问之正也”。如果说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朱子等人的曾点论固然难以站得住脚，那么杨慎的观点同样也是想当然的产物——这一添字解经的做法比宋儒之好出己意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杨慎所注意的也正是很多人会提出的疑问：为什么孔子不与“皆言为国之事”的三子，却要与颇有些自得其乐的曾点呢？事实上，只要我们越是把注意力转向《论语》的文本本身，就越会感到宋儒种种解说的不可信，也就越会激发人去探讨孔子与点的真正原因其实，这一公案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它的没有确解，可以引发人无限的遐想。有时候我甚至想，我们真的有必要凿开混沌吗？。杨慎接着指出：
后世谈虚好高之习胜，不原夫子喟叹之本旨，不详本章所载之始末，单摭与点数语而张皇之，遗落世事，指为道妙，但欲推之过高，而不知陷于谈禅，其失岂小哉？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华言志，自是实事，此正论也。又曰：夫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按，这一段同样来自于黄震。又曰：上下与天地同流，且天地同流，惟尧舜可以当之。曾点何如人，而与天地同流，有尧舜气象乎？且圣人之志，老安少怀，安老必有养老之政，怀少必有慈幼之政，非隐居放言亦为政之事也。点之志与圣人岂若是班乎？此言或出于谢上蔡之所录，非程子之言，亦不可知。纵真程子之言，吾亦辟之矣。程子之贤不及孟子，孟子曰：琴张曾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也。点也人品之高下，孟子已有定论，且与琴张、牧皮为伍，琴张、牧皮又可与子路、冉有若是班乎？嗟乎！今之学者循声吠影，徒知圣人之所与，而不知圣人之所裁也。孔子曰：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子自陈归鲁，欲裁正之者，正为辈。惜乎不知所以裁点之事，而徒传与点之语，使实学不明于千载，而虚谈大误于后人也。朱子晩年有门人问与点之意，朱子曰：某平生不喜人说此话，《论语》自《学而》至《尧曰》皆是工夫……又易箦之前，悔不改“浴沂”注一章，留为后学病根，此可谓正论矣。吕与叔……又因程子吟风美月之言，而演为心斋之说。心斋乃庄子之寓言，此诗不惟厚诬曾点，又嫁非于颜子矣。其去竹林七贤、南朝八达者几希。审如是，何不径学庄列而学孔孟？孔孟固如是乎？夫子历聘卒老，于行荷蒉、晨门、长沮、桀溺、植杖、楚狂之徒，非笑讥讽，而夫子之辙不回，而佛肸公山之徒召亦欲往，岂以不仕为高者耶？充点之志而不知圣人之裁，则与桀溺之忘世，庄列之虚无，晋人之清谈，宋人之禅学，皆声应气求，响合影附，不至于猖狂自恣，放浪无检不止也。鼓之舞之流于异端而不觉者，岂非尧舜气象一言为之厉阶哉？《升庵集》，卷四十五，《夫子与点》。
宋人尧舜气象、天地同流之说又过矣。曾狂者也，本有用世大志，而知世之不我以也。故为此言以销壮心而耗余年。此风一降则为庄列，再降则为嵇阮矣。岂可鼓之舞之推波助澜哉？杨慎：《丹铅总录》，卷二十六，《四库全书》本。
这里，杨慎重在抨击时人的各种“曾点论”是“谈虚好高之习”，进而认为曾点之志“与桀溺之忘世，庄列之虚无，晋人之清谈，宋人之禅学”，乃至与佛老之学了无分别。他的这一观点以及“纵真程子之言，吾亦辟之矣”的精神，我们会在更多明清之际学者们的著作中看到。这一精神也可以概括为崇实二字，体现出了鲜明的批判精神。当然，我们也大可不必如钱穆先生那样，一定要把这种精神和王学联系起来钱穆先生曾多次提出，像杨慎这样的观点，在明清之际颇为流行的，那种不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的精神与王学的精神一致。试图在理学中为它寻找渊源。另外，有一点也需要我们注意，那就是为杨慎所指出的，朱子晚年不喜人空言曾点，空言气象，这一点概括得还是很准确的。
至于杨慎文中所提到的观点，几乎是黄震观点的翻版，只是增添了一些更具煽动性的文字罢了，不必详做评论。
晚明之际，有感于王学末流的泛滥，学者纷纷转而强调儒学的基本价值观，强调儒者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之维，其代表当属东林学者和刘宗周。在一定意义上，这也表明，朱子学在当时重新得到了人们的关注。
东林学者基本上站在了王学的对立面（他们又都对王学有所继承），大力批判王学末流的种种流弊。要言之，他们把批判的中心，指向了当时甚嚣尘上的“无善无恶”说和空谈性命、一味寻乐等诸时弊，呼唤大家关心国计民生，呼唤儒学向经世致用复归。这种救世的见解，是东林学派的真精神。正是出于这一缘故，东林学派都对“追求独乐”之属，持一种极为严厉的批判态度：
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
部中甚安闲，尽可静养，但学者以天下为任，不以一部为职，念至此，无处著一乐字矣。高攀龙：《高子遗书》，卷八，《与李尚甫书》，《四库全书》本。
问高忠宪（高攀龙）：“明道许康节内圣外王之学，何以后儒论学只说程朱？”忠宪曰：“伊川言之矣。康节如空中楼阁。他天资高，胸中无事，日日有舞雩之趣，未免有玩世意。”
此前已经有很多人认为“曾点气象”有玩世意，但是这些话出自东林党人的口中，却具有格外的震撼力。在他们看来，贞定人道德本心的有效手段就是扎实的工夫，他们呼吁：“不患本体不明，只患工夫不密；不患理一处不合，惟患分殊处有差。必做处十分酸涩，得处方能十分通透。”这也是朱子学精神的体现。
已有许多学者指出，晚明之际在社会领域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士人之心态及生活理念都和前代大相径庭——更注重人的感性一面，更注重人的个体之维，更注重享乐。在此大背景下，东林诸贤所呼吁者，对于维系时代的凝聚力，对于保持社会的基本道德导向，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也许是时代使然，东林学者基本上都缺乏对朱子宣扬“曾点气象”的苦心的同情之理解，其立论也较朱子为浅。
继东林诸贤之后，能进一步从理论上集有明学术之大成，而自觉以救王学末流之流弊为己任者，则曰刘宗周先生。刘宗周(初名宪章，字启东，一作起东，号念台，学者称其为蕺山先生，1578—1645)是晚明的最后一个大理学家，他的去世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的思想深刻地反映着时代跳动的脉搏，近来已经成为了学界研究的热点东方朔先生、李振纲师对此都有精深的研究。
蕺山为学之绝大精力，在于修正王门后学之流弊：针对其讲无是无非而大讲意根独体之良；针对其刊落工夫、虚说本体而力倡绵密细致的心地工夫：
学者只有工夫可说，其本体处直是着不得一语，才着一语便是工夫边事，然言工夫而本体在其中矣。大扺学者肯用工夫处，即是本体流露处，其善用工夫处，即是本体正当处。若工夫之外别有本体可以两相凑泊，则亦外物而非道矣。上述观点和朱子高度一致，而他的“曾点气象论”，也透露出了独有的消息：
圣人之志，以老安少怀为极致。事即宇宙事，宇宙内事皆吾分内事，此洙泗学术之宗也。群居讲求，莫非用世之道。如有用我，执此以往矣，如不用我，守此以藏矣。故由之有勇知方，求之足民，赤之礼乐，其施为气象不凡矣。
曾点狂者也，胸次洒脱，志趣超远，舍瑟一对，悠然独见性分之全，素位而行，浮云富贵，莫（暮）春即景，若曰吾何以人之知不知为哉？吾有吾时，吾有吾地，吾有吾群，吾有吾乐而已。盖忧则违之之志也。故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子不云乎，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点也见及此，进于道矣，能无与乎？然其如夫子惓惓用世之心，何喟然之叹岂能已哉？及曾点请问辨三子之异同，而夫子一则曰为国，一则曰为邦，又曰诸侯，惓惓用世之心见乎辞矣。虽然，其言不让，未闻道也。安论二子乎？使三子而知所以为国，则夫子不必与点矣。夫子既与点之见道，而又终与三子之为邦，意盖曰不吾知也，则亦为曾点而已；如或知尔，曾点不难为三子，即三子岂可少哉？呜呼，此夫子之志也。点即景容与，便是为国以礼手段。夫子初发问，商个用世之业，觉眉宇间有津津喜色，子路率尔之对，不觉一哂，亦志喜也。及至曾点，乃舍却知尔公案，别寻个丘壑意味出来，将夫子一片热肠顿然灰冷，然其道则是，故叹息而与之云，三子皆以圣贤之学术，奏拯溺、亨屯之略，欲为天下拨乱世而开太平也。兵凶干济，自是宏远之才，康阜生民亦非小康之术，宗庙会同，达乎朝廷，行乎邦国，有礼陶乐淑之化，合而观之，三子事业岂小补云乎哉？使夫子而得邦家，则诸子亦皋夔稷契之俦也。
蕺山的思想，颇有集有明思想之大成的意味，其为学过程历经数变，基本已将当时的各家思想融和为一处，进而形成了自己独到的风格。黄宗羲就提出：“先生之学，以慎独为宗。儒者人人言慎独，唯先生始得其真”。这里，通过对慎独和对“意”的贞定作用的强调，蕺山着力批判了当时道德理想严重失落的现状，高扬了儒家传统的担当意识和以救世为己任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