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起龙封建正统思想浓厚，特别强调杜甫的儒家正统思想。他说：“老杜天资惇厚，伦理最笃。诗凡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都从一副血诚流出，而语及君臣者尤多。虞山轻薄人，每及明皇晚节，肃宗内蔽、广平居储诸事迹，率以私智结习，揣量周内，因之编次失伦，指斥过当。继有作者，或附之以扬其波，或纠之而不足关其口，使霭然忠厚之本心，千年负疚，得罪此老不少。愚不惜刓精尽气，疏通证明，于此益力。”正是这种思想的指导，在解说中便把一些本与君臣无关的事硬与君臣关系扯到一起，造成曲说。《兵车行》(卷二)的“君不见”本是当时作诗的习惯用语，而《读杜心解》硬解“君”为“君主”之君。说：“噫！山东近在东土，乃事之可见者，而深宫竟不得闻。青海陷我穷民，宜君所习闻者，而绝域又不可见。两呼‘君不闻’，‘君不见’唤醒激切。”若“君”指“君王”，直言其“不闻”“不见”，有质问之意，颇为不敬，古人有这样对君主说话的吗？简直是曲解之尤。《北征》(卷一)：“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读杜心解》认为陈玄礼无人臣礼，杜甫不应写这样的内容。说：“愚按，玄礼为亲军主帅，纵凶锋于上前，无人臣礼。老杜既以‘诛褒妲’归权人主，复赘‘桓桓’四语，反觉拖带，不如并隐其文为快。”为了维护君权的绝对权威，竟一反常态，对杜甫也有所指责，真是封建社会的忠诚卫道士。正是因为过分强烈的封建正统思想，造成了《读杜心解》的一些瑕疵。
《读杜心解》好标新立异，又受传统的比兴说诗等主观唯心方法的影响，因而解说有许多穿凿附会的地方。杨伦说：“浦解好为异说，故多穿凿支离。”(《杜诗镜铨·凡例》)《白小》(卷三)解：“诛求者无艺，自军兴饷急，孤嫠不免追乎，讽切时弊之言。”实际从诗的内容上，看不出讽切时弊的意思。诗的主题就是批评人们拼命索取自然资源，指出这是不义的行为。这样的主题本身也很有意义，不一定非扯上讽切时弊不可。《剑门》“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明明是写景，而浦起龙却解说：“‘抱西南’，见曲为彼护。‘角北向’见与我为故。”这实在是曲解。浦起龙明明说：“子美之诗，是一篇筹边议，有怀远以德意。”二者的理解不是有矛盾吗？对“与我为敌”者恐怕首先不是“怀远以德”，而是制服他，再“怀远以德”。这样理解诗意，不能自圆其说。《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卷一）解：“‘蒙鸿’，淫气也。‘宫殿’，荒制也。‘必十月’，频也。‘临九州’，夸也。”这完全是随心所欲的解说，并非杜诗的本意。又解：“按钱笺《长安志》：汤泉在阴盘故城东门外。贞观中，乘舆自东门入，水暴涨，见物状如猪，当上门卧。命有司致祭，其物起向北。开元八年乘舆自南入。黑风从东北起，倏忽满城。从官相失。时学士王翰作词曰：‘龙跃汤泉云渐回，龙飞香殿气还来。’又按《禄山事迹》：帝宴禄山，禄山醉卧，化为猪而龙头，帝曰：‘渠猪龙耳，无能为也。’据此则湫中之物，信为禄山之应矣。明皇毫不知警。漫逞嬉游，可叹也。故下文又幻出‘虾蟆’化虬一段以深惕之。考‘金虾蟆’乃月中蚀月之物。月，贵妃象也。禄山通宵禁中，宫闱浊乱，帝以宠贵妃故不问，‘虾蟆’亦举其类欤？又《通鉴》：国忠言：‘禄山必反，陛下试召之，必不来。禄山闻命即至，上益亲信之，续遣归范阳。禄山惊喜，疾驱出关。明年遂反。今诗曰‘至尊顾笑’‘王母不收’，意举朝议收之，妃阴劝上纵遣之欤？噫！词旨微矣。”杜诗有对玄宗携杨贵妃到温泉享乐而不勤国事之忧，也有杨贵妃误国的隐忧，但诗却没有一点涉及安禄山。浦起龙言杨贵妃与安禄山淫乱，进而说举朝有诛安禄山之意，而杨贵妃劝唐玄宗放安禄山归范阳，纯属想象之词，而引小说之言说禄山化为猪龙尤为荒诞。这实际上是沿着穿凿附会的老路在往前走。
浦起龙在杜诗的内容和艺术分析方面受当时八股文理论的影响，分析时讲究起、承、转、合，特别注重承、转的分析，经常把杜诗内容讲得很枯燥，把创造性讲得很平常，读来淡然无味。《彭衙行》(卷一)解：“起四，即点彭衙，是先出题法，‘尽室’以下，乃追叙初起身至‘彭衙’一旬之行程，不应迟迟若此。故前后用‘尽室徒步’‘尽日数里’点破之。‘小留’以下，备述孙宰高义。先着‘欲出’一句，益得高义出。见此来本非有意驻足，而款留不放，全由故人情重也。下则先叙安顿自身，次叙安顿妻孥，再总写四句再致感两句。非此入情曲笔，那显此会云高义。结则所谓‘静言思之，不能奋飞’也。”解说的基本架构就是八股样式。《瘦马行》(卷二)解：“起句唱破，随以三句写其瘦态。不曰可惜，偏曰岂复有意于世，惋惜倍深。中以‘细看’二字作提，四述其见遣于今，四推其立功在昔，二原其委弃所由，二状其哀鸣失色，凡作四层，无限曲折，末以‘远放’二字自影被斥，‘日暮’二字自影途穷，此正起句所谓‘使我伤’者也。结联，须体贴当日初谪官情事，从一片恋主效忠悃忱发出，非乞怜语也。”正是用分析八股文的方法在分析杜诗。当然，每个人都难以摆脱时代的影响，我们也不应苛责《读杜心解》。
从主流看，《读杜心解》是一部极富创造性的著作，特别是在解方面，力破历代穿凿附会的陋说，对很多杜诗做了基本符合其本意的解说，立论精当，分析透辟。它成功的关键在于，分析都从杜诗的文本出发，从杜甫和他生活的时代出发，实事求是，综合贯通。而其过失的原因，也在于它有时离开杜诗的文本，自逞想象，信口曲说。历史的经验说明，实事求是是研究杜甫和杜诗的重要原则。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基础，不从杜甫的作品文本出发，一切所谓研究都不过是痴人说梦。
一二杨伦
一
杨伦(1747—1803)，字西禾(一作西木)，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人。乾隆时中进士。官广西荔浦县知县。晚年主讲江汉书院。杨伦为诗人，与孙星衍、洪亮吉等唱和，著有《九柏山房集》。又是著名的杜甫学者，著有《杜诗镜铨》。
二
在清代杜甫学史上，杨伦的《杜诗镜铨》向来与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钱谦益《杜工部集笺注》、仇兆鳌《杜诗详注》并称，为清代杜甫学四大名著之一。它以简明精粹而著称。
《杜诗镜铨》虽追求简明，但研究项目却非常多，著作格式却非常繁。仇兆鳌《杜诗详注》研究项目已比一般研究者多，而《杜诗镜铨》则更多，著作格式更繁。其研究项目如下：（一）杜诗编排。主要是按写作时间编排。（二）题下做诗系年。注时代背景。（三）校勘。一般注出“其义可两存者”。（四）对难字注音。（五）注典故、人名地名、典章制度。凡一切需要说明的皆作注。（六）释文意。对难以理解的诗句，隐含深意的诗句，加以阐释。（七）对较长的诗分段，归纳段意。（八）对诗的内容进行评论。对诗的艺术进行评论。（九）对诗的妙处进行点和圈。（十）在绝妙的诗句旁作短评。（十一）在书稿的顶端作眉批(主要是引前人的评论)，一般是对诗的内容和艺术作短评。分析这些研究项目可以看出，前八项是清代流行的项目，后三项虽然明代一些研究著作(如胡震亨《杜诗通》)已有，但清代研究大家却基本没有运用，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探索，其特点是对诗句的研究更具体和细致。因此，《杜诗镜铨》研究项目的多和著作格式的繁，使它表现出外表简约而实际繁富的风格。
注精炼而较为准确。注历来是杜甫学最能显示学识的领域，故学者总是尽力追求注的特色与质量。首先，《杜诗镜铨》在集注的“集”(所谓别裁)上下功夫，尽量广泛搜罗前人的注。特别是对于前人集注没有用过的好的资料，更是努力搜集。“杜评始刘须溪，宋潜溪讥其如醉翁寐语，不甚可晓。然于诸本中为最古，其可采者悉录之。前辈如卢德水、王右仲、申凫盟、黄白山、张上若、沈确士等，皆多所发明。近得王西樵、阮亭兄弟、李子德、邵子湘、蒋弱六、何义门、俞西月、张惕庵诸公评本，未经刊布者，悉行载入，庶为学者度尽金针。建安蔡氏有《草堂诗话》二卷，诸本所采亦夥。余如《东坡志林》、《容斋随笔》、《困学纪闻》、王楙《野客丛书》、张戒《岁寒堂诗话》之类，凡前人有未经采录者，今并补入，以广见闻。”(《杜诗镜铨·凡例》)(这里杨伦说的主要是评的资料，但也有注的资料，为了行文的方便，均放在这里论述。)杨伦大量搜集宋、明、清的杜甫学资料，尽可能把注做得准确，同时也使注具有更广阔的视野。特别是大量采用同时代的清人杜甫学成果，使集注站到了当时学术的前沿，具有新的时代气息。其次，注最需注者，注文力求简洁扼要。其指导思想是：“兹所采各注，或典故必须疏证，或是发明言外之意，否则俱从芟汰。其易晓者，亦不复赘词。然微词奥义，亦已阐发无余矣。”(《杜诗镜铨·凡例》)集注的材料的抉择，直接决定集注的质量。《杜诗镜铨》注最需注者，使注真正起到释疑解惑的作用，起到帮助读者正确理解杜诗的作用，完成注的责任。但又力求简洁，不注所不当注，避免繁冗。不繁冗，也就不会喧宾夺主，不会掩盖杜诗本身，影响读者对杜诗的阅读理解。第三，有自己的研究心得，能补充前人所未逮，改正前人之所失。杜诗注释至清代已基本完备，但杜诗内容博雅深奥，至清代也还有一些忽略未注和未能注解的地方。杨伦长期进行杜诗研究，故有自己的发明。如《送王十五判官扶侍还黔中得开字》题下注语典“扶侍”：“《后汉书·刘平传》：平弟仲为贼所杀，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难。”(卷一〇)“扶侍”为寻常语典，搜求极难，因而更见功力。《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卷二)为杜甫上鲜于仲通之诗。鲜于仲通为佞人，品格低下。杜甫为何为其献诗？这是人们所疑惑的。杨伦注云：“此殆公谒选时所上。”此注虽是推测，但完全符合诗意，应符合事实，所注甚好。由注人们可知杜甫给鲜于仲通献诗，是一般举子求仕向高级长官献诗的通例，这样也使杜甫免于阿谀佞人之嫌，其意义非小。杨伦对长诗进行分段(很多时候并不标明具体划分处)，并写出段意。段意概括比较简洁，比较切合诗意，有时还顺便归纳艺术手法的特点。《寄韩谏议》(卷一八)分三段，归纳段意为“首致怀思韩君之意”；“此申明谏议去官之由”；“末想其老成宿望，再出而济世匡君也”。段意有助于读者把握杜诗的内容与精神。《寄峡州刘伯华使君四十韵》(卷一六)的段意是“首致思念之怀，宾主兼叙。”“此段追述世交家学。末二双绾，即束即提，有印泥画沙之妙。”“此称刘君之诗。”“此称刘君之官。承老兄真不坠。”“此自叙客夔近况，承上小子独无承。”“此段复宾主交叙，自甘遗世，而勖刘以有为。末叙寄诗之意，因言己亦将远泛江湖矣。”分段比较细，段意归纳简明准确，并略言段落艺术。分段的研究显示出杨伦的研究功力。
杨伦非常重视对杜诗的评论，即对杜诗内容与艺术的研究与评说。评论亦采用集注形式。《杜诗镜铨》的评论和注释相比，更为精彩。其评论的特点与注释的特点是基本相同的。正是这种相同，构成全书鲜明的学术风格与个性。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再将其评论的特点做一个总的论述，而不避文意的某些重复。首先，杨伦用集注的方式汇集自杜甫学产生以来的评论，按自己的评论理念和见解，精选最佳和最有代表性的评论，组成一个评论体系，即展示对诗(一般是以首为单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总的评论和具体的诗句和段落的评论。在具体集评时，在注重最佳和代表性的同时，特别注意集前人未集的好的评论，特别是集清人的好的评论，注意集注的创新。其次，集入杨伦自己的研究成果。杨伦才、学、识俱高，长期对杜诗进行研究，很多评论非常精彩。这从根本上保证了《杜诗镜铨》的学术创新性和学术价值。
在杜诗的内容评论方面，杨伦善于将诗所写的内容与时代背景结合，论述诗的主旨或杜甫所表达的思想，往往能发前人之所未发。杨伦评说《收京三首》(卷四)其三云：“是时王师复两京，围安庆绪于邺城未下，故言方春必可平贼，正值樱桃荐庙之时，盖预期之也。但恐回纥恃功邀赏，诸将僭奢无度，将万方送喜之时，毋乃即圣躬焦劳之渐乎？盖忧虏横臣骄，复成蹂躏跋扈之势。厥后边方猾夏，藩镇擅权，果如所料。公之有远识如此，而语意仍含蓄不露。”评说认为这首诗的基本思想是“忧虏横臣骄，复成蹂躏跋扈之势”，完全符合杜诗的原意。这由浦起龙所注“毋乃圣躬劳”可以佐证。蒲注：“晋羊祜既请伐吴，乃曰：正恐吴平之后，方劳圣虑耳。意与此同。非无使君劳之谓。”这样的解释很透辟，引导读者从诗中领略杜甫的政治卓识与远见。《观兵》(卷五)杨伦评说云：“是时屯兵邺城，军无统制，公早其有覆败之患，故借所见嗣业之兵以发之。”邺城之战是唐王朝与安史之乱军决战的重要战役，杜诗借观兵对当时的战争态势和战略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杨伦的评说揭示了诗的隐微含义，有助于读者把握诗的精神。杨伦评说《伤春五首》(卷一一)云：“激昂慷慨，亦复悱恻缠绵，与《有感五首》并见才识忠悃，此皆杜诗根本之大者，学者所宜着眼。”特别强调所表现的政治见解与才能，所表现的忠君爱国，认为这是杜诗最伟大之处，这是对杜诗的总的评价，也指示了杜诗研究的根本方法。《有感五首》(卷一一)杨伦评说云：“所言皆当时大事要著，足补国史所未逮。公生平自许稷契，良非虚语。”“诸诗多为藩镇作。藩镇之祸，始于仆固怀恩，而唐遂失河北，下逮五季，兵火相寻，五诗见其端矣。”评说极好，真正抓住了杜诗的关键。藩镇之祸是自中唐开始的重大政治问题，而杜甫自其萌芽时就加以关注，确实表现出非凡的政治眼光与智慧。杨伦的评说非常深刻。
在诗的艺术评论方面，杨伦善于以自己对诗歌创作的感悟和诗歌理论，评论杜诗高超的艺术方法和独特的艺术技巧，往往具有新意。杨伦评说《无家别》(卷五)云：“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苕华》《草黄》之哀，不是过也。乐天《古乐府》《秦中吟》等篇，亦自此出，而语稍平易，不及杜之沉警独绝矣。”对杜甫随意立题，写时事的诗的创新和巨大意义，论述全面而精到。杨伦评说《剑门》(卷七)云：“以议论为韵言，至少陵而极，少陵至此等诗而极。笔力雄肆，直欲驾《剑阁铭》而上之。”指出这首诗的最大艺术特点就是以议论为诗，并认为它达到以议论为诗的极致，其艺术成就似乎超越了张载的《剑阁铭》。评论可谓独具慧眼，而又恰如其分。杨伦评说《野人送朱樱》(卷九)云：“托兴深远，格力矫健，此为咏物上乘。”“开手击此动彼，入后一气直下，独往狂来，小题具如此笔力。”评论认为这首诗有两大艺术特点：一是运用比兴，由野人送樱桃写到皇帝赐朝官樱桃。表现了杜甫的忠君之情和漂泊之感；二是由野人送樱桃写到皇帝赐朝官樱桃，联想转换自然，有变化而又一气呵成。评论突出杜诗以小见大、善于兴寄的高妙的艺术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