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我接到胡健中先生的电报，要我赶成一篇短文，依据蒋总统“婉辞祝寿，提示问题，虚怀纳言”的意思，“坦直发表意见”。因为时限太迫近了，我只能说两个故事，都是美国朋友近年告诉我的，都是关于美国现任总统艾森豪先生的故事。我很诚恳的把这两个很有政治哲学意味的故事献给蒋先生。
1956年10月21日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
故事一
艾森豪将军就任哥仑比亚大学校长之后，有一天，大学副校长来对他说：“大学里各部分的首长都想来见校长，谈谈他们的工作。可否让我替你安排一个日程，约他们分日来见你，每天可以见两三位，每人谈半个钟头，总够了罢？”艾校长赞成这个提议。副校长又说：“哥仑比亚大学的各学院的系主任太多了，你见不了那么多。我们可以约相关学科的联合部（Divislon）主任来谈。各学院的院长当然都要约的。”艾校长也赞成了。
过了几天，这个日程就开始了。艾校长每天接见两三位院长或联合学科部主任，他很耐心的听他们述职，有时也很虚心的问问他们各部门的需要。
他接见了十来位先生之后，打电话把副校长请来。艾校长说：“照你那个日程，一共多少位先生是我必须接见的？”
副校长用铅笔在纸上计算了一下，他说，“一共有六十三位。”
艾森豪校长把两只手举向头上，喊道：“天呵！太多了！太多了！副校长先生，你知道我从前做同盟各国联军的统帅，那是人类有历史以来空前最大的军队，在那个时期，我只须接见三位受我直接指示的将领，——我完全信任这三个人。他们手下的将领，我从来不用过问，也从来不须我自己接见。想不到，我做一个大学校长，竟要接见六十三位主要首长！他们谈的，我大部分不很懂得，又不能不细心听他们说下去。我问的话，大概也不是中肯的话，他们对我客气，也不好意思不答我。我看这是糟蹋了他们的宝贵时间，于学校实在没有多大好处！副校长先生，你定的那张日程，可不可完全豁免了呢？”
这个故事是前几年哥仑比亚大学一带盛行的故事。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朋友说，这是哥仑比亚“校区”（Campus）里传出来的一个含有讥笑艾校长的意味的故事。
故事二
艾森豪将军在1952年被选出做美国大总统，1953年就职。去年我在纽约听见我的朋友蒲立德先生谈艾总统的一个故事，我也记在这里。
有一天，艾总统正在高尔夫球场上打球，白宫里送来一件公事，是总统的“助理”（约等于“秘书长”）亚丹士先生送来的，说有一个问题急须候总统批示可否。亚丹士先生拟了两个批稿子，一件是准备总统批示许可的，一件是准备他批示否决的。
艾森豪总统在球场上拆开公函，看了两件拟稿，他一时不能决断，就在两个拟批上都签了一句话，说，“请狄克替我挑一个罢。”他封好了。交来人带回白宫，他仍继续打他的高尔夫球（狄克Dick是副总统尼克森）。
蒲立德先生说，这是华盛顿传出来的一个讥笑艾总统的故事。
故事的后记
这两个故事，据说都含有讥笑的意味。但我听了只觉得这两个故事都最可以表示艾森豪先生真有做一国元首的风度。做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军队的统帅，而能全权信任三个替他负全责的将领，不必接见第四个人，这是何等风度！一个第一流的军人做了一个世界有名的大学的校长，而能自己承认没有专门的知识，愿意全权信任负责的首长，不敢轻易“糟蹋了他们的宝贵光阴”，这是何等风度！做了世界第一强国的元首，遇着了自己一时不能决断的问题，能够自己不轻易下决断，“请狄克替我挑一个罢”，这是何等风度！
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家也曾细细想过这个一国元首的风度的问题。我曾指出《吕氏春秋》对于这个问题曾提出很值得政治家思考的说法，一国的元首要努力做到“三无”，就是要“无智，无能，无为”：“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吕览》说，这叫做“用非其有，如己有之”。这是最明智的政治哲学。
我们的总统蒋先生是终身为国家勤劳的爱国者。我在二十五年前第一次写信给他，就劝他不可多管细事，不可躬亲庶务。民国二十二年，我在武汉第一次见他时，就留下我的一册《淮南王书》，托人送给他，盼望他能够想想《淮南·主术训》里的主要思想，就是说，做一国元首的法子是“重为善，若重为暴”。“重”是“不轻易”。要能够自己绝对节制自己，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同不轻易做一件坏事一样，这才是守法守宪的领袖。
二十多年的光阴轻轻的飞去了。蒋先生今年七十岁了，我也六十六了。我在今天要贡献给蒋先生的话，还只是《淮南王书》里说的“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平声）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要救今日的国家，必须要努力做到“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
怎样才能够“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呢？我想来想去，还只能奉劝蒋先生要彻底想想“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来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呢？
（原载1956年10月31日《自由中国》第15卷第9期[编者注：这篇文章同时刊载于台北《中央日报》，但是在《中央日报》上，“故事的后记”里第一段“这两个故事……这是何等风度！”二百三十四个字，却变成：
“我觉得这两个故事，颇能描写一种领袖风度，故值得传述。”
这点异动的原委，乃是因为胡适怕《中央日报》有所顾忌，乃分寄此文给《自由中国》，告诉《自由中国》的编者，在征得《中央日报》同意的前提下，可以发表。
后来胡适又觉得“故事的后记”中的第一段，可能会引起美国民主党的误会而认为他在帮共和党的忙，所以打电报来更正，但是《自由中国》已在10月31日出版，于是两种版本就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