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减折估。“大抵蜀中之折估，与两浙之月桩，皆以赡军得名，其事相类。”（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折估钱》。）可见，“折估”和“月桩”都是南宋时期不同地区以对金作战急需为名而征收的杂税。范成大认为：“蜀自失陕，竭其力养关外军，而折估最病民。”淳熙二年六月，他为此连续上奏朝廷，请求“去四川数十年之害，培其本根，徐用其力，国家长计也”（黄震：《黄氏日钞·范石湖文》，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转引自张邦炜、陈盈洁《范成大治蜀述论》，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并提出具体建议：“四川酒课，折估虚额钱四十七万余缗，请自淳熙三年为始减放。”（《续资治通鉴·宋纪》。）宋孝宗当月予以批准，这一减负之举受到四川民众的普遍欢迎，以致当年秋天，彭州（今四川彭州）上奏：“奉诏拨上供钱对减本州三县酒课额，民间作佛老会以报上恩，乞以功德疏随会庆节（宋孝宗的生辰）表疏同进。”宋孝宗也高兴地对执政大臣说：“前日蠲减蜀中折估钱，人情欢感已如此。”（同上。）岂止彭州一地而已，四川各地莫不如此。范成大奏称：“令下之日，百万生灵，鼓舞欢呼，如脱沟壑。寰区四路州县节次申到，自今年七月十五日以后，各于寺观启建感恩祝圣道场。”（《中兴两朝圣政·淳熙三年十一月戊申》，见《宛委别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转引自张邦炜、陈盈洁《范成大治蜀述论》，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二是免和籴。所谓和籴，其本意是官府“与民为市，给以现钱”。但在施行过程中，往往积弊丛生：“其籴于民也，既有抑配之患；其积于官也，亦有虚数之欺。”（《群书会元截江网·和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转引自张邦炜、陈盈洁《范成大治蜀述论》，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而南宋四川地区为解决军粮问题而实行的和籴弊病更大，既不给现钱，“边民苦和籴，实不得一钱，吏且督输旁午”（楼钥《攻愧集·黄公（裳）神道碑》，见《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又强行摊派，“括兴元（治今陕西汉中）、阶、成、西和、凤、文（治今甘肃文县）、龙（治今四川平武东南）等州民户家业而均科之”（周必大：《文忠集·范公（成大）神道碑》，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转引自张邦炜、陈盈洁《范成大治蜀述论》，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以致人们气愤地说：“名和籴，实强取”（洪咨夔：《平斋集·知人堂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转引自张邦炜、陈盈洁《范成大治蜀述论》，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名曰和籴，实科籴也”。科籴按“家业而均科”，似乎较为公平。所谓家业又称产业钱，系划分户等的依据。然而“上三等户饶于赀用，自输自请，虽少损，犹可及；下二等户势必付之揽纳之家，本钱既不可请，始逭责可耳！”（魏了翁：《鹤山集·李公（蘩）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转引自张邦炜、陈盈洁《范成大治蜀述论》，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其中，兴元府的情况最严重：“汉中久饥，剑外和籴，在州者独多，（知兴元府李）蘩尝匹马行阡陌间，访求民瘼。有老妪进曰：‘民所以饥者，和籴病之也。’泣数行下。蘩感其言，奏免之。”李蘩随即出任总领四川财赋兵马，宋孝宗“诏制置使范成大同蘩相度以闻”。范、李二人主张“变科籴为官籴”（《宋史·李蘩传》。），即恢复和籴本意。其具体办法是：“尽变抑配旧法，官自与农为市，不亏毫忽之价，不取圭撮之赢，则军不乏兴，民不加赋。”实施以后，“九州数十万户踊跃呼舞”（洪咨夔：《平斋集·知人堂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转引自张邦炜、陈盈洁《范成大治蜀述论》，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保证了军粮的供应，“民既乐与官为市，牛车担负，千里不绝”（魏了翁：《鹤山集·李公（蘩）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转引自张邦炜、陈盈洁《范成大治蜀述论》，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还减轻了民众的负担，“而田里免科籴，始知有生之乐”，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今岁大稔，米价顿贱，父老以为三十年所无”（《宋史·李蘩传》。）。淳熙四年，范成大上奏：“关外麦熟，倍于常年，缘去岁朝廷免和籴一年，民力稍纾，得以从事于耕作，故其效如此。”宋孝宗读过奏疏，感叹道：“免和籴一年，民间便已如此，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参知政事王淮则建议：“去岁止免关外，今从李蘩之请，尽免蜀中和籴一年，为惠尤广。”（《续资治通鉴·宋纪》。）
当然，就全国来说，宋孝宗所说“额外横赋尽蠲除之”，是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话。就四川而言，范成大所云科输“尽扫除”之类，也只是美好的愿望而已。李蘩作为蜀人，在四川任职时间比范成大长，他“欲奏蠲盐酒和买之弊，以尽涤民害，会有疾，卒”（《宋史·李蘩传》。），最终成为泡影。范成大在四川仅两年，办成以上两大实事，也属不易，从中也可见其为民减负的决心与成绩。
（三）发展地方文化
范成大作为文豪治蜀，势必格外注重四川的文化建设。他上任后，首先视察成都学宫，范成大发现学宫“屋室陊剥，木老石腐”，决定“皆彻新之，盖逾年而役休，沉沉翼翼，严靓宏固，为西南冠”。蜀士杨甲称颂道，范公“以儒长者治蜀，有大惠利及民。然其政发源，实始兴学”（常明等：《四川通志·学校志三》，巴蜀书社，1984。）。
同时，范成大还积极倡导民俗。民谚云：“天上天堂，地下苏杭。”范成大虽然是苏州人，但他无论在广西，还是到四川，都能做到“不鄙夷其民”（范成大：《范成大笔记六种·桂海虞衡志·序》，北京：中华书局，2002。）。四川“俗尚嬉游，家多宴乐”。成都素有“名都乐国”之称，“游赏之风甲于西蜀”，甚至达到了地方官“从之则治，违之则人情不安”（韩琦：《安阳集·张公（咏）神道碑铭》，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转引自张邦炜、陈盈洁《范成大治蜀述论》，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的程度。范成大入乡随俗，与民共乐，同吏民一道，参加各种游赏活动。他正月初一到安福寺礼塔，“成都一岁故事始于此，士女大集拜塔下，然香挂幡，以禳兵火之灾”；初三到碑楼院祭祀，“故事，祭东君，因宴此院，蜀人皆以此日拜埽”；三月初三到学射山比赛射箭以取乐；二十三日到海云寺观看人们摸石于池中，以为求子之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并在游赏活动中，写下不少诗歌。范成大把成都与扬州相比，“十里珠帘都卷上，少城风物似扬州”；将成都的万岁池与临安的西湖并论，“绿岸翻鸥如北渚，红尘跃马似西池”。他歌咏了锦江边上的夜市，“东郭风喧三鼓市，西城石汹二江涛”；抒发了人们秋后的喜悦，“丰年四海皆温饱，愿把欢心寿玉卮”（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十七，见《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诸如此类的诗歌均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而争相传诵，而这正与四川的习俗相符：“蜀之俗大抵好文，其后生往往知敬先达，先达之所是亦是之。范公以文名，其毫端之珠玉，纸上之云烟，蜀士大夫争宝之。”（刘宰：《漫塘集·书石湖诗卷后》，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转引自张邦炜、陈盈洁《范成大治蜀述论》，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另外就是重视文物保护。范成大亲自对成都寺庙中的绘画进行调查，并予以著录，写成《成都古寺名笔记》，并称：“成都画多名笔，散在诸寺观，而见于大圣慈寺者为多，今犹具在，总而记之左，庶几观者可考。”
范成大在四川期间，为方便群众，兴建了一些土木工程。如修复筹边楼、铜壶阁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整修街道，特别是用甓新甃石笋街。所谓甓即砖，甃即用砖砌。当时，“天下郡国，惟江浙甓其道，虽中原无有也”。而成都因无砖砌街，人们出行诸多不便，“地苦沮洳，夏秋霖潦，人行泥淖中，如履胶漆；既晴则蹄道辙迹，隐然纵横，颇为往来之患”。经过整修街道，行人十分方便。范成大诗云：“石笋新街好行乐，与民同处且逢场。”（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十七，见《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此举既为民众办了件实事，又具有将先进文化从江浙融入巴蜀的意义。
范成大治蜀政绩有声，由主观因素——古典民本思想和客观因素——生逢所谓“清明宽大之朝”两者所促成。范成大“专意恤民”，来源于其“仁民固本”的古典民本思想。范成大在《论邦本疏》中首先引用出自《尚书》的古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接着指出，“得民有道，仁之而已。省徭役，薄赋敛，蠲其疾苦而便安之，使民力有余而其心油然”。此言但凡官员都会说，而范成大既会说，还会做。他任职一方，关爱一方土地、一方百姓，并力图造福一方。省折估、免科籴就是他在四川所做的最为得意的两件事，收到了民众“遮道诵说，东向感恩，或至涕下”（黄淮等：《历代名臣奏议·仁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转引自张邦炜、陈盈洁《范成大治蜀述论》，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的效果。范成大在巴蜀大地上，留下亲民形象，“其为政平易近民，民有隐必伸，有谒必获，故其教易成，其政不严而治”（刘宰：《漫塘集·书石湖诗卷后》，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转引自张邦炜、陈盈洁《范成大治蜀述论》，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绝非偶然。
总之，范成大治蜀期间，政绩显著，流惠于民，以至离开四川数十年后，江东名士刘宰询问其同年巴蜀名士李埴：“近时南士蜀帅谁贤？”李埴“以范石湖对”（刘宰：《漫塘集·书石湖诗卷后》，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转引自张邦炜、陈盈洁《范成大治蜀述论》，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