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主性灵，林昌彝有赞同之处。他也重天趣、真趣，他说：“近代诗极有天趣者，首推道州何自贞师。其《玉筍堂诗》纯是天趣。”（《射鹰楼诗话》卷二十一）“诗有无意为之，却有天趣。亨甫《寺中夜坐》诗，着墨无多，淡然有味。诗云：‘来者不可知，已往何所慕。寒宵万虑息，所得乃吾趣。东崖素月上，霭然见烟树。颇觉来空香，久之了无遇。但闻壁上泉，潏潏自流注。’”（《海天琴思录》卷七）“作诗须有真趣，随意赋物，能使人意往。太仓唐实君孙华《题画蟠溪》云：‘尚久精神志更遒，一竿唾手取神州。诸侯八百皆贪饵，只有夷齐不上钩。’语有趣味。”（《海天琴思录》卷二）他也重真情，他说：“作诗贵情挚，情挚则可以感人。桐城戴蓉初孝廉钧衡《游子吟》云：‘游子拜庭帏，策马就长路。马行不肯留，游子屡回顾。回顾泪沾衣，但见白云飞。白云飞满树，是亲望儿处。’天下游子但有远志、无有当归者，读此诗不当泪下耶！”（《射鹰楼诗话》卷十八）他认为：“诗赋男女之情，为《三百篇》所不废，感春伤别，有托而言，亦宜发乎情，止乎礼义耳。”（《射鹰楼诗话》卷十五）但是，林昌彝对袁枚早年所写男女之情，晚年为诗狡黠游戏，颇有微词。他有诗说：“诗薮金陵筑小仓，少年绮丽晚颓唐。如何愁杀琼枝句，竟许门生到后堂。（简斋赠其门人刘霞裳有‘似汝琼枝来立雪，一时愁杀后庭花’之句。）”（《论本朝人诗一百五首》）又说袁枚：“老大入颓唐，少作尚艳伟。渠是通天狐，醉即露其尾。”（《答友问袁简斋诗》）“通天狐”之喻出洪亮吉。洪亮吉曾说：“袁大令枚诗，如通天神狐，醉即露尾。”（《北江诗话》卷一）
学问与诗的关系问题，林昌彝思考甚多。其乡人严羽早有别才别趣之说，认为“诗有别才，非关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沧浪诗话》）。林昌彝不同意严羽的看法，他说：“别才非关学，严叟论难定。”（《论诗》）“严叟谓诗有别才，是矣；而谓诗非关学，则非也。谓诗有别趣，是矣；而谓非关理，亦非也。果如沧浪所论，则少陵何以读书破万卷耶？”（《射鹰楼诗话》卷五）他认为：“作诗者在多读书。”（《海天琴思录》卷五）又说：“世谓说经之士多不能诗，以考据之学与词章相妨，余谓不然。近代经学极盛，而奄有经学词章之长者，国初则顾亭林（炎武）也，朱竹垞（彝尊）也，毛西河（大可）也；继之者朱竹君（筠）也，邵二云（晋涵）也，孙渊如（星衍）也，洪稚存（亮吉）也，阮芸台（元）也，罗台山（有高）也，王白田（懋竑）也，桂未谷（馥）也，焦里堂（循）也，叶润臣（名澧）也，魏默深（源）也，何子贞师（绍基）也，吾乡则龚海峰（景瀚）也，林畅园（茂春）也，谢甸男（震）也，陈慕甫（寿祺）先生也。诸君经术湛深，其于诗，或追踪汉魏，或抗衡唐宋，谁谓说经之士必不以诗见乎？”（《射鹰楼诗话》卷七）
但是，学问与诗有关，并不意味着可以把学问写进诗里。翁方纲以考据为诗，林昌彝有诗批评说：“眩目何为绣色丝？西江宗派竟多师。（覃溪北人，诗效西江）词章经术难兼擅，徒博徐凝笑恶诗。（覃溪诗患填实，盖长于考据者，非不能诗，特不可以填实为诗耳。以填实为诗，考据之诗也。）”（《论本朝人诗一百五首》）他认为，学问对于作诗只是作为根底而存在，有这个根底和没有这个根底情况很不一样。他说：“万卷罗心胸，天籁出口吻。”（《论诗》）“作诗最忌少读多作。至多读少作，诗味往来胸中，遇题到手，触处洞然，往往成为天籁。若少读多作，则胸无真趣，一举笔，无不生吞活剥。”（《海天琴思录》卷一）“诗有别才，必兼学识三者，方为大家。”（《论本朝人诗一百五首》）
林昌彝《海天琴思录》开篇说：
“诗之要有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也。体不辨则入于邪陋，而师古之义乖；情不达而堕于浮虚，而感人之实浅；妙不臻则流于凡近，而趣俗之风微。三者既得，而后典雅、冲淡、豪俊、秾缛、幽婉、奇险之辞，变化不一，随所宜而赋焉。如万物之生，洪纤各具乎天；四序之行，荣惨各适其职。又能声不违节，言必止义，如是而诗之道备矣。自汉、魏、晋而降，杜甫氏之外，诸作者各以所长名家，而不能相兼也。学者誉此诋彼，各师所嗜，譬犹行者埋轮一乡，而欲观九州之大，必无至矣。……故必兼师众长，随事摹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明大方，而免夫偏轨之弊矣。
这一段话本出自明高启《独庵集序》。林昌彝不注出处，且放在诗话开篇，显然很赞同这一段话，并认为可以用来说明自己对历来诗学，特别是对乾嘉诗学的看法。在他看来，沈德潜、袁枚、翁方纲的诗学各有特点，又各有偏颇，应该相互协调。他又说：“性情既见，而后取乎格以辨其体，因而本乎趣以臻其妙。其发于诗也，为典雅，为冲淡，为豪健，为棘缛，为幽婉，变化从心，随所宜而赋焉。凡夫日星之灿陈，乔岳之耸拔，江海之汪洋，山林之幽冥，风雪之摩荡，云霞之鲜丽，木石之奇诡，异域殊方之变幻，一发之于诗……”（《二知轩诗钞序》）可以说，林昌彝的诗学思想具有综合的色彩。
方浚师认为，林昌彝经学词章兼擅，他说：“自来词章经术判门户，讥诃郑孔但书蠹，轻薄卢骆徒雕虫。君于二者熔之一，精金百炼陶铅铜，造化万物真天工。发言往往本至理，不肯偏执轻排攻。是词章伯、是经术宗，循环目围苞心府，五弦在手惊飞鸿，传文书林艺圃争，不朽足与金壶石鼓文字垂无穷。”（《海天琴思录题词》）林昌彝的诗歌清深渊雅，体现了他的美学追求。比如，其有《同秩庭饮临江楼》云：“万树苍茫际，飞来两白鸥。江山此杯酒，风月又扁舟。萝带碧缘岸，菜花黄上楼。平生足怀抱，未倦陆机游。”《笺经南奥烟云楼》云：“烟廓云台远近窗，闲来把钓上渔艭。桃花临水鱼盈尺，杨柳当帘燕一双。泻屋露华供石砚，入楼山影复银。斜阳晚步瓜栅外，偶看农人种豆茳。”情调甚为渊雅。其又有《将归福州留别及门沈幼丹太史》云：“苍茫天地易余晖，万里征尘上客衣。秋色西来山北向，江声东去雁南飞。干戈经岁民方困，关塞惊寒我欲归。策马踌躇与君别，独怜臣朔正呼饥。”融涉世之思于秋色江声之中，诗思清深。
三诗话设色为世戒
诗话之作，由来久远，然而至少自元代以来，对于诗话的价值却有不同的看法。元人赵文说：“诗话盛而诗愈不如古。”（《东山集·郭氏诗话序》）明人李东阳甚至认为“诗话作而诗亡”（袁枚《随园诗话》卷八引）。清初吴乔说：“唐人精于诗而诗话则少……宋人诗劣于唐而诗话乃多。”（《答万季野诗问》）林昌彝说：“近临川太学李君宗瀛柬粤西王少鹤诗，有‘论诗口诀都传赘’之句，亦以诗话为不必作。盖以唐人无诗话而诗存，宋人有诗话而诗亡。”（《射鹰楼诗话》卷五）又说：“武进汪叔明孝廉昉，……一日见余《射鹰楼诗话》，忽谓余曰：‘君本色人也，何以作此设色之事，甘为人役也？’”（《海天琴思录》卷六）
林昌彝对否定诗话的看法颇不赞同。他说：“昔人谓诗话作而诗亡，此论未免太过。……不知唐人无诗话，至晚唐风格卑弱，已几于亡；宋人始有诗话，而宋诗至东坡、山谷、渭南，雄视一代而苍然入古，是诗至宋而未尝亡。诗之存亡，关一代之运会，不关于诗话之作与不作也。……凡涉论诗，即诗话体也。诗必愈论则愈精，昔人谓诗话作而诗亡，岂通论乎？”（《射鹰楼诗话》卷五）有人认为他的诗话乃“设色之事”，“甘为人役”，依附于作品，依附于作者，林昌彝指出：“吾所为诗话，为世戒，不为人役也。况诗者韵语，设色本于赓歌风雅。诗话者，设色中之设色也。”（《海天琴思录》卷六）这一看法很值得注意。
林昌彝认为，诗话有其功能。就他所作的诗话看，这首先是“为世戒”，即文学批评的社会功能。他说：“余谓凡著书，须有关系，诗话亦其一也。余所为诗话，意专主于射鹰，及有关风化者次录焉。”（《射鹰楼诗话》卷二十二）他的诗话大量收录反映鸦片战争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同时收录了许多反映现实的篇章。同时，林昌彝认为，诗话是“设色中之设色”。这是比喻的说法，偏于诗话的艺术功能。林昌彝“援山阴汪禹九先生之言曰：理者，本色也，韵者，设色也。譬如日月光明，星辰昭列，天本色也；五色云霓，九霞灿烂，天设色也。澄江如练，烟翠成岚，地本色也；绿杨城郭，红树山林，地设色也。淡扫蛾眉，其人如玉，人本色也；粉白黛绿，翠绕珠围，人设色也。……竹篱茅舍，土室泥垣，屋宇本色也；朱甍碧瓦，复道迷楼，屋宇设色也。太羹玄酒，薄粥菜根，饮食本色也；海错山珍，驼峰象白，饮食设色也。黄冠草履，裙布荆钗，衣服本色也；藻火山龙，绵绣纂组，衣服设色也。鸟迹虫书，象形会意，字之本色也；铁画银钩，龙飞凤舞，字之设色也。白描人物，水墨烟云，画之本色也；丹铅金碧，秘戏春图，画之设色也。正有奇，经有权，本有末，质有文。经史本色，文章设色也，诗赋词曲设色也。诗话，本色之中设色者也”（《海天琴思录》卷六）。汪言认为凡事有本色与设色，议论甚为精彩。林昌彝赞同这一看法并用来说明诗与诗话的关系：诗乃“设色”，正如认为诗有所依附，又隐其依附。诗乃设色，相对于诗，则诗话为“设色中之设色”。就诗为“本色”来说，则诗话为“本色中之设色”。所谓“设色”，也即所谓“辨句法，正讹误”之类。（《射鹰楼诗话》卷二十二）这主要指对诗的艺术批评。诗话基于诗而存在，服务于诗，既要为“世戒”，又要为诗“设色”。这样揭示诗话的功能，在中国诗学思想史上很有意义。就林昌彝诗学思想的基本内容来说，也正在社会内容和艺术形式两方面。
§§§后记
书稿初成于1995年5月，当时曾呈请多位专家审阅。搁置有年，此次循原来体例，作了修改。书稿得到多位专家指教鼓励，承蒙巴蜀书社接受出版，一并表示感谢。
著者2007.5.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