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凤凰县虽然连一所小学也办不好，地方武装势力却发展很快。那时，沈宗嗣已成为当地武装力量的领军人物，在辛亥革命那一年组织并领导苗民起义，惨遭失败。当时，沈从文还不到十岁，却亲眼目睹了那一场血腥屠杀，“我那时已经可以自由出门，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头。”
历史的沉重总是让人无法轻松。人世间，我们每一个人不过是一粒微尘，当历史事件与生命轨迹重合，在微尘的心间所投射的映像，会比石凿刀刻还要清晰，这无法淡褪的烙印，呼应并影响着一个人的未来人生。沈从文深爱着这座美丽小城，却对残暴好斗有着本能的抵触情绪。年少时目睹了那些野蛮杀戮，长大后他便厌倦了政治争斗，从文而不尚武，从此只书写乡土桃源，将一颗敏感的心，躲藏到书页中去。
苗民起义失败的第二年，沈宗嗣领导的革命军终于取得胜利。正是叱咤风云、锋头正健的时候，这个男人随后的命运却急转直下：竞选失败、行刺袁世凯未果、远逃他乡、散尽家财……
家庭的变故，并不能阻止那个稚嫩生命的拔节成长。民国四年，沈从文转至凤凰县第二初级小学就读；民国五年又转入城外的第一高小，也正在那一年，当地的镇守署开始设立军官学校和预备兵营，在一个同学的怂恿下，14岁的沈从文投身到预备兵的技术班，决定秉承家族的那份荣耀，从步卒开始，直到当个将军。
但训练只维持了八个月，教官因外任离去，技术班也随之解体。退伍时，正是桃花灼灼的春天。漫山遍野的小桃红，使水城更加柔媚秀丽。最后一次散操，沈家少年一路摘了满把的桃花回家去。此时，摘花的少年开始有了细腻的情怀，他朦胧的心间盛了些轻愁，像山水间升起的晨雾。
多年以后，他写过这样一句话：美丽总是愁人的。对当年的摘花少年来说，这算得上一次远隔时空的对酌。一个人对美的感知，是从少年起便现出了端倪。
就在他捧着满把桃花退伍回家的那一年，沈家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他美丽、骄傲、聪明的二姐早夭离世了。在九个兄弟姐妹中，二姐强过他们任何一个。下葬时，他悄悄带了一株山桃插在坟前。也许他心底有一个悲凄的直觉，二姐就是一朵灼灼的桃花，未及尽妍，却被急雨打落，就那样鲜艳地漂在河上消逝远去了。过了很多年，他从北京返乡给姐姐上坟，才发现那山桃已长成一株两丈多高的蓬勃大树。
看《从文自传》中他简淡地说到二姐的夭折和那株山桃，心底似乎淌过一丝凉滑的液体，那样神秘妖娆，又那样悲凄难禁。这种原始神秘的力量此后一直在他的作品中隐隐生辉，本真和纯美，自然和命运，像寂静山冈上的一株山桃树，开了满树哀艳的花朵。
父亲外逃，二姐早夭，这些变故和打击，使悲痛不已的母亲逐渐看淡了世事，觉得与其让日渐长大的儿子留在身边瞎玩胡闹，不如放他外出闯荡，以增长人生的知识与经验。后来她得到一位杨姓军官的帮助，准许她的儿子沈岳焕以补充兵的名义，随军去往辰州。
得到消息的这一天是1917年的秋天、七月十五中元节，也就是民间的鬼节。往日喧闹的河边异常寂静，十四岁的沈家少年带着纸钱水酒和白肉，在河边祭奠了河鬼，然后浸到河水中静静泡了两个小时。这或许是他走出凤凰小城前，最后一次在生养他的土地上与水亲近。这是一次告别的仪式，告别生养他的凤凰小城，还有，他的年少时光。
接下来的日子，他在军阀混战的大背景下度过了一段军旅生涯。彼时，辰州成立了靖国联军军政府，共有三个部队，他被编入第二军的第一游击队。此后，他一路游荡在沅水流域十三县，参与过清乡剿匪，当过司书文员，读了很多书，也见过杀人如麻。沅陵地带，张扬着淳朴与野性之风，那里的人们活得血性自我，爱或恨都疯狂彻骨，不惜以生命作价，为爱恨情仇舍生献祭。
这段日子的经历，像一幅艳丽的暗室壁画，阴郁妖娆，带着森冽的切肤之感，长久保存在沈从文记忆中，让他难以忘怀。
在东乡榆树湾，当地一位商会会长正值妙龄的女儿病逝了，下葬后的当夜，一个卖豆腐的年轻男子便掘开坟墓，将那女孩的尸体背到山洞中睡了三天，之后又送回坟墓。被人察觉后他被押解到衙门，就地正法前，那年轻男子的脸上却只挂着淡然自若的微笑。
临刑稍前一时，他头脑还清清楚楚，毫不糊涂，也不嚷吃嚷喝，也不乱骂，只沉默地注意到自己一只受伤的脚踝。我问他：“脚被谁打伤的？”他把头摇摇，仿佛记起一件极可笑的事情，微笑了一会儿，轻轻地说：“那天落雨，我送她回去，我也差点儿滚到棺材里去了。”我又问他：“为什么你做这件事？”他依然微笑，向我望了一眼，好像当我是个小孩子，不会明白什么是爱的神气，不理会我，但过了一会儿，又自言自语轻轻地说：“美得很，美得很。”（《从文自传》）
这些见闻有着悲壮诡异的色彩，在沈家少年心底慢慢堆叠，使他身心都受到强烈撞击。他渐渐明白了爱，有时竟是这样的不可理喻和失去理智，携带着幻灭和死亡的气息。这多少对他造成了一些影响，多年后他苦恋那只黑凤却遭到拒绝时，曾经产生过幻灭心理。
这样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大约两年后，靖国联军第二军以“援川”名义开进川东，与当地一支名为神兵的部队交火，几乎全军覆没。幸运的是，彼时，年龄尚小的沈从文与几十名老弱残兵被命令留守辰州而幸免于难。
造化弄人，造化也成人。寄生于世，仿佛总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千丝万缕宿命的枝枝节节上，将你拨来转去，催促着你一步步前行。无数因缘与机锋，或无意或天意的选择，最后拼凑成完整的人生，组成曲折的故事，成就了一个个在大地上绝不雷同的凡人。
因为小，少小离家的孤独他比别人体会得更早；然而也正因为小，当死亡横扫而来，他才能像漏网之鱼死里逃生。人生的行程似乎早已设定，每一步都是机关和暗门，迈过去，他便要去赶赴另外的人生剧情，似乎一切皆已就绪，只等着他去开演。
部队覆亡后，留守也不再有意义。得了一笔遣散费，他回家暂住了数月，之后又去沅州，投奔任警察所所长的五舅黄巨川，当了一名警察所的办事员。在沅州地界，他还有一位名叫熊捷三的姨父，是当地响当当的权势人物，熊家老大熊希龄曾担任过民国政府总理。
因这两位亲戚的关系，他在沅州的生活称得上舒适惬意。警察所接收屠宰税后，他同一些商铺老板处得极熟，工作也得心应手。闲时，黄巨川和熊捷三作诗唱和，他便工工整整地替他们抄写，或者在他们家楼上安静地阅读大量藏书。母亲也变卖了老家房产，带着姐妹们搬来与他同住。日子像沅水一样缓缓流淌，人生的诸般小幸福似乎已全部展现。
然而，当一个脸庞白皙名叫马泽蕙的女孩进入了他的视线，这一切便全然打碎。《从文自传》里，他将这场其实只能算作单相思的初恋称为“女难”，在他的意识中，这是一场带给他许多委屈和苦楚的劫难，他为此而负疚出走，盲无目的地四处流浪，过了数十日水上漂泊的生活。
一切皆是因果缘定。他拒绝了亲戚和当地士绅的提亲，却鬼使神差爱上了一个白脸女孩，只因那女孩的弟弟曾对他说，女孩最喜爱他写的诗。彼时战事正起，八百土匪围困了小城，流弹纷飞，杀声连天，他却置若罔闻，只没日没夜地为那女孩写诗，心里梦里只有女孩白皙的面容。
最后，这梦到底还是醒了。女孩的弟弟以借钱的名义，从他手里陆续骗走了一千元钱，那是他母亲卖祖屋攒下的生活费。这钱无法追还时，他才明白，所谓的初恋，其实是一场受骗的经历。
他无法原谅自己的愚蠢和挫败，更无法面对艰难穷困的母亲，以及曾希望招他为婿的亲友士绅，于是他选择了逃离。他机缘巧合地又回到军队，数年间，先后辗转漂泊到常德、保靖、四川，最后回到湘西，依赖一手好字，在“湘西王”陈渠珍身边做了一名书记。
这新的生活是一个转机。陈渠珍是个政治革新派，治军有方，博学多才，拥护五四文学革命，曾出过一部诗集。沈从文跟在他身旁，有机会浏览了各种古籍，学习了大量历史知识。军阀休战期间，陈渠珍亲手草拟了一份“湘西各县自治”计划，很快便办起了师范讲习所、女子学校、林场和工厂，此外，还设立了报馆，沈从文因此调进报馆工作，在印刷工人赵奎武新文化思想的影响下，他对新文学燃起了热情。
他开始大量读书，为书本和文学着迷。一边看书，一边学会了思索。
我常常躺在一片草场上看书，看厌倦时，便把视线从书本中移开，看白云在空中移动，看河水中缓缓流去的菜叶。（《从文自传》）
我记下了许多新人物的名字，好像这些人同我都非常熟悉。我崇拜他们，觉得比任何人还值得崇拜。我总觉得稀奇，他们为什么知道事情那么多。一动起手来就写了那么多，并且写得那么好。（《从文自传》）
这时节，他已不再是那个一心只想着逃学撒谎的调皮男孩，他日渐变得英俊沉稳。此时他像一块海绵，能量储存得越多，便越低调沉敛，也愈加懂得，他必须到一个更广博的空间去，做一块更大的海绵。
尽管在陈渠珍的革新下，工厂在源源不断地出产品，学校也一派生机盎然，他喜欢这欣欣向荣的状态，尤其羡慕那些青年学生，但反观自己的生活，那无法抗拒的焦虑和失落，像四面垒起的高山屏障，将他围困，向他挤压而来。他要突围，要寻找自己的出路和梦想。
那些从各处派来的青年学生，在一般年轻教师指导下，无事无物不在新的情形中，那份活动实在使我十分羡慕。我无事情可做时，总常常去看他们上课，看他们打球。学生中有些原来和我在小学时节一堆玩过闹过的，把我请到他们宿舍去，看看他们那样过日子，我便有点难受。（《从文自传》）
几乎与此同时，他经历了两番生死体验。先是一场热病折磨了他四十天，高热头痛，一碗一碗地流鼻血；病刚好，一个结实如猛虎的同学在下河游泳时，因一个小小疏忽泅水而亡，四天后当人们将他肿胀变形的尸体从水中捞起——这一幕在沈从文眼中，像一枚锐利的钢针，终于刺痛了他的神经。
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与脆弱的肉身相比，人生更有价值的是什么？
他为此闷闷沉沉地躺在床上，想了整整四天。最后他终于得出一个结论：
好坏我总有一天得死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气力，咽下最后一口气，比较在这儿病死或无意中为流弹打死，似乎应当有意思些。
他于是变得义无反顾，下定决心要去北京读书。当他向陈渠珍说起这个决定，这个凤凰出生的军人给了他有力的支持和温暖的鼓励。随后，带着几十块钱薪水，和陈渠珍给他的一个手谕以及一份勇气，他离开了生养他的凤凰小城，离开了沅水流经的故乡土地。
十九天后，一个风尘仆仆的青年，站在了北京前门火车站。
他在歇脚客店的旅客簿上一笔一划地写：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他终于来到了北京。他曲曲折折走了那么久，终于，走进了梦想那扇大门。
此时，正是1922年北京的夏天。
此时他并不知道，他写下的那个名字，将是一个传奇。
合肥张家的三小姐
此时，我仿佛坐在时间的荒涯里，闭上眼，耳畔有忽忽的风声。时光多么无情，就像浩荡长风，不停歇地疾飞而去，吹皱了多少胭脂面，吹过了几多离合，几多悲欣。
每天穿过柳林，仰头就能看见小城的钟楼，分分秒秒在眼前不急不忙地流走。我总要发一会呆。前一分，还是今生今世，这一秒，已是旧梦前尘。
身后，似乎涌起了一座时间海，分分秒秒的浪花，都在唱着远逝的曾经。
有些事情，有些风韵，只在历史的某一段缝隙中，才能被完美地雕刻诠释。
数年前一个深秋，夜宿一处前清老宅。良夜幽静，老宅内漏了一天井的月光。坐在旧式紫檀木大靠椅上，抬眼看天井上四方的星空，看到痴绝处，竟恍惚是坐在光阴的井底，刹那间，遍野都是漫漫时空的孤寂，浩瀚无垠。
那一刻，无我。在那样古旧的老宅，我显然是个多余。
只适合时光退转回去——纸糊的灯笼，穿旗袍的闺秀，咿咿呀呀的昆曲，和一大院子当时的月色。那时，没有我们。
我们穿不起那样的时光。它太含蓄典雅，太有内涵和风韵，是一袭端淑的旗袍，只有名门闺秀，才能与它两相合契。
合肥张家的世家名媛，民国最后的大家闺秀们，个个都是风华绝代，后世里再也找不到那样的佳人。曾有新时代的导演想拍“合肥四姐妹”，但他知道，他拍不了。他找不到那样的演员，可以演绎那个年代的优雅和记忆。
那么，只能原谅文字的贫乏，让旧时光幽长的影子在这里隔世重现。
就从这里开始翻页吧——辛亥革命前夕，合肥龙门巷张家府宅，诞生了一位三小姐。
1910年，夏末秋初。那时，远在凤凰小城的沈从文已满八岁，他正想着法子逃学，和野孩子们四处疯玩，或者趴在学校的孔夫子牌位前罚跪受笞……他不知道，那个将使他无比甜蜜又无比心痛的女子，来到了这个人世。
9月15日，合肥张家年青美丽的少夫人陆英撑起产后虚弱的身体，只看了一眼刚落草的小人儿，失望地哭出了声。又是个女孩，这已经是第三个了。婆婆很不高兴，她只希望添个孙子。
父亲张武龄倒十分开心，他给三女儿取名兆和。虽然出身钟鸣鼎食之家，他却是个含蓄儒雅之人，既博学多才，又开明民主，给子女们取名也极为讲究。张武龄一生共有子女十人。大女儿元和（字伯元），二女儿允和（字仲允），三女儿兆和（字叔兆），后来出生的四女儿取名充和（字季充）；六个男孩，分别取名宗和、寅和、定和、宇和、寰和、宁和。女孩的名字不仅没有半点含花带草的妩媚，并且都有两条修长的“腿”，张武龄希望女儿们读书成才，像男子那样走向社会，立足名世；男孩的名字都有家字头，显然，儿子们长大后是要光大祖业、承继家声的。自不必说，这是他的愿望。
合肥张家是名门望族。张武龄的祖父是赫赫有名的清末淮军将领张树声，是仅次于李鸿章的淮军第二号人物，历任道台、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通商事务大臣等职。他留给后世最大的亮点是“儒将”之名，爱好昆曲，重视文化，曾主持重修了苏州沧浪亭内的五百名贤祠，并亲自撰写了宝带桥碑记。
张树声共有九子，长子张云端曾任四川川东道台。巧的是，张云端与沈从文的祖父沈宏富一样，声名显赫却膝下无子，更巧的是，也如沈宏富那样，他过继了自己的侄儿为子承继家业，这便是五房所生的张武龄。
仗着张树声创下的一份庞大基业，张家成了合肥的望族门第。张家拥有的万顷良田，仅归在孙辈张武龄名下的每年就有十万担租。难得的是，张家少爷没有半点纨绔之气，那些抽鸦片逛窑子玩纸牌的陋习，与他两不相沾；与他相投的，是报章杂志、诗词书画，以及从祖上传承沿袭的昆曲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