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们的理论是要最大限度的祛除肿瘤，那我们同样可以先把肿瘤的负荷降下来，然后进行基因治疗。总之，提高基因的数量，降低癌细胞的数量，使双方的对比关系发生变化。李宁现在采用的方法是只做TAE（栓塞）加基因治疗，不做化疗、放疗。以此尽最大可能提高基因制剂的比例，调动人体自身免疫能力来对付肿瘤。
这样的试验结果显示，已经有非手术病人同样达到临床治愈的结果。
一位五十多岁的男性患者，左右肝分别各长一个五六公分的肿瘤。他既没有移植，也没有做切除手术。李宁对这个病人第一步先打基因，让他降期，把他从高恶的侵蚀状态下解救出来，为下一步的栓塞、射频治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接下去第二步栓塞，把肿瘤外围血管拴住。第三步射频，把瘤体彻底烧死。然后第四步再打基因。如此步骤下来，这个病人两年了没有复发，而且原发病灶已经全部坏死，目前还在观察期。“这就是战略战术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研究叫‘临床新策略’呢？就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最终达到两个目标，一是临床治愈；二是延长生存。”这样的答卷李宁是欣慰的。
Δ“立体思维，倒向分析”
“肝癌是全身性的疾病，而不是局限性的肿瘤。从临床累计病例证实，肝癌相关病毒不仅生存在肝脏中，还滋生于骨髓里面，或寄生于外周血的淋巴细胞里面……”李宁的理论还有另一层意思：假如一个人得了肿瘤就意味着这个人至少已经得了另外的三种病。一是营养失调，饮食结构失衡，“吃了他不该吃的东西，没吃他该吃的东西”。倘若一个人的组织细胞都营养不良，他能不得病吗？二是神经内分泌失调，情致紊乱，精神紧张，气血瘀滞，机体抵抗力弱，绝对是肿瘤的高发人群。三是免疫功能低下，我们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天有一个癌细胞产生，为什么大部分人不得肿瘤呢？因为这三个方面特别是免疫功能方面是正常的，你一长东西淋巴系统就发现并及早把它清除了。反之，机体没有识别能力，或者没有能力攻击，那当然就任其泛滥了。显然，如果一个人在这三方面是正常的，他不会得肿瘤，反之一个人如果得了肿瘤标志他起码已经患有三种病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李宁指出人类对付肿瘤采用的仍然是定向能量外科技术。他说，我们的各种治疗都是单一的，肝脏移植、肝叶切除、放疗、化疗、射频、栓塞以及生物治疗等等一系列手段，只是冲着肿瘤去的，尽管如此这般可以有限地延长病人的生存期，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结果必然是此消彼长。
李宁分析了现今临床上肿瘤治疗的现状：首先是手术，显然它有太大的局限性，无法解决根本的问题；第二是放疗、化疗策略，其效果同样非常有限，而它的破坏力和副作用却是有过于它的正向作用；三是系列的药物干预，由于超大剂量的强压，结果得了肿瘤的人有三分之一是被各种药物击垮的。余下三分之一是因为心理障碍，自己崩溃了。真正因为肿瘤导致死亡的人数是很少一部分……他是在反省，也是在反思，作为临床医生他不想回避整个行业在研究方向和治疗思路上的盲点和误区。
熟悉李宁的人说，他的很多想法之所以与众不同，很大关系是得益于他广博的兴趣和运动员所具备的决胜心理素质。幼年的时候他一直在北京市什刹海体校乒乓球队接受系统的专业培训，如果不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他后来很可能就不是医生而是国家运动员了。
至少他的思维方式是立体的，他不可能仅仅把自己局限于剂量、方法、途径这些操作性的研究中。他会突然间从具体问题的终端跳出来，直接追溯到事物的本源。他经常问自己：为什么我们的治疗手段不断地推新，可以大到把整个器官都替换了，也可以小到从分子层面去解体细胞的结构，可谓无所不能，而且这样的探索历经数代人没曾停顿过。但是百年的时间了，全世界这么多高明的医学家却为什么在肝癌这个病的面前总是那么软弱、苍白？有人说上个世纪美国人曾经把登上月球和征服癌症视为最有价值的两大命题。结果登月甚至遨游太空让他们如期如愿，而癌症，这个看似不大的疾病却让他们低头认输。
确实征服癌症是迄今尚无结论的世界难题。尤其是肝癌，它的发病率连年居高不下，且呈上升趋势。美国人预测未来癌症将占到他们国家死亡人数的40%。而且癌症的治愈率始终不见明显的改变，尤为肝癌。
李宁，一个没有太大名气的中国医生，把攻克肝癌视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对他来说似乎大了些。确实有人说过，未来征服癌症的那个人应该无可争议地拿到诺贝尔医学奖。李宁对此真的连想都没敢想过，如果说他有什么与众不同，恐怕就是他这个医生从不轻易在死亡面前认输。他确信这项研究需要千千万万人的努力，需要时间，需要专一，他不知不觉地站到了这个队伍里面，并且不知不觉已经陷得很深。
惯于倒向分析的他在经历了各种临床试验之后，得出了一个另类的结论：一切治疗手段的前提条件只有一个——早期诊断。他认为，这是打开肝癌这扇门的机关要害。“目前的情况是没有比早期诊断落后更糟糕的事了。”他说肿瘤的特点逼迫着我们必须将它消灭在萌芽状态，反之待它长出新生的血管，它的疯狂会成倍、甚至成几何基数的增长，它留给你的治疗时间非常短暂了。但是要抓住这个“萌芽状态”何其难。
李宁素有近台快攻能力，他不想与早期诊断打拉锯战。在基因治疗的同时他的另一个重大课题已经萌生，“肝癌早早期诊断分子标志物筛查研究”。
肝癌的早期诊断面临两大难点。首先是如何找到早期诊断标志物。全世界的研究人员在经过将近三十年的努力之后，发现了几百个肝癌确诊标志物——包括甲胎蛋白AFP。遗憾的是这个甲胎蛋白或者其它的发现都只是确诊的标志物，而不是早期诊断标志物。因为先师们获得的标志物都是在已知的肝癌病人身上提取的，是从他们的血液、病理组织中进行基因组学、蛋白组学的筛查中定义的。所以说至今世界范围所有的肝癌诊断标志物都是确诊型的，至于早期的标志物还没有人从中去筛查证实。所以目前临床确诊的肝癌往往已经是晚期了，85%都是晚期了。
第二个难点是“稍纵即逝”，抓不住。我们现有的检查手段，CT、核磁、PET等，对一公分以下的肿瘤基本看不见。因为肿瘤的生长特点决定了它在一公分以上才形成新的血管，早期因为没有血运，造影剂不会在肿瘤内部显影。这便是一公分以下的肿瘤我们抓不到的原因。但是肿瘤一旦生成了血管，它的体积会急速地暴长起来，不是两公分三公分，是五公分十公分地暴长，连续地快速地暴长。仿佛忽的发病，让你措手不及。等你发现，绝大部分的人已经失去了手术机会。尤其是AFP高的病人，它的肿瘤增长速度超乎寻常的快，这是肿瘤的生物学特性所决定的，恶性程度越高它的这个特点越显著。
什么是早早期诊断？“就是要抓住一个时间，在病人的肿瘤还没有形成血管的时候，找到一个或几个肿瘤标志物来诊断他已经存在肝癌细胞了，这就是早早期诊断。”
那么如何找到早期诊断标志物呢？在肿瘤内部还没有形成新的血管的时候，要提取血液里的诊断标志物当然是一个难题。怎么做？迄今全世界还没有人涉足。原因是我们没有建立一个系统观察队列，没有一个从病人得肝炎开始就监测他微妙变化的凭证，因此就很难拿出一个病人与肝癌必然性的结论。
李宁现在已经和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200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LeeHartwell合作，一起完成这项世界难题。由美国教授提供从一次微量外周血中可检测几十种可能肝癌早期诊断分子标志物的技术，李宁负责建立长期观察检测队列。这个队列涉及六种人：正常人、乙肝表面抗原阳性、小三阳、大三阳、肝硬化、肝癌。由这六种人分别组成六个组，每组600个人。他们将对这六组人同时进行连续的监测，记录这些人的症候学变化、一般化验、影像检查、病理检查等等各种结果，同期预留他们的血液进行蛋白组学的筛查，设定每三个月查一次，然后把那些可能成为分子诊断标志物的所有相关信息进行对比筛选。
队列的意义在哪儿？李宁说，在每年的观察期中约有2-3%的乙肝病人可转为肝癌。之后他们把发现肝癌病人之前3个月、6个月、9个月等的血清肿瘤标志物筛查结果和同组没有发生癌变的结果进行对比，同时进行症候学高危因素对比筛查，以此得到肝癌早期诊断标志物初筛结果和相应的高危人群指标，然后再用初筛标志物在高危人群中去进一步验证，最终获得早期肝癌血清蛋白分子诊断标志物。如果，我们有一个几千人的队列，那么一年就能发现一两百个肝癌病人，而且都是早期的。到这时候我们就有了答案，可以说这几个标志物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诊断为肝癌了。这便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早早期的诊断。
李宁希望最终能筛选出三到五个诊断标志物，将来就拿这几个标志物在大面积高危人群里进行筛查。“如若果真这样，对肝癌贡献就大了”。
Δ“科学发展观之《道德经》心释”
李宁的思路很宽，也很出奇。他爱看书，其中最爱之一是《道德经》。他去年曾在医院讲了一次党课，没成想一讲就是三个半小时，却是底下没人舍得走开。那天会场极其静，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忙着记录，连很少拿笔的工人们也没闲着。会后员工们说，这是他们所听到过的、有史以来最好的讲座。这堂党课的题目是“科学发展观之《道德经》心释”。党课和《道德经》？多么不相干的联系，李宁却很贴切地把两者联系在了一起。应该说老子的《道德经》，万种人能读出万种心释。李宁作为主管医院的领导人，他的心释带着明显的摆脱不了的行政和党务工作者的职业特点。他说“《道德经》就是科学发展观”。
李宁就任佑安医院院长后，首先在医院正门的横梁上嵌挂了一块牌匾，正面写的是“遵道厚德”，背面写的是“互佑平安”。显然老子的“道德”思想深深根植到他的心底。“什么是道？道是规律。科学是什么？科学就是探索规律。”李宁解说的就这么直白。现在人说的科学一词，古代人称之为道。“遵道”，就是按科学规律办事。“什么是德？德是一种结果，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厚德”，就是你做事做人的结果要厚实，这就是所谓的积攒德行，厚德载物。
李宁解释“互佑平安”的关键词在“互”上。医患之间、护患之间、医护之间、上下级之间、人和人之间都是一个相互关系，“互”就是平等。医生绝对不是主宰，病人也永远不是上帝。人和人之间都是相互支持，相互维系，相互平等的。
佑安医院院内有一处“紫气东来”的亭子，李宁在此亭书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贵以身为患若可寄于患”；下联是“爱以身为人若可托于人”。意思是告诉你什么样的人才配做医生，叫你像珍爱自己身体一样珍爱病人，病人才有可能把他的生命和疾病托付给你。他把看病理解为托付。此联同样取自老子的《道德经》，文字稍有改动。
李宁是读书人，却又是体育爱好者，于是标新立异和冠军逻辑总会或多或少渗透在他的行为方式中。
历史以来北京佑安医院是传染病专科医院。李宁现在要稍稍改变一下它的形象，他要把医院建设成为以感染、传染及慢性相关性疾病为学科重点的综合性医学中心，一所不同于一般性综合医院的综合医院。他新增加的科室有口腔科、眼科、耳鼻喉科、妇科、泌尿科、皮肤科等等。按照他的观点：“人体所有带眼的部位都是传染的途径，都要建立相应的科室。”他把“传染病”的概念立体化了。
肯定有人会说，他这是一厢情愿，谁敢到你传染病医院去看牙？李宁诡异地笑笑，“这就无知了。你怎么不想想还会有哪家医院能比传染病医院更重视‘感染’呢？”他透露了一个常人忽略的现象，“有哪家医院口腔科索看病历，追问传染病史？”一句话问的你目瞪口呆。他这个人经常会冒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是呀，很有可能你坐上牙椅之前的那个人就是肝炎病人甚或是艾滋病病人……一个多么可怕的漏洞。
他的“意想不到”会随着你的情绪缓缓而出：牙科最常用的牙钻，它在高速旋转的情况下，突然一停，瞬间会产生一个虹吸现象，实际上就是把钻头最后残留的液体抽回到牙钻的管路里面。尽管现在我们各家医院口腔科都实行一人一钻，但是所有的牙椅，没有一台能做到管路灭菌的……正是由于他能抓获太多的意想不到，所以总能让他做出些别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来。佑安医院口腔科规模不大，只有10台牙椅，但却是台台牙椅都能做到管路消毒灭菌。李宁有点绝对，“我们的牙科在中国再找不出第二家。”他觉得自己对患口腔疾病的人提供的是三重防护措施。于是那种属于他的自信便从一个个细节中流露出来。
当初肝脏移植时，他的关注点并没放在手术刀上，而是放在与外科手术不相干的感染、排异和肝动脉血栓上。他说，“关键是要找到对付死亡的要害点。”这几大难题是移植手术后能否脱险的关键所在。于是一个外科医生比内科医生还要攻心内科。后来真的让他找到了肝脏移植后“多米诺骨牌中最关键的那一块”。
近十年他又专注基因治疗，外科医生拿着手术刀和细胞叫劲，他说“当今没有外科与内科之分，没有器官与分子之别，只有医学这个概念”。
从他的“抗癌新策略”不难看出是全攻略的。他称之为“四维空间”。纵的能够穷尽到具体方法的角角落落。横的能够铺展到起源的方方面面。为了拿下肝癌，他的研究方向包括了治疗以外的早期诊断，诱发起因等所有相关领域。这还只是一部分，接下来他准备着手调动中医中药在调节免疫功能方面独有的功效。他认为，中医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滋阴壮阳”，这是绝招。他要利用这个绝招来提升肿瘤病人的免疫功能。他的下一个计划要在发生肿瘤的原因方面进行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开发一些新的药品，探讨一些新的理论。
这个时候你忽然明白，为什么马丁教授的基因治疗研究不是选在美国，也不是选在中国的任何一家医院或是任何一位肝胆外科医生，而只是选中了李宁。或者说为什么接纳马丁基因治疗的人不是在美国，也不是在中国的任何一家医院，而只有李宁。
李宁说自己有一个特点，无论做什么事，只要看到别人高兴，只要别人对这个事情说好，他就特满足了，很少甚至压根没想到自己的结果怎么样。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一个人做事的目标是干净、明确的，那么他一定绝少烦恼，而且无论结果如何他都坦然，宁静。他说：在我的面前没有困难二字，有的只是下一个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