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敞地节三年五月视事，故昌邑王居故宫，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闭大门，开小门，廉吏一人为领钱物市买，朝内食物，它不得出入……臣敞数遣丞吏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视居处状，故王年二十六七，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眉，身体长大，疾痿，行步不便……臣敞与坐语中庭，阅妻子奴婢。臣敞欲动观其意，即以恶鸟感之，曰：“昌邑多枭。”故王曰：“然。前贺西至长安，殊无枭。复来，东至济阳，乃复闻枭声。”臣敞阅至子女持辔，故王跪曰：“持辔母，严长孙女也。”臣敞故知执金吾严延年字长孙，女罗，前为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语跪起，清狂不惠。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财物簿……从这一报告中不难看出，自宣帝初立到地节三年，八年的“幽禁”生活，已使这位昔日的青年皇帝迅速地衰老，其步履蹒跚、神志不清，精神濒临崩溃，生命几近垂危，再也不可能危及宣帝的皇位。从此宣帝才放松了对昌邑王的刻意防范。事实证明，宣帝对昌邑的防范是成功的，自退处山阳与终老豫章，昌邑再也没有掀起什么政治波澜。
《汉书》卷六三《广陵厉王刘胥传》载：“及宣帝即位，封胥四子圣、曾、宝、昌皆为列侯，又立胥小子弘为高密王。所以褒赏甚厚。”广陵王“祝诅”事件后，宣帝“加恩”，赦免了广陵王诸子的罪行。卷八《宣帝纪》载：元始元年“秋七月，诏立燕剌王太子建为广阳王，立广陵王胥少子弘为高密王。”地节三年，“赐广陵王黄金千斤，诸侯王十五人黄金各百斤，列侯在爵者八十七人黄金各二十斤”。耐人寻味的是，宣帝何以频频要对广陵王家族厚加封赏。其中原因，当不会尽以广陵王为宣帝唯一幸存之从祖去解释。昭帝死后朝中群臣讨论立谁为皇帝的时候，广陵王胥是众口一辞所选定的理想人选，可以说，当时广陵王很有一定的号召和影响力，只因不为霍光拥戴而未成为皇帝。昌邑王被废后，宣帝以“庶人”身份入主未央宫。从昭帝死到宣帝立，不过百日时间，应当说，广陵王的影响当不会很快消失，宣帝即位后对其应采取防范和压制措施，然而宣帝却反其道而行之。宣帝如此举措，其目的就是通过“加恩”的安抚政策，赢得各个诸侯王对自己皇统合理性的承认与拥戴，同时也暗含了通过培植皇室势力与霍氏权臣势力相抗衡的意味。有学者指出：“宣帝时期起于王国的动乱较少，这固然与武帝时严厉打击了诸王势力有关，但宣帝的‘骨肉之亲’的感化作用，也不能忽略。”①观宣帝一朝，除广陵王因“祝诅”天子悔而自杀外，再也没有来自皇室诸侯王的叛乱，这不能不说是宣帝安抚策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三、宣帝加强皇帝权力的对策承前
所述，“禄去王室，政由冢宰”之局面下，皇帝权力极其微弱，不仅内朝势力唯霍光之命是从，而且外朝官吏多为霍光党亲。这种现状，曾引起过皇室成员和朝野大臣的不满和反叛，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宣帝即位后，对这种现状已极为不满，但他并不是愤然于色，而是隐忍不发，不是急于求成，而是从长计议。除谨慎维系与霍氏家族的关系和防范昌邑废王、安抚广陵王之外，宣帝还通过以下措施，悄无声息地扩展着自己的权力。首先，他为祖父戾太子冤狱平反，通过这件事有条不紊地拔擢外家、旧恩势力，以期与霍氏势力相抗衡，从此，史、王、许三家外戚势力在西汉政治中渐露头角。（参见张小锋：《卫太子冤狱的昭雪与西汉武、昭、宣时期的政治》，载《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6（3）。）其次，通过宣扬武帝功德，来申明自己皇位的正统性，以改变自己“由仄陋而登至尊”②的身世。《汉书》卷八《宣帝纪》载，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夏五月，下诏曰：“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义，选明将，讨不服，匈奴远遁，平氐、羌、昆明、百越，百蛮乡风，款塞来享；建太学，修郊祀，定正朔，协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应，宝鼎出，白麟获。功德茂盛，不能尽宣，而庙乐未称，其议奏。”有司奏请宜加尊号。六月庚午，尊孝武庙为世宗庙，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献。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国，皆立庙。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汉书》卷七五《夏侯胜传》亦载：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诏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遗德，承圣业，奉宗庙，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谊，厉威武，北征匈奴，单于远遁，南平氐、羌、昆明、瓯骆两越，东定薉、貉、朝鲜，廓地斥境，立郡县，百蛮率服，款塞自至，珍贡陈于宗庙；协音律，造乐歌，荐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开圣绪，尊贤显功，兴灭继绝，褒周之后，备天地之礼，广道术之路。上天报况，符瑞并应，宝鼎出，白麟获，海效钜鱼，神人并见，山称万岁。功德茂盛，不能尽宣，而庙乐未称，朕甚悼焉。其与列侯、二千石、博士议。”于是群臣大议廷中，皆曰：“宜如诏书。”长信少府胜独曰：“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过）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公卿共难胜曰：“此诏书也。”胜曰：“诏书不可用也。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于是丞相义、御史大夫广明劾奏胜非议诏书，毁先帝，不道，及丞相长史黄霸阿纵胜，不举劾，俱下狱。有司遂请尊孝武帝庙为世宗庙，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献纳，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国凡四十九，皆立庙，如高祖、太宗焉。
应劭注曰：“宣帝复采《昭德》之舞为《盛德舞》，以尊世宗庙也。诸帝庙皆常奏《文始》、《四时》、《五行舞》也。”《汉书》卷二二《礼乐志》载：“至孝宣，采《昭德舞》为《盛德》，以尊世宗庙。”宣帝在诏令中所言“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义”，恐怕是言不由衷之词，因为仅“巫蛊之祸”便株连数万苍生，自己作为皇曾孙，险些丧命，武帝又怎么能称得上是“躬履仁义”呢？夏侯胜所言武帝“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等词，皆为实情，然宣帝却将其“下狱”。宣帝之所以如此，其目的就是要“欲褒先帝”，即想方设法抬高武帝的历史地位，从而强调自身皇位的正统性、巩固和扩张自己的皇权。有学者分析：
宣帝对夏侯胜的处置，出于其维护皇权的威严的用心。经过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对武帝时期社会政治的批判，武帝在一班儒生心目中的实际地位已经下降了许多，当时除夏侯胜外，其他儒生对武帝政治也时有反感，不过不像夏侯胜表达得那么尖锐、直接。如魏相向宣帝谏罢击匈奴时，就委婉地表示，武帝的大兴兵戈并非明智之举。这些情况，宣帝未必不知。然而，他虽是卫太子之后，却出于民间，靠霍光等人废昌邑王刘贺以后才登上皇位，因此对武帝必须要表示出格外的尊敬，否则便不足以显示其“奉承祖宗”、“以安宗庙”的虔诚之心，也无法依靠祖宗的幽灵来保护他的长治久安。为了褒扬武帝的功业，他在《议庙乐诏》中把讨匈奴、平百夷列为诸功之首，还称这些都是“履仁义”、“讨不服”的壮举。及至议成，“尊孝武庙为世宗庙，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正是宣帝采《昭德》之舞所为之。这种作法，在后世皇帝中也颇有微词。成帝时议罢郡国庙，他就“申明”：“孝宣皇帝尊孝武庙曰‘世宗’，损益之礼，不敢有与焉。他皆如旧制。”宣帝对武帝的尊重，可谓非同一般了。他的目的，显然是想通过立庙设乐这种做给活人看的虚假之礼，来重新树立武帝的威望。夏侯胜不能体察宣帝的良苦用心，居然当众出武帝的丑，甚至连宣帝的诏书也敢“非议”，如果不定他的罪，那才真正是怪事一桩了。（汤志钧、华友根、承载、钱杭：《西汉经学与政治》，188～189页。对于宣帝之待夏侯胜一事，王夫之亦有相同之看法。其云：“宣帝者，武帝之曾孙也。假令有人数夏侯胜乃祖乃父之恶于胜前，而胜宴然乐听之，其与禽兽奚择哉……恶武帝之无恩于天下，而已顾无礼于上，宣帝按不道之诛，不亦宜乎！”《读通鉴论》卷四《宣帝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