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正建
一
日常生活史是一个新兴的史学流派，大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形成热潮。到90年代初，随着德国和意大利“日常生活史方法论”专集的先后出版，标志着这一史学流派在“正统”史学的批评和不屑一顾的态度下站稳了脚跟，到1997年，“日常生活史学”在西方当代史学史专著《20世纪的历史学》一书中有了专章介绍。日常生活史终于从理论到方法到实践，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一个日益重要的史学流派。（参见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载《史学理论研究》，2004（1）。以下关于西方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介绍均来自此文。）
日常生活史研究“日常行为”，“在小群体层面上探寻历史动因”，认为历史画卷是具体的人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一笔笔描绘出来的，其研究特色包括：研究范围微观化、研究内容包罗万象、力图重建“全面史”以及“他者”立场的解释等。从具体著作看，他们关注的重点在衣食住行。比如保罗·纽曼《中世纪日常生活》一书的内容就包括：第一章，饮食与烹饪；第二章，建筑与房屋；第三章，服装；第四章，卫生；第五章，消闲与游乐；第六章，武器与装备（这一点或与欧洲中世纪的生活特色有关——笔者）；第七章，医疗。其他如社会结构、阶层、文化环境等都只作为生活的背景来进行研究。
二
但是在中国，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并没有形成规模或形成学派，甚至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虽然我们也有关于衣食住行的研究，但它们都是孤立的、个别的、零散的。学者们分别从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文化、风俗、文物、科技、历史地理等各种角度来研究它们，却恰恰很少将它们作为“日常生活”来研究。这些研究又大多以“物”为中心，其中没有“人”的“生活”痕迹。总之，中国的史学工作者还没有有意识地、自觉地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去研究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现象。下面我们在唐史研究的范围内，就发表的研究论文作一个简单统计。
我们从唐史论著目录的分类入手，因为目录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分类则是“类例既分，学术自明”（郑樵：《通志》卷七一《校雠略第一》。）。通过分类，不仅能看出学术界对某一问题的研究现状，而且能看出他们是从何种角度去进行研究的。
中国唐史学会的《会刊》几乎每期都刊登有论文目录。我们统计1996年到2002年七年的目录分类（统计结果详见附录），发现在1996—1998这三年的目录分类中，有关衣食住行、婚丧医疗等的论文，被分别归入政治、经济、民族、文化教育、人物、宗教、历史地理、考古与文物各大类中。大概除了“史料与史学史”一类没有外，其他各类都有。当然相关论文的大多数还是被归在了“文化教育”类。1999—2000两年，目录编者在以前的“文化”类中加入了“习俗”或“民俗”，称为“文化与民俗”或“文化与习俗”类。衣食住行等大量被归入这一类，但其他类别中也仍然收有相关论文。2001—2002两年，目录的分类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第一是在“风俗”前面加上了“社会”，成“社会风俗”一类；第二是将“社会风俗”与“文化教育”彻底分开了。当然，其他各类依然收有与衣食住行等相关的论文。
这样，我们将1996—2002这七年唐史研究中与衣食住行等内容相关的论文目录分类的变化列表，
文化教育——文化与民俗社会风俗、文化教育
很明显，在目录编者或者在研究者的心目中，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先是泛泛地属于“文化”，后来觉得应该归入“习俗”，最后将它们归在了“社会风俗”一类中，这也反映出有关论文日益增多的现状。
我们再看方积六主编的《隋唐五代史论著目录（1900—198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以下简称为《方目》）和胡戟主编的《隋唐五代史论著目录（1982—1995）》（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以下简称为《胡目》）。在《方目》中，衣食住行、婚丧等研究论著被归入第六大类“思想文化”下第十二小类“风俗”，同时将涉及社会生活的论著又归入第十大类的“其他”中。这里的“社会生活”是笔者分析出来的，《方目》编者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一点。就编者而言，是把不好分类的论著放在了“其他”中。编者心目中还没有自觉地将“社会生活”归为一类。不过，将有关“社会生活”的论著与“风俗”分别归类，反映了编者的卓识；又将它们归为“其他”，则反映了学界当时的状况以及编者的局限。
《胡目》延续了《方目》分类，但又稍有不同。这主要就是在第十类“其他”下又细分出六个小类，其中第三类是“社邑”，第五类是“服饰”，第六类是“其他”（包括有关社会生活的论著）。这其中最奇怪的是第五小类“服饰”。既然在前面第六大类第十二小类“风俗”中已有关于服饰的论著，且饮食、居住等论著也放在“风俗”中，为何又单将“服饰”提出来放在“其他”下独为一类？这种分类的混乱反映了在史学相关研究中角度、方法乃至理论的不明确。反映了学术界对“衣食住行”等研究应该归为哪一类的困惑。到底它们属于“风俗”呢？还是属于“生活”？或者二者都不是，只属于“其他”？
三
这里就牵扯到一个大问题，即如何看待“风俗”与“生活”。从以上目录可知，大部分目录都把日常生活比如衣食住行的研究归入了“风俗”。但实际上，“风俗”和“生活”是不同的。“风俗”不能概括、代替“生活”，“生活”则能包含“风俗”。风俗产生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附着于生活之上，但并非生活中的全部都与风俗发生关系。有些生活现象并没有成为风俗。因此，用“风俗”来代替“生活”是不准确的。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呢？反映了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没有有意识地去研究生活特别是日常生活，他们只是孤立地去研究衣食住行等，仅仅在有些场合把它们作为“风俗”来进行研究。
从论著内容的统计也可证明这一点。从内容看，这些研究以“饮食”、“服饰”、“居住”和“婚姻”为最多，其中有些加上了“风俗”字样，而以“社会生活”冠名的很少，以“日常生活”命名的则几乎没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研究的观念问题了。我们的研究者心目中可能根本就没有“日常生活”的概念，没有关于“日常生活”的问题意识，因此他们自然不会有意识地将日常生活作为研究对象，关注的也就只能是单个的“衣”或“食”或“婚姻”，顶多把其中的某一项归入到单个的“风俗”中去了。研究论著的现状如此，难怪论著目录的分类会如此混乱：不仅没有“社会生活”（更不要说“日常生活”了）一类，而且与此相关的论著还被分别归入了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文物的七八个小类中。
四
在西方，经过三十年的探索和努力，日常生活史已是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领域。最近西方出版的中世纪通史性著作中，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已成为必要部分。相比而言，中国就落后得太多了。这种落后，笔者想主要还是观念上的，即没有从观念上重视对“日常生活”的研究。而没有这种研究，历史的画卷将不够丰富多彩，历史的活动将欠缺底层人物，历史的变化将缺少基础动力。当然，研究日常生活史特别是中古以前的日常生活史并不容易。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史料的缺乏。我们面临的史料不仅少而且零散。这往往会妨碍我们进行较深入较细致的研究并得出可信的结论来。另一个难处在于理论，例如日常生活史如何界定或定位？它与社会生活史、社会史的关系如何？与文化史、民俗史的关系如何？等等。但是这两个问题并非不能解决。史料虽少但也有相当数量，只要有心（包括扩大现有史料范围）就总能找到。日常生活涉及的内容很多，我们完全可以选择那些有足够史料支撑的课题进行研究。至于日常生活史的定位，西方的日常生活史学家已经作了大量工作，我们可以在借鉴他们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我们的看法。关键是要去思考去实践，在实践中发展我们自己的理论。笔者个人认为，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特点有三。一是生活的“日常性”，即重视重复进行的“日常”的活动。因此研究的重点在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第二是一定要以“人”为中心，不能以“物”为中心。我们不能停留在对某一类服装或某一类饮食的具体研究上。重要的是研究“人”在“生活”中如何穿、如何吃。当然这“人”是社会中的人，是归属于某阶层或某团体的“人”。舍弃了“人”，就没有“生活”，也就没有“日常生活史”，剩下的只是具体的服饰、饮食、建筑、交通设施了。第三是“综合性”。由于日常生活是一种综合性的日常活动，单研究某一种个别活动不能反映当时人的完整生活，因此对日常生活的研究一定要在单项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这种研究不是单项研究的简单相加，而是有机的、相互融合又相互渗透的综合性的研究。（黄正健：《韩愈日常生活研究》，收于《唐研究》第四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笔者的该文试验自己的想法，但仍未能将衣食住行有机地融进“生活”中。）
五
因此笔者呼吁加强对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既研究某一朝代例如唐朝的日常生活，也研究此一朝代与彼一朝代的异同，并把这种异同看作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
日常生活史研究实际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研究领域。笔者真诚地希望有更多的史学工作者特别是年青史学工作者来研究“日常生活史”，在探索中总结，在实践中前进，建立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史”研究队伍和研究学派，为唐史乃至中国史研究，也为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附录
一、唐史论文中有关日常生活论文在《目录》中的刊载年代及分类与篇数：
1996年：经济1、文化教育10、文物考古1、民族3、人物1
1997年：政治1、民族2、考古与文物3、文化8、历史地理1
1998年：经济12、民族与外交2、考古与文物2、文化教育22、宗教1、历史人物1、历史地理2
1999年：政治制度与法律5、经济1、民族与外交1、哲学与宗教1、文化与民俗22、考古与文物2、历史地理2
2000年：经济8、宗教1、文化与习俗17、考古与文物2、历史地理2
2001年：政治法制2、人物1、历史地理3、民族及对外关系1、考古与文物2、社会风俗31
2002年：政治1、军事2、经济4、社会风俗19、民族与对外关系3、宗教1、人物2、文物与考古1、历史地理6、艺术2
二、唐史论文中有关日常生活论文的研究对象状况：
说明：
一、以上两个表格的数据来自《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18期、20期、21期、22期。
二、所取论文主要是有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者。有些径以“社会生活”或“生活”命名的论文归入“综合类”。个别有关社邑或生活观念如“孝”的论文归入“其他”类。
三、此统计极其粗略，可能在文章选取、分类甚至篇数统计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这里只是给大家一个稍量化的、直观的参考而已。精确统计有待来日。
第1章对唐城市商人的思考——以《窦□》为例宁欣据统计，《太平广记》共收录作品约六千，其中专门描写商人的仅数十篇，涉及行业二十余种，《窦□》（《太平广记》卷二四三《窦□》，出《干□子》。作者温庭筠，大中初应进士，累年不第，后从事藩镇，卒于隋县尉，据《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温庭筠传》。）一篇全文二千余字，是其中最长最完整的一篇。据载，窦□十几岁独闯京城，以习业为名借居于京中任高官的伯父家庙，出售亲识所赠丝履得钱半斤，以此为本，先后从事种植榆树待成材后出售、雇佣劳工制作法烛、西市买地填洼建旅店、加工玉器、木材加工、买卖官职经纪人、投资人等经营活动，行业涉及木材种植业、燃具加工业、旅店建造与租赁业、娱乐器具加工业、玉器加工业、经纪人、金融业，包括种植、加工、建筑、旅店、金融等行业，主要经营活动是在德宗至文宗开成初年。从上述记载看，窦并不是那种直接从事大宗商品的批发、零售、转输的典型商人，更类似于产销一体的投资型商人，在唐代长安市场中，似乎属于“另类”。即便是在经营买卖官职的过程中，也是先将李晟看中的一块地打造好，再以此地作为今后权钱交易的筹码。晚年似乎不再从事具体的经营活动，而是以金融资本投入市场，或委托他人不计利经营，成为食利阶层，或为入股分红形式。窦经常被史家引以为适逢其会、富有经济头脑、成功商人的范例。
以往研究多将注意力放在窦如何白手起家，如何因具有灵活的经营头脑，善于抓住商机而致富。但唐朝城市市场并不是完全成熟的市场经济，进入城市市场的门槛与经营过程中的非市场因素，以及权力寻租在交易中的表现，在窦一文中都有反映，但往往被人们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