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夫，总统叫您！”每当我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时，蒙博托总统的贴身侍从以笔直的身姿已站在了我的面前，随后略微向前躬身，右手伸出作“请”的手势。等待我应声回答后，侍从立刻恢复笔直站立的身姿，中规中矩地站在距我房间门外三米远的地方等我出门。随后他在前面引路，我们一行三人去见总统。这时的前行顺序多为侍从在前，大夫居中，翻译在后。侍从在门外等候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1分钟，我们就会整理完毕，去见总统。三人行进时的步态紧凑且不忙乱，稳定而不拖沓，昂首挺胸但不傲慢，随即来到距总统站立不远的地方时，总统的贴身侍从将换成贴身高级别的警卫军官。这是我应蒙博托总统的召见，首次与他见面时的场景，时间定格在1989年9月11日晚21时，地点在距首都金沙萨五十公里远的扎伊尔河上游，停靠在一处名叫“恩塞莱”总统庄园码头的一艘豪华游艇上。河北省第九批援扎伊尔医疗队自8月26日由北京出发后，先是在阿联酋的沙迦停留一个多小时加油逗留，再飞中国国际民航飞机目的地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在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的安排下停留了三天，吃住在中国民航驻亚的斯亚贝巴办事处招待所，然后换乘埃航767大型客机，将近5个小时的飞行后到达我们此行的最终目的地——扎伊尔首都金沙萨国际机场。这趟空中飞行历时三天，航程18个小时，自北京——沙迦——亚的斯亚贝巴——金沙萨，长途旅行行程1.8万公里。到扎伊尔后，全体队员休整三天，随即就展开了工作。在首都金沙萨点的医疗队员很快在一两天内即完成交接工作，到蒙博托总统家乡姆班达卡格梅纳去工作的医疗队员也很快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交接工作进行得井井有条，替换下来的上一批援非医疗队员也很快经巴黎、布鲁塞尔观光后回国了。这时，金沙萨医疗队驻地只有我一人未进行工作交接，在驻地待命。原因是蒙博托总统当时在国内一些地方巡视，没有回到金沙萨。
而按常规蒙博托总统保健医生的交接工作应在金沙萨完成，所以只能等待，这一等就等了半个月时间。蒙博托总统回到金沙萨后，总统保健医生的交接常规做法分两步进行：首先是通过外交渠道，由中国大使馆向扎伊尔外交部、总统府办公厅通报新来的总统保健医生已抵达首都金沙萨，等待接替前任大夫的保健工作，由总统府办公厅负责转告总统。这个程序虽慢，却不可或缺，是必要的外交礼仪。其次的一个办法就是由中国驻扎伊尔大使直接告知前任翻译，（即仍在蒙博托总统身边工作的保健大夫的中方翻译），由他在适当的时候婉转告诉蒙博托总统，新大夫来了，该换班了，征求总统的意见，看他的反映如何。大多数时候蒙博托总统会爽快地答应交接。不过也有挽留现任大夫的时候，毕竟跟随总统两年，两人建立的感情较深。这第二种办法常用，因为它传达时效快，不用绕圈子，可直接面告总统本人。于是，我选择采用第二种办法，等见到前任翻译靳寅卯时，请他向蒙博托总统通报了我已到达金沙萨，随时等候他的召见。蒙博托总统爽快地答应后，时任中国驻扎伊尔大使安国政以及翻译靳寅卯安排我于9月11日晚21点拜见蒙博托总统。蒙博托总统保健大夫的日常工作，一直是接受中国驻扎伊尔大使的垂直领导。总统侍从引领我和翻译到游艇的三层，在通往总统房间的过道处有一扇门，蒙博托总统当时正在过道门的那边和什么人在聊着一些话题，我们三人在门的这一边静静等待。这时，侍从将我和靳寅卯翻译交给了来引导我们俩的一位高层军官就离去干别的了。
那位军官见我是新来的，很友好地向我问候，语调跟唱歌似的。我也十分友好地直接用法语回答了军官的问候，双方握手的同时军官用另一只手很友善地拍了拍我的肩膀，随后他又与翻译聊了几句。翻译转过头来告诉我，这位是总统身边的贴身警卫军官，名字叫“法巴”，中校军衔，和我们关系亲密且经常帮助我们，他说总统正在与人谈话，马上就结束，让我们稍等一下。我这是第一次被蒙博托总统召见，尽管在心里已预习了无数遍，但正式要面见权高位重的扎伊尔总统时，心情未免还是有些紧张，自打侍从叫我去接受召见那一刻起，心里就打起了小鼓，“咚、咚”作响，但表面上我仍然故作镇静，不慌不忙地穿好西服，整了整领带，随侍从来到了这里。
然而，靳翻译向我介绍警卫军官法巴的军衔是“中校”时，我才突然想起，一会儿向总统问候时称呼他什么？尽管在来时的车上靳翻译已告诉了我，我这会儿一紧张又差点儿弄混了，法语的问好，一般分早、中、晚三个时间段问候语，这我熟记了。可总统这边呢？我赶紧再问靳翻译，请他再指点一下。这回我在心里不停地默诵，默诵了不知多少遍，切记：总统在平时向他问候时不喜欢你称他为“总统”或“总统阁下”，而是喜欢称他为“我的元帅”，“总统”的发音Lepresident译成汉语为“勒陪极党”，而“我的元帅”MonMarechal汉语译音为“蒙马贺啥勒”。现在我心里不停地一遍又一遍默诵的正是这句“蒙马贺啥勒”。蒙博托总统不喜欢人们称他为总统，而是喜欢称他为“元帅”，尤其是常在身边工作的人员，无论是军官、士兵还是文职人员、侍从、服务员等都是如此，特别是中国保健大夫和翻译在他身边工作时间较长，又不属于外交官，太拘泥于礼仪形式，造成双方相处都不自在，而称呼军衔显得也亲切。再就是我这位中国大夫的身份只要到总统府或陪伴总统一起外出或巡视国内，或出访他国，规定按上校待遇，论级别在扎伊尔军方是相当高的了，“校官”见了元帅自然要称呼其军衔啊！况且蒙博托总统是军人出身，特别喜欢别人称呼他的“元帅”军衔。故刚见面一开口就“投其所好”，这也成为不是外交官的我们常施使的一种外交策略吧。因此，我想在最短的时间赶紧“忘掉”总统这个单词，熟记“我的元帅”这个短语，还自我叮嘱千万别再弄混了。这时，通道的那扇门开了，与蒙博托总统谈话结束的客人走了出来，和我们打了个招呼，就离去了。从我们到达这里算起这等待的工夫也就十分钟左右。这时，中校军官法巴告诉我和翻译：“请稍等片刻，我去向元帅通报一声您们到了。”没等我们回答，他就向总统走去，连通道的门也没来得及关上，可能他认为总统会马上请我们过去。我和靳翻译顺着通道门向法巴走的方向望去，只见人高马大的蒙博托总统光着头，戴着一副眼镜，穿着一件花色上衣，正悠闲地倚在船弦边的栏杆处侧向我们向远处张望着。他身旁是一顶做工精致的凉棚，顶棚上悬着一盏灯，距离我们站的位置大约有十几米远。法巴中校走上前去向总统立正敬礼，然后报告着什么，顺风传入我耳帘的能听到的只有“大夫”这个法语单词。总统这时直起了倚在船舷旁的身子，面向中校下达着什么命令，法巴中校立刻转过身向我们打了个有请的手势。其实那会儿我俩一直盯着法巴中校和蒙博托总统的动作，一见中校打手势招呼过去，靳翻译接过一直由我提着的一个为总统做按摩时专用的小药箱，然后做了一个我在前、他在后的手势，我们跨过通道门槛，稳步向蒙博托总统站立的地方走去。此刻，蒙博托总统和法巴中校同时转过身来，中校笔直地站立于总统侧后。十几米的距离，我几步就走到了距总统两米远的地方，然后停下来麻利地伸出了右手，口中流利地用法语问候：“崩苏娃？蒙？马赫啥勒（晚上好），我的元帅（Bonsoir，monmarechal.）！”
总统即刻回应：“晚上好，我的大夫。欢迎您！”听见对面的蒙博托总统不失威严地对我用了一个词即“我的……”那语气很自豪、很客气，又很亲切自然。总统与我互致问候时，我的眼睛一直紧紧盯着总统慈祥开朗的面容，却没有发现总统也同时主动伸过右手，但手心是向下半扣着的，并不是人们常规的握手那样手心是向内侧的，等对方伸过来时也是如此，双手紧握在一起，而蒙博托总统的这个握手手势我还是平生第一次遇到，我必须将手心向上呈半握拳状，这样才能与总统向下的手心紧“扣”在一起，呈“拉钩”状。这样的握手较有力、紧密。不知蒙博托总统这种独特的握手方式是否象征中扎友谊紧密相连，牢不可破。“拉钩”式的握手松开后，我在这几秒钟的握手动作时反应是比较快的，蒙博托总统向我报以微笑，原因一是我这位新来的大夫一开口就尊称他为“我的元帅”，而且是直接用法语问候，无须翻译；二是我反应极快地适应了蒙博托总统的独特握手方式。因二者兼有的缘故而赢得了总统的微笑。与总统问候和握手后，我闪到一旁，笔直地站立着，在我身后的靳翻译上前向总统问候和握手。无意间，我眼神向他俩伸出的双手瞟了一下，发现他俩的握手方式是常规的。挺有意思……当时，靳寅卯翻译已在蒙博托总统身边工作一年多了，和他相当熟悉。随后，靳翻译正式将我介绍给蒙博托总统：“这是新来的李大夫，他来自中国河北省，是为您的身体健康做按摩保健的。请我的元帅多关照我们新来的李大夫。对此，我们表示诚挚的谢意！”靳翻译说完后，蒙博托总统面向着我微笑着点了点头开口说道：“我非常高兴和您认识，见到您我很高兴，您好吗？大夫。”以上靳翻译和蒙博托总统这一问一答的外交礼仪见面问候，我早已熟记在心，且听得真切明白，等总统最后一句再次问候我时，我麻利地用法语回答到：“很好，我的元帅，非常感谢！”客套的外交礼仪仪式、初次见面“仪式”到此结束。从今晚起，我开始正式成为扎伊尔总统蒙博托的按摩保健医生。我负责保健的对象是一位非洲大国赫赫有名的总统。作为一名初到扎伊尔总统府工作的中国保健医生，这是我一生中很多第一次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而且很快几乎总统府及总统周围的许多人都知道总统身边新来了一位中国医生——一位“李大夫”。我是一名新来的总统保健医生，理所当然要在总统府里接受方方面面的“考验”，所以，我一直感到总统府及总统身边的所有人都用好奇的目光盯着我。此时此刻，更多的考验从第一次被总统召见开始：第一次加入总统车队，第一次乘坐总统专机，第一次陪伴总统出访，第一次有幸出席国宴，第一次跟随总统检阅三军仪仗队，等等。很多个第一次，都在等着我这位新来的中国医生。……当我正走神遐想的工夫，总统和靳翻译也在旁边聊着什么，法巴中校还是那样笔直地站立着，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视着四周。回过神儿来，我目光紧盯眼前这位在我心中如雷贯耳、大名鼎鼎的蒙博托总统，高大的身躯，威风凛凛，宽边眼镜后面那能窥透人心的双眼，显得不怒而威，大有一世枭雄的气魄。几分钟后，总统朝我摆了一下手，说：“李大夫，跟我来，我们开始吧。”总统说的这句话我听得懂，但靳翻译还是将它翻译成中文，一字一句告诉了我，并随后说道：“总统要我们跟着他回房间去，开始做按摩了。”——从这一刻起，我正式开始了为蒙博托总统保健按摩的工作。2总统需做保健时召呼我的方式多种多样，通过其身边的服务员即“侍从”找我是最常用的方式之一，其次是最贴近身边的警卫军官，再就是电话和对讲机（那时还没有手机）。
对讲机的使用也是总统有时将找我的电话打到机要通讯室，通讯室主任再用对讲机转告值班的警卫军官让他设法找到我。短时间很快就完成了这一连串行动。这主要是我与翻译及总统身边的工作人员，无论是警卫还是侍从都配合得相当默契的结果。自打首次被总统召见后，直至两年后结束这项工作，每晚20时左右，我都是在这个时间准时到达自己的指定位置。在船上时在自己的船舱或船外的甲板上，在总统府时则在警卫军官值班室，没有值班室或无房间时则在总统府配置属于自己的“奔驰”专车上，待命等待。几百个日日夜夜都是如此。一般而言，这个时候正是总统晚宴的时间，快则一个小时内晚宴结束，慢则三四个小时，那是边吃边谈工作的时间。晚餐后，总统基本上没什么活动，更谈不上散步，因目标太大，偶尔乘车或自己开车外出到一隐蔽地方兜一会儿风就回来了，那么晚餐后最大量的运动就是被动地接受我的保健按摩。这时，我待命的位置一定是处在相关人员的视线范围内，无论总统通过何种方式让他们找我，他们都要尽快找到我，极少有误事儿的时候。我与这些朋友的巧妙配合，也同时赢得了他们的尊重，为我顺利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单凭口头传达总统的指令找到我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总统的侍从或警卫军官大多是直接接受总统指令后去执行的，并没有什么可难之处。他们最怕的是在首都金沙萨总统府总统居住的卧室的楼下警卫军官的值班室内接电话。实际上，连我也怕听这个电话。那是一部安放在值班室内墙角处的红色电话机，墙的正面是毛泽东主席和蒙博托总统在一起亲切握手的巨幅彩色照片。每次我在这个值班室待命时都要仔细端详这幅稀世珍照。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在这间值班室待命，全神贯注端详这幅巨照时，猛然间房间内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儿，紧张得目瞪口呆，而在我旁边坐着的值班军官麻利地站起身，“噌”的一下窜向墙角的红色“保密电话”，拿起听筒边听边把穿着军靴的两足后跟“咔、咔”地磕碰在一起，嘴里还不停地“是、是”回答着什么——原来是总统打电话找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