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刘文典先生：“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地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即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猿……”——作者先抑后扬，马上极力抒写刘先生学问的渊博精深，对学生的恳挚，对国事的热忱，其精神的力量远远盖过了相貌的不足，矗立着的仍然是一个可敬可爱者。
比如俞平伯先生：“一个五短身材的人，秃光着脑袋，穿着宽大的衣服，走起来蹒蹒跚跚的，远远看去，确似护国寺里的一个呆小和尚，他就的的确确是俞先生么？”——这是相貌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比如陈寅恪先生：“里边穿着皮袍外面套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边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穿着棉裤、足下蹬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孑孓而来。”——这是衣着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比如冯友兰先生：“口吃得厉害。有几次，他因为想说的话说不出来，把脸急得通红。那种‘狼狈’的情形，使我们这般无涵养无顾虑的青年人想哄笑出来。”——这是口才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还有的“汗流浃背，喘呀，喘呀，上课的功夫大半用在揩汗、摩肚皮上面”，或一开口就“唾沫星儿，一串一串地迸出，又好像过山炮弹，坐在前排听讲的同学们，怎会不大遭其殃，连声叫苦”，或“下堂了，大家还没有完全走出教室，一支烟已经又吸掉了三分之一”。——这是举止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但千万不要以为清华学子在贬抑他们的先生，恰恰相反，他们为拥有这样看似与平常人无异而实际上是些天才们的教授而深深地骄傲，而且不论他们的外貌举动如何乖戾（当然只是一小部分），个性如何奇特，却无一例外地都渊博、尽职、和蔼与可爱，是一些不会混淆、不可取代的学术泰斗：
“虽则面上严肃一点，而心肠是最软不过的。”——那是朱自清先生。
“他那便便大腹，好像资本主义过剩生产，已达到了第三期的恐慌似的——瞧着瞧着，原来里面装的是一肚子的词源呀。”——那是杨树达先生。
“有时你看到吴先生独自呆呆地立着，嘴角浮漾着轻微的笑影，那笑，无形中由苦笑而有时竟至非哈哈大笑不可的神情，但刹那间，像在荷叶上飘过的轻风，一切终归沉寂，他毕竟意识到自己是个学者，笑影俱散，剩下的是那俨然不可侵犯的矜持的面相。”——那是吴宓先生。
“虽然是福建人，可是国语讲得够漂亮，一个字一个字吐得很清楚，而不显得吃力。在上课的时候，学生没有一个敢出声的，只静心凝听，因为他的声音是有节奏的，有韵律的，能使人如同听音乐一样，起着一种内心的快感。”——那是陈岱孙先生。
“一年前在副刊上登载咱们主任自己开汽车往西山的消息，这就是咱们主任万能之一。他自己开车，半路上掉了一个轮子，三个轮的车还一直走，及发现前面有一个轮子在滚，才知道自己的汽车掉了一轮，不万能又怎的？”——那是施嘉炀先生。
“循循善诱地每堂课都写给那许多笔记，所以同学们不爱再发出什么问题，但在真是莫名其妙时，不禁要去一问。很怪，那时的陶先生好好的面孔上又加厚了一层红云，好像是个新娘子，羞羞答答地吞吞吐吐地来答复你。”——那是陶保楷先生。
在学生的心目中，每个教授都是独特的，最棒的，不论是有着“两道浓黑的剑眉，一双在眼镜里闪烁的炯炯有光的眼睛”的诗人教授闻一多，如同“耶稣下诞那天给你送东西来的北极老人”似的体育教授马约翰，还是“无论他身上哪一点，都有点儿哲学味儿似的”哲学大师金岳霖，“真个把西洋式尖头鳗的气味表现得十足”的政治系主任浦薛凤，抑或弟兄教授——“把时间权衡了一分一秒不差”的大哥萨本铁和“给分数是很抠的”弟弟萨本栋，一人一种风范，一人一个世界。
[附文3]梁实秋琐忆
著名作家梁实秋回忆自己当年在清华园的学习和生活：
……清华园以西是一片榛莽未除的荒地，也有围墙圈起，中间有一小土山耸立，我们称之为西园。小河经过处有一豁口，可以走进沿墙巡视一周，只见一片片的“萑苇被渚，蓼苹抽涯”，好像是置身于陶然亭畔。有一回我同翟桓赴西园闲步，水闸处闻泼剌声，俯视之有大鱼盈尺在石坂上翻跃，乃相率褰裳跣足，合力捕获之，急送厨房，烹而食之，大膏馋吻。
孩子没有不馋嘴的，其实岂只孩子？清华校门内靠近左边围墙有一家“嘉华公司”，招商承办，卖日用品及零食，后来收回自营，改称为售品所，我们戏称去买零食为“上售”。零食包括：热的豆浆，肉饺、栗子、花生之类。饿的时候，一碗豆浆加进砂糖，拿起一枚肉饺代替茶匙一搅，顷刻间三碗豆浆一包肉饺（十枚）下肚，鼓腹而出。最妙的是，当局怕学生把栗子皮剥得狼藉满地，限令栗子必须剥好皮才准出售，糖炒栗子从没有过这种吃法。在清华那几年，正是生长突盛的时期，食量惊人。清华的膳食比较其他学校为佳，本来是免费的，我入校那年改为缴半费，我每月交三元半，学校补助三元。八个人一桌，四盘四碗四碟咸菜，盘碗是荤素各半，馒头白饭管够。冬季四碗改为火锅。早点是馒头稀饭咸菜四色，萝卜干、八宝菜、腌萝卜、腌白菜，随意加麻油。每逢膳时，大家挤在饭厅门外，我的感觉不是饥肠辘辘，是胃里长鸣。我清楚地记得，上第四堂课《西洋文学大纲》时，选课的只有四五人，所以就到罗伯森先生家里去听讲，我需要用手按着胃，否则肚里会呜呜地大叫。我吃馒头的最高纪录是十二个。斋务人员在饭厅里单占一桌，学生们等他们散去之后纷纷喊厨房添莱，不是木樨肉，就是肉丝炒辣椒，每人呼呼的添一碗饭。
清华对于运动夙来热心。校际球类比赛如获胜利，照例翌日放假一天，鼓舞的力量很大。跻身于校队，则享有特殊伙食以维持其体力，名之为“训练桌”，同学为之侧目。记得有一年上海南洋大学足球队北征，清华严阵以待。那一天朔风刺骨，围观的人个个打哆嗦而手心出汗。清华大胜，以中锋徐仲良半右锋关颂韬最为出色。徐仲良脚下劲足，射门时球应声入网，其疾如矢。关颂韬最善盘球，左冲右突不离身，三两个人和他抢都奈何不了他。其他的队员如陆懋德、华秀升、姚醒黄、孟继懋、李汝祺等均能称职。生平看足球比赛，紧张刺激以此为最。篮球赛之清华的对手是北师大，其次是南开，年年互相邀赛，全力以赴，互有胜负。清华的阵容主要的以时昭涵、陈崇武为前锋，以孙立人、王国华为后卫。昭涵悍锐，崇武刁钻，立人、国华则稳重沉着。五人联手，如臂使指，进退恍忽，胜算较多。不能参加校队的，可以参加级队，不能参加级队的甚至可以参加同乡队、寝室队，总之是一片运动狂。我非健者，但是也踢破过两双球鞋，打破过几只网拍。……
我的课外活动不多，在中二中三时曾邀约同学组织成了一个专门练习书法的“戏墨社”，愿意参加的不多，大家忙着学英文，谁有那么多闲情逸致讨此笔砚生涯？和我一清早就提前起床，在吃早点点名之前作半小时余的写字练习的，有吴卓、张嘉铸等几个人。吴卓临赵孟頫的天冠山图咏，柔媚潇洒，极有风致；张嘉铸写魏碑，学张廉卿，有古意；我写汉隶，临张迁，仅略得形似耳。我们也用白摺子写小楷。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是我们这时候不断研习的典籍。我们这个结社也要向学校报备，还请了汪鸾翔（巩庵）先生作导师，几度以作业送呈过目，这位长髯飘拂的略有口吃的老师对我们有嘉勉但无指导。怪我毅力不够，勉强维持两年就无形散伙了。
进高等科之后，生活环境一变，我已近成年，对于文学发生热烈的兴趣。邀集翟桓、张忠绂、顾毓琇、李迪俊、齐学启、吴锦铨等人组织“小说研究社”，出版了一册《短篇小说作法》，还占据了一间寝室作为社址。稍后扩大了组织，改名为“清华文学社”，吸收了孙大雨、谢文炳、饶孟侃、杨世恩等以及比我们高三班的闻一多，共约三十余人。朱湘落落寡合，没有加入我们的行列，后终与一多失和，此时早已见其端倪。一多年长博学，无形中是我们这集团的领袖，和我最称莫逆。我们对于文学没有充分的认识，仅于课堂上读过少数的若干西方文学作品，对于中国文学传统亦所知不多，尚未能形成任何有系统的主张。有几个人性较浪漫，故易接近当时创造社一派。我和闻一多所作之《冬夜草儿评论》即成于是时。同学中对于我们这一批吟风弄月讴歌爱情的人难免有微词，最坦率的是梅汝璈，他写过一篇《辟文风》投给清华周刊，我是周刊负责的编辑之一，当即为之披露，但是于下一期周刊中我反唇相讥辞而辟之。
说起清华周刊，那是我在高四时致力甚勤的一件事。周刊为学生会主要活动之一，由学校负责经费开支，虽说每期五六十页不超过一百页，里面有社论、有专论、有新闻、有文艺，俨然是一本小型综合杂志，每周一期，编写颇为累人。总编辑是吴景超，他作事有板有眼，一丝不苟。景超和我、顾毓琇、王化成四人同寝室。化成另有一批交游，同室而不同道。每到周末，我们三个人就要聚在一起，商略下一期周刊内容。社论数则是由景超和我分别撰作，交相评阅，常常秉烛不眠，务期斟酌于至当，而引以为乐。周刊的文艺一栏特别丰富，有时分印为增刊，厚达二百页。
高四的学生受到学校的优遇。全体住进一座大楼，内有暖气设备，有现代的淋浴与卫生设备。不过也有少数北方人如厕只能蹲而不能坐，则宁可远征中等科照顾九间楼。高四一年功课并不松懈，惟心情愉快，即将与校园告别，反觉依依不舍。我每周进城，有时策驴经大钟寺趋西直门，蹄声得得，黄尘滚滚，赶脚的跟在后面跑，气咻咻然。多半是坐人力车，荒原古道，老树垂杨，也是难得的感受，途经海甸少不得要停下，在仁和买几瓶莲花白或桂花露，再顺路买几篓酱瓜酱菜，或是一匣甜咸薄脆，归家共享。……
11、1911年B：“更为中国化”
沪江大学是20世纪上半叶一所位于上海的浸会背景的教会大学，旧中国14所著名教会大学之一，是今上海理工大学等校的前身。
1900年，庚子之乱期间，美南浸信会的华中差会（在江苏传教）和美北浸礼会的华东差会（在浙江传教）成员都来到上海避难。浸会是一个提倡自由主义的“低派教会”。期间他们达成共识，决定在上海联合创办一所高等学校（此前这两个差会对从事教育这样的副业不甚热心）。
1906年，他们首先在北四川路北端开办浸会神学院，校长是美南浸信会传教士万应远博士；1909年开设浸会大学堂，正式开学，校长是美北浸礼会传教士柏高德博士。1911年两部合并，组建上海浸会大学，校长是美北浸礼会传教士魏馥兰。校址选定在沪东军工路（杨树浦西北岸的一块荒滩地），建成一所黄浦江畔的绿茵遍地、风景幽雅的美丽校园。
1914年，学校中文名定为沪江大学，并确定校训为“信、义、勤、爱”。 课程除了国文外，其他均以英语讲授。1917年由美国弗吉尼亚州颁发学位。该校1921年开始招收4名女生入学，实行男女同校，开在华基督教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
20世纪20年代末，全国掀起“收回教育权”运动。沪江大学改组校董会，增补8名华人为校董成员。1927年神学院分立，便一心一意搞职业化教育。1928年1月，经过改组的沪江大学校董会，聘请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存在主义大师杜威的学生、年仅31岁的刘湛恩博士为校长。这是沪江大学历史上首任华人校长。
刘湛恩就任校长后，主张沪江大学“更为中国化”，致力革新校务，强调师生团结、学术自由。他曾说，沪江精神是积极的、前进的、建设的、牺牲的。他对学生从不疾言厉色，而是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在他的努力下，沪江大学于1929年获准在教育部正式立案。学校的设置作了一系列调整，相继成立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等院系，从院长到系主任皆由华人充任。课程设置注重打好基础，强调文理相通、学以致用，学生英文水平普遍较高。学生课余生活十分丰富，有书法研究会、健美学会、口琴会、英美文学会、英文剧社、网球队、排球队、足球队、男女篮球队、田径队、女子体育促进会等。其中足球队的张绑伦后来成为上海著名足球运动员。
刘湛恩还削弱学校的宗教性，增加学术性，提倡“团结、民主、进步、学术、自由”的“沪江精神”，使之成为孕育民主精神的重地。
刘湛恩早年有半工半读的亲身体会，因而对家境贫困、勤奋好学的学生十分爱护，设置奖学金、助学金，还让他们有一边读书一边做工的机会。
在华各基督教大学中，沪江大学是最早开展社会工作的学校。1913年，该校就在杨树浦眉州路创设沪东公社。这是一个以宣传基督教教义为主、同时兼办社会福利的教育机构。刘湛恩就任校长后，沪东公社有了进一步发展，除了为工人区儿童创办幼儿园和中小学，还开办了医院和诊所，免费为周围工人及附近农民施医送药，受到社会的欢迎。
1929年3月18日，沪江大学向中国政府立案，而成为上海第一所政府立案的教会大学，英文校名也改为University of Shanghai（“上海大学”）。
1932年，刘湛恩校长在圆明园路真光大楼创办沪江商学院，又称城中区商学院，院长为朱博泉，这是沪江大学最富盛名的学院。商科的专业必修课包括“商业管理”、“商业心理学”、“市场学”、“风险管理”等。除本科外，另设专科与普通科，利用晚上业余时间上课，为在职职工、家境贫寒但好学的青年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其办学认真，课程切合实际，又聘请章乃器、潘序伦等社会名流执教，因而颇得社会好评。成为当时办得较好的并卓有成效的一所夜大学。此外，沪江化学系闻名全国，还率先创办了社会学系。
刘湛恩就任校长后，主持建造大学图书馆、教员住宅楼、女生健身房、男生新膳堂及大礼堂等，使校舍从过去的思晏堂、思伊堂等3栋增至怀德堂、思魏堂、思裴堂、思乔堂、思孟堂、思雷堂、思福堂等44栋，学校规模有了较大发展，并添置了大量实验设备，学生人数也有较大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