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东洲
《南部档案》是清代南部县官衙形成或保存的官私文书，其绝大部分是各级官府履行职责、执法行政的官方文书，少部分属于民间文书。《南部档案》卷帙浩繁，达18186卷、84010件，内容涵盖了清代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司法、宗教、科技、文化、卫生、外交等各个领域。因而，具有极高的文献、档案、历史、政治、法学、教育、宗教、社会、文物等多学科的研究价值。自被披露以来，《南部档案》受到历史学、档案学、文献学等多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新闻媒体和地方社会的高度关注，并于2003年10月被列为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在嘉陵江流域众多的文化遗产中，《南部档案》堪称其至上精品。
本文拟对这份遗产进行简明的论述，以期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和学者更多的研究。
一、《南部档案》的来源和存传
（一）《南部档案》的来源
现存《南部档案》是以清朝南部县知县衙门为中心的包括县丞署、儒学署（教谕署、训导署）、典史署、汛部厅、巡检司、盐课司等各个衙署的文件汇聚。因而，这些档案文件与这些衙署有着密切的关系。
清代南部县的官衙设置是在明朝官衙设置的基础上损益而来的。明人陶承庆在《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中记载：“南部县在府南七十里，编户九里，无丞。……儒学、柳边马驿、阴阳医学、僧道会司”。按照明朝县级官署设置的统一规制，一般皆置有知县署、主簿署和典史署，故而陶氏不再重复此类常设官衙，而只列举了南部县有儒学署、柳边马驿站、阴阳医学署、僧道会司等官署，并特别强调“无丞”。嘉靖《重修保宁府志》卷七《宦迹纪》中开列有明朝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以前历任南部知县、主簿、典史、教谕、训导的姓名，县丞则仅吴澄一人，且曰“寻裁撤此缺不置”。这是明朝的南部县官衙设置情况的实况。
清代的南部县官衙设置在明朝的基础上进行五个方面损益。
第一，清代南部县裁损了主簿。
明朝曾在南部县设置过主簿，在嘉靖《重修保宁府志》中开列着明朝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以前13任南部县主簿的姓名、籍贯、出身和上任时间，但清朝则始终没有设立过此官，故道光《南部县志》还特别声明：“国朝此缺已裁”。在现存《南部档案》中亦无主簿设置或行政的点滴信息。而清朝典制规定，各县一般设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各一名，以致论者误以为清代南部县设有“主簿一名负责全县军事、治安”。典制只是一般性规范，并非全国所有县都按此规定设全，在实际设置中此官属于“因需增革”之类。
第二，清代南部县增设了县丞。
清代的县丞亦“因需增革”之类，有不设之县，有设置之县，还有一县设两个县丞（如四川富顺县）。既可设置于县城，亦可以派驻县域内的冲要关津。清代南部县丞衙署从未驻守过县城。道光《南部县志》载，“县丞署，旧在西水口，乾隆初改驻富村驿，道光五年移置新镇坝”。据此，县丞署前后置移西水口（今四川省南部县西河镇）、富村驿（今四川省盐亭县富驿镇）、新政坝（今四川省仪陇县新政镇）3个地方。而据《南部档案》，则只有后两个地方。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十一月，四川总督阿尔泰奏准朝廷，对南部县官署设置进行调整：原置于南部县西水口的“盐大使止于查核井灶，无所别事，似属冗设”，而“富村驿地方相距县城一百八十余里，地方冲要，民刁俗悍，烟户稠密，易于藏奸匿匪”，乃“将盐大使裁汰，改设县丞，移驻富村驿”，且“令其兼理盐务”。可见，原设在西水口的是盐大使署，即基层盐务机构“盐课司”，而非县丞署。显然，道光《南部县志》的编修者将盐大使署与县丞署混同了。到道光五年（1825年），又以“新镇坝，滨临大江，为卑县盐斤水运必经之所，该处人烟稠密，五方杂处，较之富村驿尤为冲要”，把县丞署从富村驿移驻新政坝。
第三，清代南部县增设了盐大使。
清朝在盐场、盐井设立盐课司，专门掌管各盐池、场之生产、交易、征税等基层盐务，其长官称盐课司大使，简称盐大使，官秩为正八品。南部县是明清时川北地区最重要的产盐县。乾隆元年（1736年）三月，四川巡抚杨馝奏准朝廷，添设四川产盐区盐大使，其中川北地区添设南部、南充、西充盐场大使各一员。次年（1737年），南部盐大使正式在县城东35里的西水口置司课盐，《南部档案》中的一份奏折透露其职掌说：“从前县东设有盐大使一员，专管井灶”。即掌理县内食盐生产。但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四川总督阿尔泰认为，“该大使止于查核井灶，无所别事，似属冗设”，乃“将盐大使裁汰，改设县丞，移驻富村驿”，且“令其兼理盐务”。于是，南部县盐课司存在了40年就被裁汰，其司盐职责亦由县丞兼理。
第四，清代南部县增设了巡检司。
清代在冲要关津地方设置巡检司，“掌捕盗贼，诘奸宄”。被当今学者视为“次县级政权的主体之一”。南部县巡检司始设于雍正八年（1730年）在县城东南嘉陵江与西河交汇的西水口，此设乃朝廷应允时任四川巡抚宪德之奏请。到十三年（1735年）裁撤此缺，代之以盐大使，仅存在五六年时间。道光五年（1825年），因取代盐大使的县丞衙署由富村驿迁驻新政坝，为了弥补这一权力真空，遂把原驻广元县朝天镇的巡检司移驻富村驿。
第五，清朝南部县增驻过保宁府同知。
清朝在府、直隶州置有佐贰官，称同知、通判，其衙门可与知府、知州同驻一城，亦派驻所辖区内某一县。雍正十一年（1733年）五月，四川总督宪德请准朝廷，将原驻阆中城内的保宁府同知移驻南部县城，铸给“茶盐同知关防”，其衙门乃康熙朝名宦南部县人李先复之子李绎捐献入官的一座住宅。但到嘉庆十三年（1808年），朝廷“戡定马边、峨眉两处夷匪案内，将分驻南部县同知裁撤，改为马边厅抚夷同知”。这样，保宁府同知衙门在南部县城驻扎了75年。同知衙门实属保宁府的派出机关，虽驻南部县城，却非南部县官衙。
《南部档案》正是来源于南部县知县、县丞、教谕、训导、典史、巡检等衙署的文书。这些档案文书可将分为“形成文书”和“保存文书”两类。
“形成文书”，指在南部县各衙署形成并存留下来的官方文件。《南部档案》中的官方文件形成于知县衙门者最多，形成本县其他衙门的文件亦不少，包括上呈的申文、详文、清册等和下达的告示、传票、牒文、执照等。
“保存文书”指非南部县各衙形成却由知县衙门各房保存下来的文件。此类文件亦有两类：一类属于官方文件，即形成于朝廷、部院、省府等上级衙门的下达文件或转发文件，如皇帝的制诏、谕旨，上级衙门的札文、信牌、宪牌，官员的题本、奏折，以及形成于同级州县衙门的平移文件，如咨文、移文；二类属于私人文书，即形成于区域民间的状文、契约。
（二）《南部档案》的存传
《南部档案》的存传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它历经了“辛亥革命”时南部县的“和平易帜”、解放军入城时的“军事接管”、“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和藏地的三次迁徙。
宣统三年（1911年）十二月，南部县被迫“和平易帜”，清朝最后一任知县伏衍羲将南部县的治权移交给四川大汉军政府札委的周学夔代理。历史文献里没有留下“和平易帜”时如何处置这批清朝档案的记载，但可以肯定这种政权交接方式使《南部档案》避免了兵燹之灾，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依据后来《南部档案》的迁移情况推断，这次“和平易帜”时清朝南部县衙的档案文书没有被易地存放，仍然存放于县衙门内，也就是存放在代之而起的民国南部县政府内。
1949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1军在地下党的配合下和平解放了南部县城。军管会将“旧档案”全部封存于原县政府里。这批“旧档案”应该包括清朝南部县衙档案和民国南部县府档案两大部分。1955年，在清理反动党团材料时南部县公安部门组织力量把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反动党团材料从“旧档案”中清理出来，由公安部门另库保管。余下档案材料，包括清朝南部档案和大部分民国县府档案于1956年搬移到县公安局后面看守所的哨楼里放置。
1964年，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和四川省档案局联合下达《关于清理、整理和集中历史档案工作中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要求档案馆单独保管明清地方机关档案，并造案卷，编目录，上报省档案局。1965年春，南部县组织人力完成了对《南部档案》的简单清理。同年6月，这批清朝档案被移送四川省南充地委档案科保存。1966年夏秋，红卫兵要求在地委保存的档案中清查有无“黑材料”，直接指明要清查“四清运动”时的人头档案。如果任其清查，必然殃及池鱼，损毁包括《南部档案》在内的大批档案资料。中共南充地委首先采取迁避之法，将档案装入大卡车，运进南充地区军分区，企图借助军队力量，护卫档案。但时任军分区司令员陈刚、政委梁万华视此举为派系斗争，表态中立，不介入地方派别之争，两个月后又将档案运回地委。地委负责档案保管工作的青长盛与红卫兵巧妙周旋，最终使《南部档案》幸免于难。
二、《南部档案》的内容和价值
《南部档案》卷帙浩繁，八房档案间互有交叉。因而，要全面、系统、深入地把握其内容和价值并非易事，非得潜心研究数年不可。也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介绍或论述《南部档案》内容和价值的文章都显得比较粗浅，或进行全面系统的宏观介绍，或从特定的学科进行论述。相比之下，南充市档案馆编写的《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全宗指南》和佘正松、郑杰文二先生的《清代南部县衙档案及其价值》较为全面系统。这些文章把《南部档案》介绍到了各个学科领域，为不少学人所知，并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关注。
我们整理和研究《南部档案》已历数年，对它的认识正在由表及里、由浅及深，并试图在第5次整理的过程中（详下文）全面、系统、深入地探讨和揭示《南部档案》的基本内容和核心价值。这里仍然只能停留在宏观概述的层面上。
从现存档案的形成关系来看，《南部档案》的内容和价值，大致可划分为如下“三类八种”：
1.县外往来公文类
（1）四川省督抚司道府转发的皇帝诰命文书如制、诏、诰、谕、旨等，皇太后发布的懿旨，各级官员向皇帝的奏报文书如题本、奏折、贺丧、笔文等。
（2）四川省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川北道和保宁府下发给南部县的下行文书如札、信牌、宪牌等。
（3）其他道、府、州、厅、县与南部县之间的交往文书，如咨文、移文、移会、札、呈、函、行、传、传单、收管、关票、照会等。
（4）南部县上报府、道、司及督抚的上报文书如清册、书册、姓名册、支册、验册、折、验折、清折、详折、详文、申文、抄详、抄咨等。
2.县内往来公文类
（1）南部县正堂下发的传票、拿票、唤票、告示、晓谕、牒、牒文、契尾、牌、签、执照等。
（2）南部县县丞、典史、巡检、儒学、驿丞、衙役、书吏、保正、甲长、牌头、乡约、场头、客总等，上呈给知县的移、移文、详、申、禀、禀状、保状、呈、牒呈、恳呈、辞呈、钤结、印结、书册、抄册、登记册、姓名册、数目册、长夫册、粘单、投审单、伤痕单、姓名单、比卯单、点名单、复讯单、上控单、点解单、起程、挂号簿、手领、挂领、节列等。
3.民间诉状与契约类
（1）南部县绅、商、生、民上呈给知县的申状、诉状、报状、哀状、告状、供状、恳状、缴状、领状、保状、结状、遵结、遵结状、遵依结状、依议结状、甘结状、领结状、缴结状、认状、禀状、公禀、诉禀、约状、首状、输状、悔状、公状、存状、限状、覆状、亲供、互结、甘结、公举等，其中以诉讼居多。
（2）大量的民间契约文书，如永卖文约、卖契文约、分关文约、付卖文约、杜患文约、分伙文约、断非文约、借钱文约、招夫养子文约、主嫁文约、出妻印约、赎还另嫁文约、退婚文约、手印文约、脚印文约、手印脚印文约、舍约、舍白、当约、文契等。
从现存档案所及人事来看，《南部档案》的内容和价值，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九个方面：
1.县衙体制与各房分掌
《南部档案》清理之前先以清王朝十朝分排，再以县衙八房分列，因而便于探究清代县衙各房的具体职责。
（1）吏房档案涉及：官制设置及其变革；官员选用、任免、考核、奖惩、封恤、升调、黜陟；胥吏招募、斥革、优免；行政机构设置、裁撤、分合、名称更改、印信启用；捐监与册结、捐监给照、病故缴照；官吏失窃、查缉亏贪逃官；以及引见封赠、振兴庶政等。可见吏房分管行政机构设置及改革、官吏任免、官吏监督、公文往来等。
（2）户房档案涉及：田土房屋买卖、转让、租佃、捐舍、典当、逃税、纠纷处理；人口统计、人丁归籍、人口买卖；赋役制度、赋税征收、财政预算、庙产公产；报灾赈灾、抚恤流民、天气统计；积谷统计、买谷卖谷、出陈易新；巡警设立、章程制服；筹办消防、开办会典、防杜新党，以及设置卫生机构等。可见户房分管田土房屋、人丁户口、赋税课征、仓库出入、防灾赈灾、公益事业等。
（3）礼房档案涉及：清帝登基、亲政、娶后等国家庆典；先圣先贤祭祀加封；祠祀大典及庙宇；科举制度的改革、废除；近代教育制度、留学教育；对外章程、条约；外国人之经商、传教；日食、月食及水旱灾害；婚姻、家庭、嗣继、丧葬；节孝贞烈；宗教、祭祀、医巫；地方风俗、乡规民约、家规族规；地方自治章程、自治机构及事务。可见礼房分管庆典礼仪、科举学校、宗教迷信、外事外交、婚丧制度、天文水旱、地方自治等。
（4）兵房档案涉及：四川乃至全国的重大军事活动的通报；武官除授、考绩、抚恤；官兵调遣、俸饷；武器制造、管理、运输；军籍、军纪；驿站置废、公文递送、邮驿章程、夫马工银；武科考试、武监生册结、请照；衙役清册、收除、工银；绿营裁改。可见兵房分管军事通报、邮驿马政、军资军纪等。
（5）刑房档案涉及：刑罚章程、律例、细则，刑政机构及其改革；命、盗、抢、奸、娼、匪、飞、走、凶、伤诸案；狱政机构及其变革，缉拿逃犯，人犯清册、管理、递解、保释、病故；冬防、防匪、严禁私造私贩刀枪；保甲制度及其变革，保甲长辞退、斥革、另委；私宰猪畜、偷漏厘税、涂改厘票；私铸私贩钱币；反清抗洋活动。可见刑房分管刑罚狱政、政令治安、偷税私铸等。
（6）工房档案涉及：关卡税课捐费及其改革；各种经济机构及章程：矿产调查统计及矿务筹办管理；度量衡、商埠、《商报》、银行则例、商业赛会；土产、树木、作物引进及试验、种植、推广；兴修道路、桥梁、堤塘，整修县衙城垣；禁烟机构的设置及章程；硝务办理章程及措施。可见工房分管关卡赋税、农工商业、交通路桥、禁烟硝务等。
（7）盐房档案涉及：盐茶机构、盐茶赈捐、私贩盐茶；盐务章程、盐户统计、井灶调查、井灶买卖、盐课盐厘征收、灶民暴动；茶税征收、茶馆统计。可见盐房分管盐、茶管理。
2.县内经济运营情况
从综合角度看，这批档案涉及南部县的丁粮钱谷及财政税课、饥馑产业田地、矿产商业等情况，可见清代南部县的经济运营情况。档案涉及丁粮钱谷及财政税课、饥馑、产业、田地、矿产、商业、盐茶税、盐务法规、井厂调查、赈捐等。
3.军事与战争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