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止这些。从1990年至1992年，他写出了更为宽广、凝重和沉郁，更见驾驭重大历史题材的功力，同时作为中国当代诗歌的文本也更见分量的两部长诗《国风》和《前夜》。这两部长诗，一部从我们共同面临的现实出发，追溯中国五千年跌宕起伏的历史渊源和痼疾；一部站在世纪之交，展示中国共产党人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坚贞不屈、英勇顽强、光明磊落和逐渐显示出来的雄才大略。《国风》还没有完成，他先把其中两个可以独立成篇的重要章节《出奔》和《土地》交给《解放军文艺》发表，继续由我做责任编辑。对这两部长诗的文学价值，当年已有许多评论，有的高校硕士、博士还将其列为毕业论文加以重点研究，在此我无需多言。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诗坛自新时期以来，虽然异常活跃，在西方各种诗歌流派影响下的写作风生水起，色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但奇怪的是整个诗坛就像集体商量好了似的，几乎没有人去涉足重大历史和事关国家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重大主题，鲜见此类大气磅礴、饱含忧思并从正面发起冲击的大作品，这使他的创作显得特立独行，鹤立鸡群；同时他通过这一部部长诗表现出来的身怀赤子之心的诗歌精神，在赢得许许多多读者欢迎和赞扬的基础上，也赢得了军内外诗人的广泛尊重、钦佩和接受。
《国风》和《前夜》两部长诗出版后，他诗歌写得越来越少，散文却写得越来越多了，而且又出现了一个散文创作井喷期。他的散文创作也与他的长诗创作一样，始终关注着天下兴亡，关注着历史的大震荡、大更替、大变革和各个历史时期那些显要人物的大悲大喜。仅通过我的手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的这类文化大散文，就有《秦皇驰道》《长平之战》《振长策而御宇内》《舍楞其人》《访张钫先生故园》《海峡与战争》等十几篇。关于他散文成就的评价，同样不是我这篇文章能够做到的。但有一个数据颇能说明问题：在这又一个十年中，他的这些散文被各种“散文精品选”和“年度优秀作品选”收入的，就多达三十多篇。
在这些先后以几个作品集出版的大散文中，我认为他的《观战笔记》必须单独列出来说说。因为这组散文随笔标志着他的思想和创作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这部以伊拉克战争为基本观察点，全面展现他作为一个将军对未来战争的分析和展望的散文随笔集，首先追随着伊拉克战争的袅袅余音，在《人民文学》和《美文》以专栏的形式与读者见面，马上又被出版界颇具眼光的大腕金丽红和黎波看中，以数万册的印数赫然推向市场。我说这部散文随笔集达到了他思想和创作的空前高度，是因为这部书比他的其他任何一部书都更见其气魄、智慧和思想的前瞻性，同时又让他作为将军和诗人的双重角色以更让人信服的存在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他对伊拉克战事纵横捭阖、条分缕析的观察，以及对战争结局的判断，使那些堂而皇之地坐在电视评论席上侃侃而谈但却漏洞百出，前言不搭后语，最终在人们的心目中沦为作秀的嘉宾一个个相形见绌，简直有点“六宫粉黛无颜色”。难怪这部书一出来，就引起了军方高层领导的注意，纷纷传看。
在朱增泉《血色苍茫》的出版见面会上，我说过他的创作是一个奇迹。这可不是阿谀奉承。我的道理，一是他从近五十岁时开始学习写作，先是诗歌，后是散文，二者都取得了让人瞩目的成就，令每个写诗歌或写散文的人刮目相看；二是像他这样在部队身居高职的人，长期坚持业余写作，不仅写成了著名诗人和著名散文家，而且一点也没有影响工作，从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一直干到集团军政委、总装备部副政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从少将一直干到中将。当然，如果和他走得比较近，如果知道他是怎样工作的，怎样写作的，也会感到他的成功是有迹可循的。他的认真，他的刻苦，他的执着和谦逊，他胸怀的开阔和海纳百川，可以说，在未写作之前，他是用生命的一半去踏踏实实地工作，踏踏实实地读书，踏踏实实地做人和体验做人做事的甘苦。把这种阅历带入写作中后，则偏重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与剖析，偏重于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入浅出的探究。他写作，似乎从当年在老山写的《战争和我的两个女儿》开始，就敢于直面自己的灵魂，敢于把自己的心胸、自己的苦乐、自己在内心深藏的忧虑带进作品中，这使他一踏入文学的圣殿便颇得文学的真谛。在写作技艺上，他采取的方法是多读，多看，多交朋友，多动笔，对自己酝酿的东西反复打磨，精益求精。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在跋山涉水的工作之余走出来的，问出来的，体验和考证出来的。有两件事可以证明：一件是他刚调到总装当副政委的时候，在晚上会突然敲开我在北太平庄那间小屋子，单独来和我聊天，聆听我对他的作品的看法和意见。有一次，我说到湖南文艺出版社率先出版了西川、欧阳江河和王家新等国内几个先锋诗人的诗集，他立刻表示出极大的兴趣，然后想方设法买来这套书细细研读。读后又认真和我交流对这些先锋诗歌的印象，肯定他们对中国诗歌的贡献，也指出他们过于隐晦、过于书卷气的不足。另一件事是，1999年，总装举行过一次业余诗歌大赛，在新疆的马兰基地颁奖。为答谢由他出面请来的那些评委，基地组织他们进楼兰古城游览。为确保万无一失，他事事亲历亲为，不放过任何一细节，完全充当一个组织和管理者的角色。在穿越罗布泊前夜，他夜不能寐，一会儿起来看表，一会儿起来看天，而后果断决定提前两个小时出发，终于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安全到达楼兰并安全撤离。在楼兰古城停留的那短暂的两三个小时里，当有人对散落一地的建筑木块表示出兴趣并准备拾取一些带回去留念时，他会认真地说：“绝对不能带走，这些都是国家的珍贵文物。”从楼兰回来，许多原本是作家和诗人的评委一时什么也没有写出来，但却在《人民文学》上突然看到了他那篇长达两万多字的《罗布泊随笔》。那种对历史的独特追寻和洞察，对沙漠戈壁的独特体验和感受，让人不得不叹服。
这就是我见证的朱增泉！这就是我作为他的朋友和他作品的责任编辑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从他身上不断获得惊喜和快乐的过程。我承认，正因为有他的作品给我带来持续不断的惊异、震撼和激励，才使我对他这个人产生了由衷的钦佩，并由衷地写下这篇文字。
3.布衣之交
何镇邦
我同朱增泉将军迟至2004年10月下旬在武汉举行的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的颁奖大会上才得以谋面。他是作为特等奖的获奖者应邀与会领奖的，我则是作为评委的代表出席颁奖会颁奖的。在此之前，当然知道朱将军的诗名和文名，只是无缘见面。在颁奖会之前的座谈会上，我大约谈了对朱将军一些散文作品的读后感，尤其是当时正在《人民文学》与《美文》两家杂志开辟专栏发表的“观战笔记”的一些看法。这似乎引起《美文》副主编穆涛与朱将军的注意。于是在会下有些交谈，发现朱将军虽身居高位，却平易近人；虽从戎数十年，却满身儒雅之气，便自然交谈甚欢。记得会后，他邀请一些与会的文友到武汉周边走走，自然也邀请了我，由于急着赶回北京参加另一项文学活动，未能成行。但由于穆涛请我为《美文》写一篇关于“观战笔记”的长文，于是回京后同朱将军便有了交往，并成了朋友。
增泉此时也已从总装备部副政委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成了一位退役的中将。于是，我们从2004年秋天开始的交往，便成了文友之间的布衣之交。这不仅是身份变换使然，更重要的是增泉那种遇事低调、平等待人的处世态度使然。
我们之间往来的第一桩事是反复磋商他关于伊拉克战争那组“观战笔记”的评论写作。这一组文章，共十五篇，其中《看懂新一代战争》《巴格达的陷落》《伊军之败》《信息攻心战》《美国鹰派与战争》等五篇发于《人民文学》2003年７月号至12月号；而《萨达姆的雄心和悲剧》《悲情萨哈夫》《美英“情报门”》《伊拉克游击战解读》《战俘问题》《诺曼底的回声》《临时总理阿拉维》《一场胜败参半的战争》《一个难解的怨结》《亚洲的早晨不宁静》等十篇则发于《美文》2004年３月号至12月号。为了让我读起来方便，他把十五篇二十多万字的文稿重新打出来装订成册送到我处；为了让我更全面了解他的诗歌创作和散文创作，还送来他已出版的几部诗集包括获“鲁迅文学奖”的《地球是一只泪眼》以及已出版的四部散文集《秦皇驰道》等。这大概是我从事文学评论写作四十多年来在资料准备方面最优厚的一次待遇。于是，在2004年2005年相交处，我拿出整整两周的时间集中研读“观战笔记”以及增泉同志的几部散文集，决定从大散文文体入手，解读和评析朱增泉的散文创作，于是写成题为《大散文究竟大在何处——读朱增泉的〈观战笔记〉》一文，约六千字，是我近年写成的篇幅较长的一篇作品论（此文后来发在《美文》2005年第４期）。文成之后，为谨慎起见，先送增泉处审阅。他阅后完全尊重我的见解，只是坚决要求删去一些评价较高的词句，几经争取，还是只好接受他的意见。因为他甚至说，如果保留那些评价较高的词句，会给他惹来麻烦，帮了倒忙。这使我颇感震惊。因为在我几十年的评论生涯中碰到的评论对象，大都是希望在评价他们的作品或作创作整体评价时往高处说而不是往低处压，甚至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20世纪80年代初，我应《中国青年报》之约，为一位颇具知名度的作家的一部长篇小说写书评，书评签发打成小样时，那位作家还亲自要走小样在上面改了起来，把不满意的评价性的词句删去，而亲自添上评价极高的词句，强加于我。此事当然使我甚不愉快。现在比较起来，使我更加赞赏增泉同志的低调谨慎的姿态，敬佩他的人品，于是把他认定为朋友，继续这种布衣之交。
这种布衣之交当然像所有君子之交一样淡如水，因为彼此之间没有利害关系，没有利益的诉求。朱将军的文友很多，愿意为他效劳的作家、评论家也很多，他当然对我这么一个已经退了休的落伍者无所求。我对朱将军呢，也可以说无所求，只是还在读书，还在舞文弄墨，对于这么一位从农民到将军，从将军到诗人、散文家的人物存有好感、对他的作品怀有兴趣才继续这种布衣之交的。加之，我家同他家住得很近，仅有一街之隔，来往方便。于是，这种交往就十分正常，且有与时俱进之势。
去年春天，我写了几组散文：《江南二章》《西北二章》《红河五章》等，大都是记述2004年秋冬之间的游踪的，是游记，还有点文化随笔的味道。其中，《江南二章》还承蒙错爱发在《人民日报》作品版的头条位置上，增泉读到了，马上打电话来表示祝贺。这让我感受到友情的温暖。
《美文》的副主编穆涛来京参加他的散文新作《血色苍茫》的首发式暨研讨会，他大清早打来电话，请我到航天城助兴。不仅可以会见朋友，还可以见见杨利伟等航天英雄，参观航天城，品尝航天城独具风味的佳肴。
他准备宴请路过北京的《山花》主编何锐，打电话请我作陪，于是又有一次蹭饭和畅叙的机会。
有朋友送他好茶叶，他的家乡送来大闸蟹，他也会想起我，让我分享品尝……
这一切，让我感受到这种布衣之交的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