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之后
本篇中所有有名有姓的人物，历史上确有其人，虽然不同的记载对他们的介绍几乎完全不同，令人对历史的粗枝大叶草菅人命颇感愤怒。
盛世才的生平似乎应比较翔实。他请苏联人来，又借斯大林之手杀苏联人，请中共来又杀中共，请国民党来又杀国民党，请民主人士来又杀民主人士，使这个名字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叫人恐怖的黑影。盛于1945年被迫放弃新疆，此后就一直遭各界受害者控告。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出版自传《牧边琐忆》，试图自辩，虽是一面之词，至少是对杀人魔王说的一种平衡。例如盛世才强调，自1937年肃清四一二阴谋集团之后，新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实施了两个三年计划，经济文化建设成就确是史无前例，有数字为证。盛世才应是现代安定政治学的前驱人物。
盛世才对现代中国政治做出的最大贡献，应是阴谋集团法。在这之前中国自然从未断过集体迫害，阴谋集团法却能把毫不相干的人物，所有掌权者觉得碍事或无所谓的人一扫而空：不用啰唆查究“罪行”，只消有人“发展”过你就立即入网。此法后经发扬光大，屡试屡灵。例如1969年的“五·一六阴谋集团案”，竟然打出一千万阴谋分子。
马仲英的记载极其零散。维军首领尧乐博斯在台湾《传记文学》上发表的回忆录连载，把马仲英描写成传奇英雄，颇有西北民族的史诗风度；另外两个重要文件，发表在大陆《文史资料选辑》上：韩定山的《马仲英与河湟事变》和杨波清的《马仲英入新随军见闻》。后一文件至今视马仲英为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可见历史对犯幼稚病的人最不愿宽容。
关于马仲英的结局，不仅各种书面材料出入过大，而且几乎都列出“一说”又“一说”，似乎连把一个故事说到底的勇气都没有。
其中一个说法是盛世才在其自传中提供的。据他说：1937年初，斯大林计划让马仲英回中国，建立甘、青、新回族抗日联军，阿普列索夫奉命来与盛世才商量，盛断然拒绝。此后，马仲英闲居莫斯科郊区，生活阔绰，挥霍从新疆带出的珠宝黄金，引起克格勃特务的嫉恨，在他食物中下毒。马仲英侥幸未死，从此心灰意懒，最后斯大林批准“对马氏及其随员们一律处死”。
笔者掂量再三，觉得此说不无道理，它至少解释了盛世才为何发动清肃，并且冒风险把阿普列索夫列为托派集团首脑。当然也可能是事过多年后向国民党作的解释。
另一说见于王俯民编《民国军人志》：1935年，苏联专家与马仲英旅苏班子建立联合参谋处，研究西北局势，研究让三十六师主力重入河西走廊，声援刚到陕北的红军，不料驻南疆的三十六师竟拒绝从命。
可以猜想，苏联人到后来或许明白了，他们不惜大动干戈支持盛世才，迅速击败逼走马仲英，是太短视了：如果红四方面军进入河西走廊时，马仲英从新疆赶回河州三十六师老家接应，西路军不会全军覆没，“打通国际路线”的大战略就会成功，那么整部中国现代史就得重写，而本书主人公们一生命运就很不相同。但历史已经合上：马仲英失去实力后，不再受苏联方面重视。
此书认为马仲英很可能坠机失事而死，乃是采用很普遍的传闻：马仲英到苏联后，进入空军学校学习驾驶飞机，最后死于演习特技动作。此说很符合马仲英奔放无羁的性格，对进步思想、先进技术的偏好，死在战斗机座舱里似乎比死在马上现代一些，写小说不妨用此结尾。
苏联自内战之后，逐步巩固东方。30年代初在新疆逐鹿者之中选定盛世才，并且不惜陆空军全面入侵扶植之，在此决策中起了重大作用的，是情报部门特工格尔金·阿·阿普列索夫(ГЕР ЛИН АAПPECOB)，显然他的意见压倒了职业外交官们的意见。笔者觉得此决策中有相当重要的因素是阿普列索夫本人的性格，他在好弄权术上似乎与盛世才颇为投合。为此事，阿普列索夫立功受奖，被任命为驻迪化总领事，一时俨然是新疆太上皇。不料竟然落入圈套，被盛世才封为四一二头目，可见俄国人玩弄政治，毕竟不是中国人对手。历史上以俄为师的一系列人物，究竟何人是真心佩服俄国人？苏联人对此醒悟之晚，也证明他们远不如中国人聪明。
阿普列索夫于1937年4月底奉命解职返国，他自知不免，只是身在新疆逃脱无计。据后来任新疆省副主席的包尔汉回忆：阿普列索夫经玛纳斯到乌苏，二人告别时阿普列索夫流下眼泪。回俄一个月后，被枪决。
苏联大肃反固然惊心动魄，没有人注意到一个明显的事实：斯大林弄死的人多半是政治人物。政治的第一金律是不可能人人得遂其志，大部分人本来就得痛苦地咬下失败之果。
本文中的小人物，如于华亭、凯末尔，甚至联络参谋尕扬，都实有其人，虽然其事不彰，只是碰上了什么恶煞而被抓进事件之流中。
而主人公章亚邵与他的朋友伍英奇，不得不以虚构的名字出现。这真是遗憾的事：他们原名张雅韶与吴应祺，他们承担的叙述任务过重，使他们竟然难以负起历史人格的责任。
参谋长吴应祺在1936年被马仲英召到莫斯科面授机宜，其结果是三十六师在南疆重新采取军事行动，与盛世才对抗，使苏联再度入疆作战。究竟马仲英唆使叛乱，还是马仲英召吴应祺此事激起叛乱，诸说各异。总之，此后三十六师部队覆没、番号取消，而吴应祺不知下落，有人说在印度孟买做珠宝生意。
秘书长张雅韶的确是1935年新疆政治保卫局肃反的要案，张雅韶如何落到盛世才手中，却是说法各异。有材料提及，张雅韶五六十年代在兰州大学俄语系执教。据说最终未能逃脱“文化革命群众专政法庭”之手，因历史过于复杂而屡经拷问毒打，自杀于“牛棚”。盛世才在自传中曾愤愤然反驳新疆受害者永无休止的指责，说如果他真的杀人那么多，就不会有这些人活下来到处信口雌黄。此妙言用不到张雅韶身上，他从来对此段历史讳莫如深，从无诉冤、写控告、写回忆录、写文史资料之类的事。这段历史最善言的声音，竟自行封口，一字不露。
见过历史真面目的人，哪怕活下来，也无语。
因此，笔者现在写下这段历史。并不是因为知之甚详，恰恰相反，是因为知之甚少。历史如地壳，缺口缘缝而生，才会愤怒地呼号。或者更准确地说，所知不多者，才有胆量为历史代言，试图在厚实的疤痂上叩诊。本来笔者准备等读到新疆或甘肃公安厅保存旧档公开之日，再来写这段历史，近来听说由于无保管条件，60年代旧案已纸片碎裂，30年代粗纸稿则已变色霉烂，纸张粘连，无法揭开。由此，历史从大堆档案中解脱出来。
1992年，笔者有机会经过莫斯科，曾到卢比扬斯克大街前克格勃总部。阴森的大楼那时已经“开放”，笔者要求翻阅30年代中期新疆问题档案，竟是一问三不知，似乎苏联情报机构从来不卷入此类活动。接待人员，一个漂亮又和蔼的俄国女人，确是很称职。笔者失去追问耐心，莫斯科夏日万花怒放，宫殿绚丽辉煌，街上满是诱人享乐的广告，笔者顿时觉得自己多年追寻这段历史，其实甚为无聊。这一点小感觉，竟然使本文的写作再次一拖几年。
小说之前
三十六师所处张掖那二年，章亚邵很看不惯秘书处一些共产党员同志耽于下围棋废寝忘食。他几乎要在会上正式提出指责，说这些人革命意志消沉，玩物丧志。但他想想，止住了自己，他也的确没有什么工作给这些同志做，马仲英也不需要那么多马列主义教师。章其实会下围棋：在江南士族之家，这是世代相传的清雅玩意儿，这些北方书呆子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很快重温了棋艺，把所有的棋迷打得落花流水，而且一边围杀一边毫不容情地嘲笑他们。两三个月之内，他的加入式示诫法就起了作用，围棋变得兴味索然，整个秘书处从此根绝了棋患。
竟然会想起此类小得意！他不禁对自己摇头苦笑。
（后记）
每次听到有人问我，“你怎么会写小说？”总觉得挺逗，这问题大有问题。应当问，“你怎么不早写小说？”此话无人问过，是我常问自己。回答却一样不容易，三两句说不清的事。
有时我幽他一默：“小姑嫁错郎。”
一想，也不对，像事业不顺心者把责任全推到“毕业志愿指导教师”身上。我从无福气得到一点这方面的指点，只有在煤矿挖煤的70年代将结束时，我准备考研究生，一位矿部主任对我说：“党叫干啥就干啥。”他一边拍拍我肩膀，减轻此警告的冲击力。对此我很领情，但研究生还是要考的。
即使当时有高人指点：“别急着去做学问，何妨试试创作。”我会写小说吗？不会。原因简单而颇为实际：太慢，浪费十年之后我已等不及，况且工棚紧挤的双层床之间没有一张桌子。
那位部主任果然实践他的警告，用许多大红公章阻止我“自谋出路”读研究生。能溜出煤矿已得念佛，还想别的？
学问做得不怎么样，只是十年无书读之后，读什么都可以。1981年我得到了富布赖特学者研究奖，跑遍了美国的图书馆和文学档案库，翻检世纪初美国一二三流诗人关于中国诗的通信投稿等等。无聊题目已做得自得其乐。
1983年，在北京参加中美比较文学第一次会议，在筹备会上钱锺书先生用一连串惊天动地的俏皮话和宏经僻典的引证说明了他的观点之后，突然说：“在座的青年朋友，不要做‘学’忘了‘文’。”当时我一惊，马上又镇静了：世上能有几个钱锺书呢？
此后又因为非常偶然的原因，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去读了四年书，四年忙着写报告哄教授，忙着教书赚学费，忙着拿高分抢奖学金，连学问都不做。
我心里着急了，我已赔不起时间。早早读完，打起包裹，把我买的上千册书运回我尚无寸地之房的北京，完全没有留在国外的想法。最后一次去图书馆还书时，路上遇到导师白之(Cyril Birch)先生。他说：“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打电话来，说要招聘教师，你何不去一次？”
免费玩一次欧洲，何乐不为？这一路遇，却把我朝“学术”方向又推了一把，此后就没有走回头路的机会。
因此，对虚拟的问题“你怎么不早写小说”只有一个简短的回答：“从来就没有机会。”命运的鞭子催着我在学术之路上颠簸，从来没有尝试另一种选择的可能。
不过回过头来问，如果有选择，我会早十年或十五年成为一个小说家吗？这当然又是虚拟的问题，但从规律来看，似乎不太可能：凡是学问能玩几下子的人，创作总不太行。古人才高，《沧浪诗话》远比《沧浪集》写得漂亮；《笠翁十种曲》怎么也比不上《闲情偶寄》的戏剧理论；写论文都“笔底带感情”的梁启超，小说写得像讲义；而胡适“尝试”用创作说明其理论，只给现代文学添了几分窘。
自然，例外也是有的。茅盾作为理论家和小说家都领袖群伦；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Umbeito Eco)几部长篇巨制让人叹服；英国文学理论家洛奇(David Lodge)写小说讽刺理论界入木三分；美国女批评家苏珊·宋塔格(Susan Sontag)写小说一样才气横溢。
说到底，这些都只是例外，在庞大的文人队伍中，这样的例外不形成统计学上有意义的数字。学术、创作，哪一行都得穷毕生之力，能做出点成绩已算侥幸中之侥幸。尤其是我这一代，浪费掉的岁月最多，被命运播弄得最惨，“文革”前入学，从1967到1970届毕业的大学生，看着前面几年受完高等教育者，在80年代成为功力深厚的学科带头人；再看后生几年的所谓老三届，没有半生不熟的专业教育束缚，在广阔天地里又少了点管束，多了一点心灵自由，新时期崭露头角的艺术家多出于此辈。自此以后，一代比一代机灵聪明，让人看得目瞪口呆。以五年一个学术代来计，我们这个“文革代”，可以说是共和国旗帜下长大的最呆笨、最没出息、最少才气的一代，在任何行当都是人才出得最少，留在西方的职业人士也最少。我们只有半生可用，能入一行就算不错了，何复艺术？
既然如此，我怎么会在近三年写起小说来？说起来可能不信，写小说是我的“怕挤”恐惧症逼出来的。我从小怕挤，情愿步行不去用肘子功夺公共汽车之门；曾经想入团，那推搡劲儿把我吓坏了。
入了学术圈，发现同行轧挤得更惨。记得在“搞”外国文学时，一位前辈说：“上面老头还没去，你们下面又挤上来了。”可能是酒后真情，那股怨艾，听得我毛骨悚然。我心想，研究莎士比亚，怎么不到英国学界去挤？中国莎学界怎么嫌人多？
想到此，心里不是滋味，立即决定离开外国文学研究界，转向翻译；不久遇挤如故，转向现代文论；不久遇挤如故，转向比较文学；不久又如故，转向诗论诗学；不久又如故，转向叙述学。至今算来，平均每三年改一次学术方向，而今可以对每一辆公共汽车门前的拥挤者说：“其实上面挺空的，不过你们放心，我不上这个车。”
为怕招人嫌，如此躲法，也算煞费苦心了吧。即使这样，当我试图在北京找个大学回国任教时，惊奇地发现首都几乎每所大学的外国文学、中国文学、文学理论、比较文学教研室都挤。平时开会时有说有笑的同行，直接或间接地劝我别来跟他们“加塞”抢房子，抢职称，抢“博导”。这令我大吃一惊。不是说什么学术危机吗？怎么学界依然全天候拥挤。与其撸起袖子来干一番自我证明，不如高悬免战牌退避三舍。
由此，三年前我才面临进入学术界十五年后的真正危机，才真正遇到一个选择机会：我可以写诗，写小说。我不必让同行们觉得我会去挤他们。请放心，朋友们，我心不在学问上，只想做些创作小玩意儿。戏台宽得很，况且我还能唱些别的戏目，唱得不好看官们会包涵。
虽然这三年中我的研究还在继续，论文也在合集，著作也在出版，那基本上是惯性，是职业的最低要求。我若想回北京，就得有所不为。要证明我放弃“洋铁饭碗”高薪长俸，只是为了乡愁，不是容易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