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让人捉摸不定，个人的命运在这个捉摸不定的历史中起伏跌宕。
能够参加远东审判，足以扬名青史，出色完成远东审判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使命，人生可以无憾矣！这些从东京审判归来的中国英雄们，应该是何等的欢欣鼓舞。然而，当从远东法庭结束回国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已经残破不堪的中国。本应该意气风发的他们，却是怀着难以言状的苦涩面对归来。
中国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在法庭闭庭前就收到国民党政府的电报，电报说准备对商震委以重任。当此时的商震，对于在两年多东京审判期间，蒋介石只顾打内战，宽恕日本战犯的行径已经深为不满，而且，此时的蒋介石政权已经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而且在东京期间，商震为了严惩战犯，对蒋介石的命令多有违抗，他担心已经引起蒋介石的忌恨，想到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悲剧，而没有回国赴任。之后，商震辞去了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职务，与原代表团英语秘书，日本人安田作子结成伉俪，然后定居日本。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此，商震极为兴奋，并一直密切地注视着祖国的建设和发展，对于祖国大陆与台湾的分割，更是忌深感痛心和不安。
1974年10月，受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的邀请，商震第一次从日本回国参观访问。受到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的接见和宴请。他还应邀出席国庆招待会，他和夫人被安排在主宾席上。叶剑英在接见他的时候对他说：“欢迎你到祖国来，叶落归根嘛。想回来的人，都可以劝他们回来看看，你是他们的带路人。‘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商震对叶剑英说：“我早就想回国看看，希望在有生之年，为祖国做点事，争取立功。”叶剑英说：“你想立功，做点事，才回来，那不一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你对台湾有影响，这次回来震动很大，这就是一功。你有什么安排和打算，都可以给我们讲。几十年了，过去我们共同作战对付日本，是打日本的老战友。现在国家的情况，你看得很清楚。回来，可以把自己的力量用在祖国建设上，你还有力量，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商震完全赞同叶剑英的话，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关系，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1976年，商震再次回国，同样受到热情招待。
1978年5月15日，商震在东京病逝，享年90岁。遵照他生前叶落归根的遗愿，他的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叶剑英、邓小平、乌兰夫、邓颖超、廖承志、周建人、许德珩等中央领导人分别送了花圈和参加了骨灰安葬仪式。
此后，他的妻子和子女继承其遗志，积极关心中国建设，经常来中国访问。
在东京审判的这两年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作为战胜国的法官，物质上享受着丰厚的待遇，但是他内心很是不安。他在东京的将近3年的时间里，报纸上关于中国“饥饿”、“内战”的坏消息从来就没有断过，东京审判结束的时候，别国的法官都如释重负，只有他，面对国内的形势，陷入对未来的迷茫之中。
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明令公布梅汝为政务院委员兼司法部长，而此时的国民政府，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他拒绝了任命。别国的法官已经陆续归国，梅汝却在为自己的去留颇为踌躇。他对国民党政府已经彻底失望，对于即将取得中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他知之不多，于是继续留在东京。
经过半年的思考和观察，1949年6月，他由东京抵达香港，设法与中共驻港代表、同是清华校友的乔冠华取得联系，隐瞒身份，秘密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第三天，梅汝便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增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1950年，梅汝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顾问。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20世纪60年代，梅汝开始撰写极具史学价值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但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让他和许多海外归来的人一样，惨遭厄运。“造反派”到他家抄家，搜出了那件他曾在东京大审判时穿过的法袍，如获至宝，马上质问：“你保存着这东西，是不是盼着国民党回来变天？”梅汝气愤地答：“国民党给我那么大的官我都没做，我是一个被国民党通缉的要犯。说句笑话，真要是复辟了，我的人头落地恐怕还在各位青年之先呢！”“造反派”自觉无理，又要烧掉法袍。梅汝一脸正气地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不知道就让我来告诉你们。这是咱们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审判外国人时穿的衣物，是民族尊严的见证……”在这义正词严面前，“造反派”终于失去焚烧法袍的勇气。
如今，梅先生曾经最珍惜的物品——厚达尺余的东京审判判决书原稿和他在东京大审判时穿过的法袍，静静地躺在国家博物馆内，它们作为历史的见证，告诉人们那段中国人在东京扬眉吐气的日子，也诉说着中国抗战那段不平凡的峥嵘岁月。
1973年，在那个几乎没有法律的年代，一代法学家梅汝先生在北京黯然逝世，享年69岁。
曾任远东国际法庭检察官的向哲浚，一生澹泊，结束东京审判后，有关他的资料非常有限。只知道他于1949年春天回国后，拒绝了国民政府给他的最高法院检察长的任命，回到上海，任教于上海财经学院，曾任该校外语教研室主任，而其法律专长在以后的人生中再也没有得到施展机会。1987年8月31日逝世，享年96岁。
中国检察组首席顾问倪征回国后，1956年应周恩来之邀前往北京，在外交部条约法律司任法律顾问，得以发挥他的专业才能。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后，他多次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国际海洋法大会；1981年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1984年，倪征以他高尚的品格和资深的阅历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享受国际司法界最高荣誉的国际法官。
海牙国际法院的工作是繁忙的，许多东西还很枯燥无味，但它却是一项维护世界和平和友好的崇高事业。受命之时的倪征已八旬高龄，却依然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恪守职能，秉公执法。他任职期间经办的厚厚的案卷如今还静静地摆放在书桌上，它们既是他辛勤工作的忠实记录，也表明了他为世界人民的和平倾注心血、极尽心智。他说：“国际法官是超然的，超越国家利益之上，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世界。”
离任后的倪征仍不辍耕耘，继续担任外交部法律顾问和中国海洋法学会会长。他用“澹泊从容”四字形容自己一生的经历，真是恰如其分，他的回忆录的名字就是《澹泊从容莅海牙》。
倪征在晚年所作的回忆录《澹泊从容莅海牙》中回忆当年在东京审判的情景时写道：
这场战斗，对我来说，是一场殊死战，因为我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已把自身的生死荣辱，决定于这场战斗的成败。事后追忆，历历在目，既有心酸苦楚，又稍感告慰，有不可言喻之感慨。我写到这里，已泪水盈眶，不能平静下来。
正是一生淡泊名利，清正高洁，使他具有长者、智者的风范；而满腹学识和高超的技艺又使他不论面临什么问题，都能泰然处之，从容应对。
倪征还是有名的昆曲爱好者，1956年北京大学俞平伯教授等，在当时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和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等的赞助下，发起成立北京昆曲研习社，倪征当年冬天就加入曲社，并常常观看北方昆曲剧院的演出。日本昆剧之友社成立后，十年演出二十多场，倪先生场场参加。每逢曲社举行同期（昆曲清唱会）或实验演出，倪先生总是出席并引吭高歌，唱得工稳而且苍劲。即使在出任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后，每年回国休假，也总不忘参加同期度曲和各种曲事活动。巧合的是，倪先生在国际上任大法官，在曲坛上擅长大官生，一生为伸张正义而审案、唱曲。
2003年9月，倪征病逝，享年97岁。
其他中国代表团成员如顾问吴学义，鄂森和桂裕等，专家组成员裘邵恒、方福枢、杨寿林和刘子健等，在此不一一介绍。让我们记住当年为了国家尊严和世界和平战斗在审判第一线的人们——因为，一个不懂得珍惜自己英雄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