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檄出师战逆贼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书生出身的曾国藩在骨子里其实是不太适合用兵的。“兵不厌诈”，两军对垒，要求用兵者一定要奇裔、狡猾，极富心机，不按常理出牌。但曾国藩呢，他只是一个有着巨大坚韧力、脾气倔强的读书人。
虽然曾国藩有着丰富的学养，也有关于天地人的巨大感悟，但这样的智慧，更多的是人生哲学范畴的。在本性上，曾国藩并不是一个具有创造力且诡计多端的人。这样的人格特征，决定了在战争开始阶段的艰难——在战争之初，这个书生既缺乏用兵者所具有的大胆和亡命，也缺乏那种举重若轻、爱拼能赢的心理承受能力。
1854年2月，曾国藩终于率领着他的湘军出山了。在衡阳一座宗祠的广场上，曾国藩抖擞精神，对着黑压压的人群，声嘶力竭地宣读他的“出师表”。对于一万多水陆湘军来说，从军数月，很多人是第一次见到这个被誉为“湖湘最有学问的人”的面容，他们好奇地踮起脚尖，远远地眺望着这个神秘的人物。人们明白，看来天下真的危在旦夕了，要不，这么多面色苍白的读书人怎么会一个个拿起刀剑呢？那个中等个子的小老头儿跟他们说着同样的方言，他的声音有点嘶哑，却言语激越，富有激情，同时也杀气腾腾、声嘶力竭。尤其是曾国藩的面容，更显阴森可怕。曾国藩的演讲极富煽动性，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像干柴一样被曾国藩点燃了，也被打动了。他们挥舞着手里的长矛和大刀，山呼海啸，像巨浪一样汹涌起伏。
作为传统的知识分子，曾国藩当然是极注重名分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行军打仗，一定要“师出有名”。这篇《讨粤匪檄》是曾国藩亲手写就的，也是经过湘军中诸多大儒润色过的。檄文的结构严谨紧凑，第一段痛斥太平军的残暴，以地域观念打动长江流域的人，煽动他们联合起来攻陷太平军；第二段痛斥太平军破坏伦理秩序，以护卫理学观念打动知识分子；第三段痛斥太平军毁污庙宇，以神道观念打动一般乡民。作为桐城派的嫡传弟子，曾国藩最看重的是文章的气韵和义理，这些，都在这篇檄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曾国藩很得意的是，这篇檄文堪比当年陈琳为袁绍讨伐曹操所写的檄文以及唐朝骆宾王的《讨武檄文》。虽然文章中没有“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等赫赫警句，但“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等句子，也称得上恢宏大气、铿锵有力。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篇阕强有力、惊天动地的檄文，比任何有关的描写更鲜明更刺眼地把曾国藩一向隐遁于昏暗之中的性格彰显了出来，曾国藩内心激荡的浑圆之气喷薄欲出：为传檄事。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虏人贼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壕。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犹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唯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父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又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涤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殁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
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于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官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tiein）此凶逆，救我被虏之船只，拔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
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折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籍。
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
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文章宣读后，曾国藩又命令手下人大量誊抄，四处张贴。显然，他对于这篇檄文是很满意的。然后，潇潇雨雪之中，曾国藩带着他的一万七千名子弟兵，浩浩荡荡地由水陆两路北上了。骑在战马上的曾国藩壮怀激越，熟读历史的他深深地知道，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事业，这一拯救数千年道统的使命甚至具有某种神性的意味。一切，都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壮。
首战不利失颜面
1854年的春节到了，曾国藩行色匆匆，特意抽出几天时间于二十七日从衡阳回了趟湘乡。他在家中受到妻儿家人的簇拥。在热闹纷杂之中，曾国藩与他的父亲做了一次密谈。他告诉父亲曾麟书，正月底，他将率领湘军正式从湖南出发，与太平军打仗去了。其父听到这个情况，便告诫他，现在为朝廷办事很不容易，打仗的事更是急不得，要一步一步地来。又说了许多体贴他的话，并叮嘱他一定要注意爱惜自己的身体。
过了大年初二，他就打点行装赶往衡阳。临行前又到母亲的坟头去叩了一次头，烧了几柱香，希望其母能在阴间保佑他出师大捷。正月初五，曾国藩抵达衡阳。此时湘军水师已基本成型，只是没有经过操练。一周以后，曾国藩接到了军机处廷寄的上谕，命他“着即遵旨，迅速由长江驶往安徽”。此时，曾国藩派出的探卒不断传来他不愿听到的消息，先是庐州失守，江忠源死难，随后又说吴文镕出战黄州堵城大败，曾国藩已没有等待的时间。
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自衡州起程，顺水而下，至湘潭与待命在此的水军四营会师。师行至长沙时又装载军械几千件，子药二十余万。尽管长沙离衡阳并不十分遥远，但自从半年前曾国藩率部离开长沙以来，他一次也没有来过这里。其间也有人向他提出，应该回长沙，他却始终认为没有这个必要。现在，他的湘军已经编练完成了。这支部队虽然还未经过战斗，但它已是湘、鄂、皖、赣四省境内规模最大的一支清军。他的手中有一支湖南任何一位文武大臣都不敢轻视的部队，有了与长沙官场进行对话的资本。同时，他马上就要率部与太平军作战，这决不是儿戏，更不是一件可以斗气的事，他有大量的事情需要与长沙官场中人进行磋商。所以，他的心里虽然仍在咒骂长沙官场中的一些人，但他还是主动与他们协调关系来了。
二月初二，曾国藩在衡山上奏清廷，称自己“才智浅薄，素乏阅历”，“本不足统此大众。然当此时事艰难，人心涣散之秋，若非广为号召，大振声威，则未与贼遇之先，而士卒已消沮不前矣。是以与抚臣往返函商，竭力经营，图此一举。事之成败，不暇深思，饷之有无，亦不暇熟计，但期稍振人心而作士气，即臣区区效命之微诚也。此次”东征“，虽师行仓促，但从船舰装备上看还是作了精心准备。计有拖罟一号、快蟹十号、长龙五十号、三板艇一百五十号，皆仿照广东战舰之式，又改造钓钩船一百二十号雇载辎重船一百余号。所配之炮，共有五百余位。所募之勇，陆路五千余人，水师五千人。陆路各军编列字号，五百人为大营，不满五百者为小营。水路分为十营，前、后、左、右、中为五正营。正营之外，又分五副营。正营旗用纯色，副营旗用镶边。所备之粮台，带米一万二千石，煤一万七干石，盐四万斤，油三万斤，军中应需之器物，应用之工匠，一概携带随行。合以陆路之长夫、随丁，水路之雇船、水手，粮台之兵员、丁役，统计全军约一万七千人。”
曾国藩率领约两万人马的水陆两师，从衡阳启程，开始着手准备东征的事情。途经长沙，当年的官场对手们看到此时的曾国藩如此风光，个个都来巴结奉迎，握手言欢，说了不少旗开得胜之类的恭维话。曾国藩此行的目的地是岳州，所以他只在长沙城只停驻了两天，就再次出发向岳州去了。
当时，守卫岳州的是石达开的堂弟石祥祯，他手下有三万人马。曾国藩率领军队行进，当走到离岳州城还有三十里远的时候，探马来报，说岳州城里太平军已经消失了踪影。曾国藩心里十分高兴，以为太平军一定是对湘军的声势感到害怕，所以就望风而逃了。这样，曾国藩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岳州城。初战告捷后，曾国藩立即就将功劳报给了咸丰帝。
当时的曾国藩，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没有仔细推敲就认为胜利得来得如此之易，领兵打仗不过如此。统帅既然如此，部下也随之放松警惕，全体湘军中滋生了一种骄傲情绪，由此而招致了紧接下来的失败。
曾国藩占领岳州后，王、李续宾带领一共有一千名湘军的两个营向武昌进发。一路上风平浪静，众士兵连一个太平军也没有看到。其实，到这个时候，将官们应该感到事情的蹊跷了，但是他们没有往更深处想，只认为自己骁勇善战，威名远扬，早把那些太平军吓跑了。湘勇们因此便放松了警惕。这天夜里，他们宿营在羊楼司。夜间也没有派兵巡逻。
谁知到了半夜，罗大纲亲自率领五千名太平军士兵，从周围的山里冲出，呐喊着向羊楼司冲杀。湘勇们从梦中惊醒，还没有做抵抗就丢掉了几百条性命。王、李续宾于忙乱之中只好仓皇南逃。
祸不单行，三月初七日，岳州一带狂风大作，掀起了洞庭湖汹涌的波涛。泊在水面上的湘勇水师根本无法对付如此的大风大浪，因此溺死了许多人，同时也严重损坏了许多船只，战船、辎重船漂沉二十四艘，撞伤数十艘。军心不免动摇。接着，就在太平军于临湘羊楼司大败王部后，三月初十日（4月7日），太平军就把岳州攻占了。
曾国藩在太平军的浩大声势面前，不敢进行长时间的战斗，只好带着随从自岳州城中仓皇出逃。幸好水师船只前来接应，跑到船上的曾国藩才逃过了此劫。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命令部队暂时退回长沙，恢复军心，以再做打算。
面对败绩，曾国藩已经感到没有颜面面对皇上，因为上次的奏折中自己已夸下了海口。在长时间的充分考虑之后，曾国藩向咸丰帝上了两份奏折，第一份奏折就是《岳州复失水勇退回长沙防剿折》。
这份奏折的主笔人是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身在长沙的骆秉章对于当时接战的实际情形并不了解，是曾国藩给他提供了具体情况。从这份奏折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已经彻底掩盖了兵败的狼狈情形，而只是具体描绘了湘勇奋勇杀贼的情形。这样，退出岳州城的原因是因为粮草和枪弹不够，已无法再守城；败回长沙，是因为要保卫长沙的安全。反正咸丰帝自己并没有到过前线，也只好听任曾国藩说了。
第二份奏折名为《岳州战败自请治罪折》。对于曾国藩的两份奏折，咸丰帝显得十分宽宏大量。虽然他严厉指斥了曾国藩，同时又给了他将功赎罪的机会：“曾国藩奏水陆各军接仗情形，并自请治罪一折，此次岳州水军虽获小胜，唯因陆路失利，以致贼匪复行上窜。曾国藩统领水陆诸军，调度无方，实难辞咎，着交部严加议处。仍着督带师船迅速进剿，克复岳州，即行赴援武昌，毋得再有迟误。曾国藩所统各勇为数过多，既须剿办粤匪，又须搜捕土匪，即如所奏，有拔赴平江、通城者，有拔赴临湘、蒲圻者，又有不能依限前进者，散布各处，照料既不能周，剿捕自难得力。一有败衄，人无固志，似此何能力图进取？此时肃清江面专恃此军。曾国藩初次接仗即有挫失，且战船被风沉损多只，何事机不顺若是？现在湖北待援孔亟，曾国藩以在籍绅士专顾湖南，不为通筹大局之计，平日所以自许者何在？”
虽然咸丰皇帝没有怪罪曾国藩的意思，但是曾国藩在接到咸丰皇帝的圣裁后，自己反倒觉得非常惭愧。他自感没有脸面再和城内的官绅打交道，因此，他没有进城，而是驻扎在长沙城外。这时，曾国藩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如何抓住时机，将所有的太平军全部消灭，一来洗雪心中的愤懑，二来也可以让自己不再在皇帝和湖南官绅面前丢颜面。
靖港一带，汉港纷歧，水陆两路而旁通湘江西岸之宁乡、益阳、湘潭等县，于是太平军决定一面以水军进逼长沙；一面以陆军取道宁乡攻占湘潭，对长沙采取包围的形势。有人说，“陆营现已失败，当趁军心未散时率水军进攻，水陆交攻，或可转败为胜。”曾国藩认为颇有道理。
曾国藩召集诸将议战。当时，太平军攻占岳州、湘潭后，兵锋正直指省城长沙。曾国藩若进入长沙无疑是自困城中。于是有人认为应先攻靖港，夺取太平军屯驻地；但也有人反对说，“若靖港失败，退还城下，即人死地”，应该攻湘潭，如果不胜，保复广州，即使长沙被攻陷，也可再夺回来。曾国藩见众人你一句，我一语地争论不休，也没了主意。这时水师十营官将，公推彭玉麟决定攻守战略，彭取上策，定先攻湘潭并亲率五营先期出发，约定次日曾国藩率五营殿后。
一意孤行酿败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