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促使国民政府尽快崩溃，日本军队也加紧了军事上的行动。他们力图在心理上摧垮中国人民的斗志。
重庆大轰炸既是日本帝国主义调整对华侵略方针的必然产物，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对重庆战略地位提升的必然反应。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帝国主义迷信自身武力的强大，推行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妄图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以便腾出手来执行其扩大侵略的“北进”、“南进”政策。从1937年7月发动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广州，日军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侵占了中国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共13个省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40座城市，但这些胜利并没有给日本带来胜利结束战争的结果，相反，战争的全局却呈现出与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初衷完全背离的状况，日本的军力、国力已难堪重负。到1938年底，日本已在中国战场投入了近100万人的庞大兵力，付出了45万人伤亡的代价，军事力量严重削弱；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日本兵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在占领地区只能局限于主要城镇和主要的交通沿线地区；战争使日本军费开支急剧增加，严重妨碍了日本经济的正常运行，极大地加重了日本人民的负担，致使人民生活日益恶化，反战情绪不断高涨；战争的长期化也破坏了日本在世界的战略，使其“北进”、“南进”的扩张战略无法实施；在国际上，苏联继续援助中国抗战，美、英等国因不满日本侵略威胁其在华利益，对中国抗战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并借助国联理事会对日本进行制裁，日本在外交上处于孤立地位。同时，中国方面虽然在战争初期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抗日力量仍在不断生长。
全面抗战开始后不久，中国的抗日战争就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日军占领武汉后，在绥远、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湖北、江西、江苏、浙江、广东一线约4000公里的正面战场，仍面临着200多个师的中国军队，国民政府以西南、西北地区为根据地仍在继续抗战。而在日本占领区的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严重威胁着日本对占领区的统治，并同正面战场遥相呼应。中日战争必将长期化。军力国力的制约、外交上的孤立和战争的长期化，使日本当局感到“以抗战情绪日益旺盛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如果再扩大战区或增添兵力，无疑要大量消耗国力”。因此，在占领武汉、广州后，日本一改以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狂妄姿态，表示“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被迫放弃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确立了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新方针。随着日本侵华新方针的确立，其军事战略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强调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要以坚强的军国为背景进行政略和谋略工作，将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日本看来，“对被压缩中之中国政府若放任不顾，则仍为重大祸根，必贻后患，故仍须适宜促使其崩溃”。因此，在将军事打击的重心转向敌后战场的同时，企图通过非军事的政略工作并辅之以军事打击，动摇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意志，迫使其放弃抗战的立场，实行对日妥协。而对重庆的大轰炸，就是适应这一军事战略的具体迫降行动。
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襟带双江，控驭南北，素有“天险”之称。公元前11世纪，巴国曾建都于此，秦时设巴郡，隋唐时称渝州，南宋始称重庆。近代以后，1891年开埠，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建市。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曾经营西北地区，以之作为未来对外战争的后方基地。1935年，随着西南各省的统一问题逐渐解决，国民政府逐渐将国防中心转向西南。由于重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与西南各省联系密切，具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地形险要，三面环山，具有绝佳的天然屏障，在战争中易守难攻；且有西南西北两大国际交通线为依托，一旦东部沿海地区遭敌封锁，仍能对外交通联络。因此，1937年10月29日，在凇沪战场中国军队处于不利的形势下，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以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以重庆为国民政府的驻地。11月16日，最高国防会议批准了迁都的决定，当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乘舰西上，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迁都宣言。12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正式办公。12月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正式在重庆办公。1938年6月开始，由于武汉岌岌可危，驻武汉的国民党党政机关又奉命撤退移驻重庆。12月，蒋介石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要机关抵达重庆，国民政府西迁工作结束。重庆成了战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战时首都。1939年5月，重庆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1940年9月，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重庆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
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的工矿企业相继迁入重庆。据国民政府经济部1940年统计，内迁民营工厂共计448家，其中迁入重庆的有243家，占内迁厂数的54%。迁入工厂不仅数量多、门类较齐，而且规模大、设备先进、技术水平高。同时，兵工署第1、第2、第10、第21、第25、第30、第40、第50等工厂也相继迁入重庆，到1940年底，在兵工署直辖的17家兵工企业中，驻扎重庆的就有11家，重庆已成为战时中国的兵器工业中心。随着迁渝工厂的相继复工，重庆很快就建成了以兵工、机械、钢铁、煤炭、纺织、化工、电力等工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加上新兴工厂的建立，重庆成了战时中国工业部门最齐全、工业种类最多、工业最大的惟一的综合性工业基地。此外，重庆的金融、商业、交通、文化教育和对外交往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迅速成为战时中国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对外交往中心。战略地位的提高，使重庆开始成为日军轰炸的主要目标。
1938年2月18日，日机首次轰炸重庆市郊。10月4日，日机首次轰炸重庆市区。12月初，日本天皇发布命令，命令对中国内地实行战略轰炸，强调要“攻击敌战略及政略中枢”，“捕捉、消灭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坚决实施战略、政略航空战，挫败敌继续作战的意志”。十分明显，日军轰炸重庆的罪恶目的，就是要动摇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摧毁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最终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膝投降。
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日本***为摧毁中华民族的抗战意志，陆海军航空部队遵照天皇和最高本部指令，联合对当时中国的首都重庆进行“航空进攻作战”，开始了长达五年半惨绝人寰的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五年多的时间里，日军总计实施轰炸218次，出动飞机9500余架次，投放了包括细菌弹在内的各类炸弹21593枚，炸死炸伤市民24万多人。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国家战事性质的战略轰炸，第一次依靠空军实施战略轰炸，第一次取消了前线与后方、交战人员与和平居民界线的“无区别轰炸”。重庆大轰炸历史之长、为害之烈、贻祸之深，世所罕见。
1938年12月26日，日军第六十、第九十八两个轰炸机队从汉口出发轰炸重庆，这是连续大轰炸重庆的开始。到1939年1月10日，通过三次试探性轰炸后，日军清楚地看出“重庆的防空态势尚未完备”，于是便开始大规模的轰炸。
1939年5月3日下午，日机20多架由东北方飞入市区，大量投掷重磅炸弹和燃烧弹，重庆最繁华的陕西路和商业场小什字一带的21条街中，有19条几乎被炸成废墟，房屋店铺熊熊燃烧，市民残缺的尸体到处都是。小什字岗亭的一个交通警正在指挥车辆，一颗炸弹落下，把他炸得粉身碎骨。太平桥下堆满了妇女儿童的尸首。中山公园的电杆上、树枝上挂着断肢残肉，楼亭残壁上溅满了斑斑血迹。长江沿岸二里长的贫民窟木板房，被炸起火，火借风势向南延烧。南区繁盛路一带落下无数枚燃烧弹，火舌吞噬着一个接一个的商店和民房，被炸断手炸破头的市民，在血泊火海中挣扎惨叫，令人目不忍视。
1939年5月4日下午5时左右，日机又来轰炸，而且比前一天的轰炸更为惨烈。从通远门到都邮街一带，许多高楼大厦变成瓦砾一堆，37家私人银行，有24家被毁，无数家铺面和民房烈焰冲天，烟尘蔽日。市民的伤亡惨重，从砖石堆中挖掘出来的死难同胞，有的头颅被压扁，有的四肢被炸断。晚上，重庆全市断水断电，在漆黑的夜幕下，除了受灾地区的火光烈焰以外，许多街巷的瓦砾堆边都闪烁着祭悼亡灵的香头烛光。
在这两天的大轰炸中，重庆总计有1/3的房屋被毁，大火燃烧了整整三天，仅5月4日一次轰炸，死伤人数就达数千人。
1940年5月20日，日军70架飞机侵入重庆市上空，开始空前野蛮、大规模的轰炸，炸弹和燃烧弹雨点般地落下。霎时间，整个市区被黑烟烈焰所笼罩，成了一片火海。市内自来水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使救火工作无法进行。大火蔓延，连续烧了七八天。经过这次轰炸，半个山城被毁灭。这次轰炸后的第八天，日机又集中轰炸重庆的文教机构，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被炸，教务长孙寒冰等九名师生被炸死；沙坪坝的重庆大学中弹50余枚，大部分校舍被炸毁；法国人开办的直元堂圣母院及其附设的难民收容所也遭到轰炸，被炸死烧死的难民达100多人。
1940年8月19日，日军开始对重庆进行不间断的疲劳轰炸，力图在心理上摧垮中国人民的斗志。到月底，对重庆市区的轰炸就达37次之多，出动飞机2023架次，投下炸弹10021枚、计1405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