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天生就是一个巴黎人，卡帕就是其中之一。他有世俗的经验，他长得很帅，他疲惫无力，在需要时髦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时髦的人……（卡帕）也许会出生在巴士底一带，或者出生在16世纪城区的豪宅里。”
欧文·肖《时尚》，1982年4月号
结果证明，巴黎跟柏林一样残酷。最开始，安德雷连吃饭都得费很大的劲。有好几个月里，他从一间破旧旅馆流落到另一间破烂旅馆，往往是在旅馆经理逼迫他交房租之前逃走。他干不同的零活，找到几个法郎就喝得大醉。到1934年冬季为止，他一直都是拉丁区一家当铺的常客。为了活命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他宁愿把自己最值得骄傲的财产当掉——莱卡相机。“安德雷大部分时间都挂着这么一件东西，上面有一只镜头，一个按钮，就这么来往于当铺之间。”这是约翰·赫谢说的，“这台相机如果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在弗里德曼的手里，那就有三个星期时间抵押在当铺。”
到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当，也没有钱购买食物的时候，安德雷就到塞纳河里去钓鱼找晚餐，但他的运气总不是那么好。有时候，他会去找母亲的表妹谢琳·费舍尔，她跟丈夫贝拉和6岁的女儿苏茜住在梅德兰附近的一个破旧的公寓里。他总可以在那里找到一碗汤，他甚至还可以利用苏茜的父亲那位执着的业余摄影者存放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储藏室里的放大机。苏茜到今天都还记得安德雷去她家的情景，因为他总记得给她带件小礼物，而且经常跟她一起玩。最后，她成了安德雷最信任的几个人之一。“班迪总有一股领袖气息，”她说，“从我记得他的时候起，也就是3岁去布达佩斯的时候起，班迪就是那种你无法不理会的人。你可以不喜欢他，你也可以喜欢他，你可以崇拜他，但你不会对他无所谓。”
在左岸一带的小吃店里，安德雷和其他一起逃难来的人搭好了自己真正的窝，只不过是一些比床铺稍大一点的地方。安德雷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是蒙马纳斯的穹顶餐馆，安娜·宁就是在那个地方向亨利·米勒说出爱的悄悄话的。就是在穹顶餐馆，安德雷与一位波兰犹太人大卫·契姆·塞穆尔交上了朋友的，是在1934年初。塞穆尔不爱出声，面孔严肃，带着镜片很厚的眼镜，他是一位极聪明的知识分子，当时为共产党人办的《问候》周刊工作，后来成为安德雷差不多最亲密的朋友。塞穆尔1911年11月20日出生在华沙的一位很受尊敬的意第绪语出版商家庭，他最初准备当一名演奏会上的钢琴家的，但后来在莱比锡的大学发现了图形艺术，之后就一边在巴黎大学学物理，一边练习摄影术。
有一天，在穹顶餐馆，塞穆尔将安德雷介绍给另一位也在巴黎工作的摄影师，叫亨利·卡迪埃-布莱森。布莱森是诺曼人，富家子弟，他的家族拥有法国最成功的纺织业务法国摄影师让·拉古杜尔写道：“这位小个子的波兰难民一举而在那个十年当中对于图像艺术最富对照意义的追求者之间建立起联盟来，这就是运动与结构，自然与文化。这样的伙伴关系本来是完全不可能成立的，就如同急流与岩石。”（让·拉古杜尔：《卡帕简介》，巴黎，万神殿图片资料馆，1988年。）。卡迪埃-布莱森在巴黎附近的香特鲁长大，是一位艺术品经营商的儿子，他母亲是夏洛特·科戴的嫡传后嗣，而科戴就是因为刺杀著名的革命家让-保尔·马拉而被判处极刑的。他上高等私立学校，之后去剑桥学习一年，并在欧洲、墨西哥和非洲各地进行广泛旅行。他已经在西班牙和墨西哥举办过自己的摄影展。
在卡迪埃-布莱森的眼里，安德雷总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形象，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态度，而且是一位极出色的浪漫“玩家”，但他并不是一位有着杰出知识的摄影师。他回忆说：“见到（安德雷和塞穆尔）之前，我更多时间是跟作家和画家们生活在一起的……（安德雷）主要不是一位有眼光的人，他是个冒险家，有很强烈的生命感。但是，摄影并不是最主要的事情，他只能够拿摄影说事儿，那是他全部的人格。塞穆尔是位哲学家，是一位棋手，虽然不是一位很有宗教情怀的人，但是，他的内心里总是一位犹太人，总背负着这样的心理负担，拿它当作一种悲情。”
在这三个人当中，安德雷和塞穆尔才是真正的“伙伴”，他们两人关系特别密切，这是由他们的东欧情结形成的，也是他们两个人都体验过反闪主义运动的结果。欧洲犹太人文化的命运已经写在巴黎的墙上，正如在柏林和布达佩斯一样：法西斯分子贴出的反犹太人的竞选招贴，毁坏了地铁车站和其他公共场所的面容。作为摄影家，三个人很快都纪录下了法国出现的社会和产业冲突，因为在整个30年代中期，法国一直都是从一场政治危机走向另一场政治危机。尤金·韦勃有一本极有见地的著作，名为《空虚年代：1930年代的法国》。在这本书里，三个人的照片共同描绘了穷途末日的第三共和国时期的绚烂的图景。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和有政治意图的摄影家集团，很快加入这个团体的另一个难民是彼埃尔·加斯曼，是一位德国摄影家和冲印工加斯曼虽然跟那个世纪很多伟大的摄影家工作过，但是，他的起居室里却只裱有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显示安德雷在1952年露出的灿烂微笑，仅在他去世两年前。今天，加斯曼是巴黎著名的冲印实验室皮卡托的老板。。“从见到（安德雷）的那一刻起，一直到他去世，他总是一个让人无限开心的人，总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一个对生活绝对热情的人，尤其是在食物、酒和女人的事情上面。他是一个凭直觉行事的人，是天生的摄影家。他希望把人们从没有见过的东西拿出来看。他希望让人震惊，让人惊讶不已”。他很快开始在他家的一个坐浴盆里开始为塞穆尔、安德雷和卡迪埃-布莱森冲洗照片了。
安德雷交上了这些新朋友，不久之后，西蒙·古特曼就到了巴黎，他通过匈牙利社区的熟人找来了安德雷，然后给了他一份工作：为一家瑞士人寿保险公司的宣传册子拍摄名人照。为其中一幅照片，他必须找到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然后在当地一家公园找地方摆姿势拍照。
安德雷知道去哪里寻找可能出现的候选人：左岸的餐馆，就是过去几个月里他一直在那里用找来的几个生丁换酒喝的地方，也是他筹划着如何挣到足够多的钱、好把自己抵押在当铺里的莱卡相机赎回来的地方。一天下午，他遇到了露丝·切尔夫，那是一位让人发晕的瑞士难民。她记得他们谈起话来，安德雷请她在蒙巴纳斯的一个公园里摆姿势。“（他）看上去像个流浪者。他说他在找模特儿。我同意拍照片，但一个人跟他单独在一起我倒有些担心，因此决定带上一个朋友。”
她跟自己的一个室友格尔达·波霍里耶一起到了公园。格尔达是一个五英尺高的红发美女，精神很好，头发剪成男式的，闪烁的绿眼睛极有神，结果很快改变了安德雷一生的行动轨迹。跟切尔夫一样，她也发现安德雷粗俗无礼，但是，也很有领袖气质，人长得很帅。格尔达1911年8月1日出生，是斯图加特的书香门第，她也是为了逃避法西斯而来到巴黎的。在魏玛共和国最后的年代里，她上过一个商业学校，学会了一些秘书工作，她穿高跟鞋上课，也订了婚，结果让她富有的姨妈很是生气，因为她竟然准备嫁给一个老于世故的35岁的棉花商汉斯·博特。订婚后才几个星期，格尔达就爱上了一位俄罗斯的医学院学生乔治·凯维特基茨，这个学生介绍她理解布尔什维克思想。
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格尔达已经成为反纳粹组织的积极成员，她发过反纳粹传单，还在夜里张贴左派宣言。在致朋友的一封信里，她甚至还想到了被纳粹折磨至死的情景。1933年3月19日，纳粹怀疑她参加了针对希特勒的一项阴谋，并因此而逮捕她。搜查她的卧室后，他们找到了她给男友乔治的一封信，信里提到了革命战争的事情。她想办法说服讯问者，说自己只是一个愚蠢的年轻妇女，根本没有任何政治信念，并于8月拿着波兰护照越境到达法国，一路来到巴黎，结果在这里得到多个组织的帮助，这些组织为政治避难者提供食物和栖身地。露丝·切尔夫曾为这样的一个组织工作过，两个人共用一个公寓。公寓供暖条件极差，到了冬季的下午，她们只好卷缩在一起才能保暖。
遇见格尔达后不久，安德雷在穹顶餐馆找来纸笔，给母亲写了一封短信。他解释说，西蒙·古特曼又来帮他的忙了，并且给了他第一次到海外拍摄的任务。他准备要去西班牙了。他很激动，根本不知道古特曼已经做好安排，要把他的故事卖给《柏林人画报》。这个画报有极差的习惯做法，经常在封面上登载法西斯分子的照片。
从到达圣塞巴斯迪安的那一刻起，西班牙就迷住了安德雷，而这只是在刚刚越过法国边境的时候。这个国家跟匈牙利有很多相似之处，从伊斯兰教的影响到食物，从吉卜赛民俗的流行到表现主义的文化，凡此种种，莫不如此。的确，西班牙是离开家乡的家乡，它的灵魂在安德雷刚刚踏进其国土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和理解，它的活力一直穿透他的内心深处。
他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拳击手鲍林诺·乌茨库丹，根据计划，他将与德国重量级冠军麦克斯·施麦尔林在柏林进行比赛，时间是1935年7月7日。他的照片显示出的，是一种极威严和残酷得多的比赛项目，比我们今天了解的拳击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今天在电视上看到的拳击，完全是腐败的一项运动。下一站是马德里，他将在马德里拍摄不怕死的柯勒奈尔·赫勒拉上校，就在特别设计的一只热气球旁边。根据《看到了》杂志，赫勒拉计划在气球上升高度上打破世界纪录。4月14日，安德雷目击了一场游行活动，那是要庆祝西班牙共和国成立四周年，而西班牙共和国是民主制度上进行的一场短命的实验。之后，他去塞维尔过圣周，那是西班牙宗教日历表上最喧闹和具有异域色彩的节日。
看到那样的节日情景，安德雷体内的吉卜赛血液沸腾起来，结果，万千景色就从他的取景镜前纷纷闪过。共有64尊巨大的青铜雕像一个接一个从他眼前经过，在整个城市里延绵达数英里之长。狂欢者中有很多眼眸碧绿的未婚女子，这里有一身丝锦的弗拉门科舞者，有上了润发油的徒步行走者，还有一些身着奇装的人，让人想起宗教裁判所和三K党徒。极其壮观的宗教游行在古城狭窄的街道上蜿蜒，焰火燃放，一直到曙光初现。在写给巴黎的格尔达的一封信里，安德雷描述了这些情景，笔调生动，细致入微，说他和城里人如何一直喝到天亮为止。在信的结尾处，他用一句不合德语语法的话说，她经常在他的脑海里出现。
这两次报道使他有了收入，因此，安德雷就去进行一次极有必要的度假活动。当年夏天，他跟格尔达、医学院的学生威利·查达克和另一位朋友雷蒙德·哥林一起去了科达述尔的圣马格丽特岛。安德雷和格尔达很快就熟得难舍难分了。“他们在法国南部陷入了情网”露丝·切尔夫回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