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您没有弄错，这的确是个男孩。可是，刚才阁下说想知道两件事，那第二件是什么呢？”
“第二件事是这样的，当时你提出来要请神甫听你作忏悔，后来按照你的要求，布佐尼长老上尼姆监狱去看你，那么当时人家告你犯了什么罪呢？”
“这话说起来可能很长，阁下。”
“那有什么关系？现在刚10点钟，你知道我不爱睡觉，我想你现在不见得很想睡觉吧。”
贝蒂西奥鞠了一躬，接着又讲起来。“当时我重操旧业，又使劲做起走私来，这一半是为了驱散总在我心头萦绕的往事，一半是接济那可怜的寡妇。那时走私这生意比较好做，革命以后总有一段时间法纪松弛。南方沿海的警戒特别马虎，因为那里骚乱此起彼伏，阿维尼翁，尼姆，于宰斯各地接连不断出事，可以说政府对我们是在休战，我们也正好乘机同沿海各处联络起来。从我哥哥在尼姆的大街上被人暗杀以后，我就不愿意去那儿，所以和我们合伙做生意的那家客栈老板看到我们不去找他，他就自己过来找我们，在贝勒加特到博凯尔的路上开了一个分店，店名叫加尔桥客栈。这样，在埃格莫特，马尔提格和布克一带，我们有十几个货栈，不但可以存货，而且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藏身躲过海关职员和宪兵。走私这行当，只要机灵，再加上肯干，那是很有赚头的。我原本在山里过我的日子，现在多了一份心事，更怕宪兵和海关了，一旦把我送到法官面前，那就是审问，一审问就要追根问底查我过去，查我过去的老账，现在要查出什么事，那就比走私进口雪茄，无照贩卖成桶的烧酒严重得多了。所以我宁肯被打死千次，决不能被逮住一次。我也干了惊天动地的事，不止一次体会到，如果我们过分顾惜自己的身体，这几乎就是我们成功的唯一障碍，因为我们的事必须速决速断，做起来又得大刀阔斧决不手软。也确实是这样，一个人只要把命都肯豁出去，那他与别人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别人和他不可同日而语了，而且谁下了这个狠心，他就顿时力大十倍，顿时眼光远大。”
“讲起哲学来了，贝蒂西奥先生！”伯爵打断他的话说道，“你这一生什么都干过一点吧？”
“啊，不好意思，阁下！”
“不，不，只是夜里10点半钟讲哲学，这毕竟晚了一点。但是，除此以外我没有任何异议，我觉得你说的话是对的，什么流派的哲学都讲不出这种话来。”
“我跑的地方越来越远，收获也越来越多，我们那份小小的家产也在渐渐增长。有一天我正要出门去跑一趟，阿森塔说：‘你走吧，你回来的时候我会让你吃一惊的。’我问她有什么事，问也白搭，她不肯多说一句，于是我就走了。这一趟走了将近六个星期，我们在卢克意大利地名。装了油，又在里窝那上了英国棉花，脱手卸货的时候也是顺顺当当的，我们都分到了红利，高高兴兴地回来了。一回家，我第一眼就看到阿森塔房间最显眼的地方多了一只摇篮，同整个房间相比，这摇篮是够华丽的了，里边躺了一个七八个月的婴儿。我高兴得喊了起来。我杀了那检察官以后，心里唯一感到愁闷的是后悔不该扔下那孩子不管。当然，对暗杀这事本身，我一点也不后悔。可怜的阿森塔看出了我的心事，乘我不在家，她拿上半截襁褓，又怕忘了，记下孩子交育婴堂的确切日期和时间。她上路去了巴黎，又自己跑去要回孩子，人家没有说什么不同意的，把孩子交回给她。啊，我不瞒您说，伯爵先生，看到这可怜的小生命在摇篮中躺着，我心里真是激动，泪水夺眶而出。‘说真的，阿森塔，’我喊了起来，‘你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上帝会降福于你的。’”
“这就不如你的哲学那样确切了，”基督山说，“其实，这不过是信仰而已。”
“嗨！阁下，”贝蒂西奥接着说道，“您说得对，上帝恰恰是让这孩子来惩罚我。邪恶的天性从没有这样早就原形毕露的，但决不能说这孩子养得不好，我嫂子待他简直像待个小王孙。这男孩脸蛋长得很漂亮，一对浅蓝色的眼睛就像中国瓷器的釉彩，同奶油一般白白的底色非常相称，只是他那金黄色的头发太鲜艳，面相反而显得怪了，他的眼神也就更机灵，笑也显得更狡黠。也真是倒霉，有句谚语说‘棕色头发的人，非好即坏，’这话说贝内代多也真说着了，他自小就显得非常毒。是的，他母亲的溺爱也纵容了他最初的坏习性。为这孩子，我可怜的嫂子居然走到四五里外的市镇集市上买刚上市的水果和最精美的糖果，但放着帕尔马的橙子和热那亚的罐头他偏不吃。我们家果园的栗子和苹果也随他吃个够，可他偏偏钻过篱笆去偷吃邻居家的栗子，或者躲在他那顶楼上吃苹果干。
“贝内代多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的邻居瓦齐里奥找上门来对我们说，他钱袋里少了一个路易。这邻居完全像我们那里的风俗习惯一样，什么钱袋和首饰的，都不收好锁起来，因为，伯爵先生跟我们一样清楚，科西嘉岛上没有偷东西的人。我们以为瓦齐里奥数错钱了，可他一口咬定不会有错的。这一天贝内代多一大早就不在家，我们非常着急，直到傍晚我们才看到他牵着一只猴子回来，他说这猴子栓在一棵树底下，他顺手捡来的。这淘气孩子不知道想什么才好，一个月来一心想要只猴子。罗格里亚诺村子里正好来了个卖艺人，他有好几只猴子，贝内代多看了猴把戏高兴极了，那荒唐念头肯定是卖艺人教他的。‘我们这儿的村子没有猴子，’我对他说，‘更没有拴着的猴子，老实告诉我，你怎么把这猴子弄来的？’贝内代多咬定他的谎话，又添枝加叶地说了许多，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一句实话也没有。我火了，他却哈哈笑了起来，我吓唬要打他，他往后退了两步。‘你不能打我，’他说，‘你没有这权利，你不是我亲爹。’
“我们始终不知道是谁把这要命的秘密告诉他的，可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地瞒着他。不管怎么样吧，短短一句话孩子的本性全清楚了，我几乎吓傻了，扬起的手又落下，连碰都不碰那恶小子。孩子得胜了，而这次胜利之后他越发大胆。自那个时候起，他越来越不配阿森塔对他的疼爱，然而阿森塔对他似乎越来越溺爱。阿森塔给他钱，他却随意胡花，阿森塔想劝也劝不了，他还拿钱干出种种荒唐事，阿森塔想拦却又没有这胆子。我在罗格里亚诺的时候，事情还算有点样子，但是只要我一走，贝内代多倒成了一家之主，什么都弄得一团糟。他刚满11岁，他的伙伴却都是在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中交上的，而且一个个都是巴斯蒂亚和科尔特的恶少，闹过几档恶作剧——其实真可以往重里说，法院还给我们警告。我慌了，因为只要有传讯，后果就惨了。正好我有非常重要的事，必须离开科西嘉出去走一趟，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出于预感，我得想法躲掉某种祸事，于是我决定带贝内代多一起走。走私贩子的生活紧张而且辛苦，船上纪律严明，我希望能改变他那虽然还没有可怕到堕落，但也快要堕落的性格。
“我把贝内代多拉到一边，叫他跟我一起走，又许了好多能让一个12岁的孩子听了高兴的好话。他从头至尾只听我说，等我说完了，他却哈哈大笑起来。‘你疯了吧，叔叔？’他说，高兴的时候他就这样叫我，‘放着我现在的日子不过，却要过你那种日子！放着我现在这样美美的，啥事不干的舒服不要，却要去玩命干活，像你这样自讨苦吃！夜里挨冻，白天太阳烤，东藏西躲的没完没了，刚露个头就挨枪打，吃尽这些苦头只为弄一点小钱！钱，我要多少有多少，我一开口要，我妈就给我钱。你瞧瞧吧，你给我说的我要是答应了，那我就是傻瓜一个。’他竟这样大胆，说出这一番道理，我惊得愣住了。贝内代多转身就找他的伙伴去玩，只见他远远地指着我向他们说话，把我当个大傻瓜。”
“可爱的孩子！”基督山喃喃说道。
“噢，他要是我亲生的，”贝蒂西奥接着说，“他要是我儿子，或者至少是我亲侄子，我很可以把他引到正路上来，因为良心就是力量。但是想到我要打的这孩子的父亲死在我手里，我就狠不起来，不敢揍他训他。我劝过我嫂子，可是一说起这些事，她总是护着这不幸的孩子。她也不瞒我，她好几次少过钱，数目都相当大。我就告诉她，有一个地方她可以把我们这小小的财宝藏起来。我自己也打定了主意，贝内代多读书，写字和算数都很好，因为什么时候他真的想用功学，他一天学的别人要学一星期。刚才说了，我的主意已经打定，我应该把他送到哪条走远路的船上当文书，事先什么也不告诉他，哪一天拉住他，再把他往船上送。这样，把他交给船长，他的前程由他自己去闯。主意一定，我就动身去法国。
“我们这一趟的活都不出利翁湾，这个时候的活是越来越难做了，因为这已是1829年了。局势已经完全恢复平静，海岸管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规矩严格，博凯尔的集市又刚开不久，一时间查得严上加严。一开始我们的活干得还顺当，我们是条双底船，走私货装在夹层。罗纳河从博凯乐到阿尔这一段，两岸停满了船，我们就混在里面停泊。我们一到，连夜摸黑把船上的违禁品卸下往城里送，运货的中间人都同我们有来往，有的是我们在那儿存货的客栈老板。可能是太顺当我们马虎了，也可能是谁把我们卖了，一天傍晚5点钟的时候，我们正准备吃饭，我们船上的一个小水手慌慌张张地跑来告诉我们，他看见海关的一个缉私小队朝我们这边过来。确切地说，我们慌了手脚的倒不是因为这一小队人，因为罗纳河沿岸时时刻刻都有成队的缉私在巡逻，我们吃惊的是听那孩子说，他们是有防备的，一路上不让人看见。我们立刻警惕起来，但已经太晚了。我们的船显然是搜索目标，已经被团团围住。我看到海关的人中还有几个宪兵，平时见到别的军队我一身是胆，可这时候见到宪兵我可胆怯了。于是我跳进货舱，从舷窗爬了出来，一下钻到河里，然后我潜水游，憋足一口气游上很长一段才换气，我神不知鬼不觉地游到一条水渠，这水渠是新挖的，连接罗纳河和博凯尔—埃格莫特运河。一到这儿我就得救了，因为我可以顺着水渠游而不被人发现。这样，我平平安安游到运河。我走这条路不是稀里糊涂瞎碰上的，我已经向阁下说过，尼姆的一家客栈老板在贝勒加特到博凯尔的路上又开了一个小客栈。”
“是的，”基督山说，“我记得很清楚，这位可敬的老板，如果我没有弄错，他还跟你们串通合伙的吧。”
“是这么回事。”贝蒂西奥回答说，“但是七八年前，他把这店让给马赛的一个裁缝，那裁缝老行当干不下去了，所以想换个发财的行当。不用说，我们跟原来老板说好的安排现在跟新老板一切照旧，所以我打算找那人暂先躲一躲。”
“这人的名字叫什么？”伯爵问道，似乎这时候他对贝蒂西奥讲的事开始感兴趣了。
“他叫加斯帕尔·卡德罗斯。他娶了一个卡尔孔特村的女人，除了用村名叫她以外，我们不晓得她还有别的什么名。这女人很可怜，得了沼泽地的寒热病，萎萎靡靡的拖着等死。可是那男人，长得又粗又壮，40—45岁的样子，在危急时刻他不止一次向我们表现出有头脑，也有胆量。”
“你说过，”基督山问道，“这些事发生的那一年是……”
“1829年，伯爵先生。”
“哪一月？”
“6月。”
“月初还是月底？”
“3日傍晚。”
“啊，”基督山说道，“1829年6月3日……好，往下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