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没有一定科学基本知识的人都无法进行业务操作。语言很有用，虽然英语正变得日渐国际化。旅行也很重要——你必须拥有一种全球观念。
——鲁伯特·默多克
大卫战胜歌利亚
长久以来，歌利亚作为西方传说中的最著名的巨人之一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圣经》记载，这位腓力士将军拥有无穷的力量，所有人看到他都要退避三舍。不过，当时还是小孩子的大卫却用投石机打中了歌利亚的脑袋，并割下他的首级。最终，大卫统一了以色列，成为著名的大卫王。默多克人生的第一个胜利堪比大卫战胜歌利亚。默多克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摇摇欲坠的《新闻报》战胜了咄咄逼人的竞争对手《广告商报》。
1953年9月，年仅22岁的鲁伯特回到阿德莱德，继承了父亲的财产。对于周游世界一圈的默多克莱来说，回到阿德莱德就“像走进了一片荒野”。
20世纪50年代的阿德莱德仍然很保守。长期以来，长老会一直统治着阿德莱德。事实上，阿德莱德的居民喜欢把它们同其他的澳大利亚人区别开来。或者说，阿德莱德是一座比较排外的城市。这使得阿德莱德有点灰暗、单调。
但是，二战后的阿德莱德经济却在迅速地发展着。政府允许每年20万非官方的白人移民进入，去填补澳洲大陆巨大的空间，目标是到20世纪末使人口达到3000万。欧洲人来到这里，渴望在南部阳光下建立新的生活。阿德莱德工厂和郊区都有着迅猛的发展，兴高采烈的移民似乎压倒了阿德莱德的老居民，而且移民的数量还在上升。阿德莱德市区及其郊区的发展在南澳大利亚州政府的政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城市经济的发展，让传媒资讯有着强大的生存空间。在默多克来到阿德莱德时，这座城市已经拥有了多份报纸，默多克面临着竞争对手的高压挑战。此时，澳大利亚报纸仍被费尔法克斯和弗兰克·帕克两大家族垄断，费尔法克斯家族拥有悉尼《先驱晨报》和墨尔本先驱集团，而弗兰克·帕克出版《妇女周报》和小报式的悉尼《电讯报》。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默多克虽然雄心勃勃，但此时他对报纸经营的了解仍然是一片空白。但庆幸的是，他的老朋友罗汉·里维特站在楼前热切欢迎了他。
1951年，凯恩爵士就把他请来，担任《新闻报》的主编。在刚刚接手新闻报时，里维特对此感到很欣喜，他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工作者。
但两年多来，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当时《新闻报》滞销，利润下降，里维特在这两年的困难时光里拼命工作，使报纸发行量上升到约7.5万份，这个发行量并没有达到里维特的期待，一种强烈的无力感及失落感包围着他。
默多克到来之时，凯恩爵士的影响力已经烟消云散了，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摇摇欲坠的《新闻报》。而此时，《新闻报》还得面对咄咄逼人的竞争对手《广告商报》。
《广告商报》是一份比《新闻报》更强大的报纸，属于墨尔本先驱集团，墨尔本先驱集团不断对默多克家族施加的威胁多数来自劳埃德·杜马，他是所谓白色爵士之一。这些爵士们的财富和地位使他们对澳大利亚社会和政府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作用。杜马是阿德莱德《广告商报》的董事长，他拥有《广告商报》45%的股份。
早在1953年初，鲁伯特·默多克还在牛津时，杜马爵士已经去拜访过默多克夫人。杜马说：“我们也害怕做这些，但我们董事会的成员坚持这样做，我们不得不创办另一个星期日新闻报，与阿德莱德《新闻报》的周末刊竞争。”
《广告商报》的这个威胁仍然存在，它比《新闻报》及其属下的《星期日邮报》的规模更大，并拥有一个更大的组织机构，更畅销。杜马的目标是使默多克家族出售《新闻报》及下属报纸，他向默多克夫人报价15万英镑购买这个公司。鲁伯特·默多克做出了直接的、人们可以想象的反应：“这使我很生气，我想他们正利用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在世时，他们肯定不敢这么做。让这个建议见鬼去吧，我们将进行决斗。”
默多克立即疯狂地投入了这场不发展就死亡的战斗，他要捍卫他的小王国。后来，他将此次人生的首次演出诙谐地称为大卫大战掌权的歌利亚巨人的故事：“他们生产出非常美观的大幅双面印刷品，极具新闻价值。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设备来进行生产，彩色印刷连环漫画等所有东西。我们忠心耿耿地保护这家小报：阿德莱德《星期日邮报》。”
为了打赢这场战争，默多克需要取得《新闻报》同仁的支持，特别是里维特。默多克写了一封信给里维特，这封信毫无疑问，具有很大的鼓动性。默多克在信中称，“我们必须迅速整顿我们的公司，你是否有让人乐观的广告合同？你认为报纸的价格是多少才比较有竞争力？如果杜马计划低价收购我们的报纸，我们必将失败。因为目前我们的经济情况很糟糕，短期内难以改变。我们将面临一场激烈的战斗。我有充分的信心，我们将取得胜利。”
在默多克的授意下，里维特果断决定公布杜马爵士写给默多克夫人的带有威胁的信，并在《新闻报》上发表标语：“报纸的投标。”这封信像飓风一般在民众口头传播，杜马作为社会名流，受到了舆论的攻击，社会舆论开始对杜马不信任。杜马被迫还击，声称他仅仅是“出于好心”
而告诉默多克夫人。鲁伯特·默多克与杜马爵士之间进行的这场斗争一时间难分难解，非常有趣。
新闻公司的《邮报》设计得非常漂亮，是双面印刷的大幅报纸，非常具有新闻价值。《星期日邮报》的主编罗恩·博兰是一个精于挖掘大众新闻的老手。对《广告商报》形成巨大的压力，他们在阿德莱德的报，业市场上采取各种手段，争夺有限的读者。默多克十分乐于这种竞争。
《星期日邮报》与《广告商报》的这场战争维持了两年多，十分激烈，这两份同为星期日的报纸，为了维系读者、抢占市场、提高销售量，大打价格战，两家报纸都不惜亏本经营，这种两败俱伤的做法，让两份报纸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让默多克欣慰的是，虽然自己与竞争对手差距很大，但在这场战争中，他并没有落败。《广告商报》并没有如期打败《星期日邮报》。默多克说，有人通过阿德莱德当局提出各种不同、不直截了当的方法，建议妥协或合并，“我告诉他们见鬼去吧”！
最后使默多克非常满意的是，杜马爵士放弃了竞争。1955年，两家报纸达成了一份协议。面对默多克的坚韧，杜马爵士可以说做出了不同寻常的让步，两家星期日报纸进行合并，每个集团拥有新报纸50%的股份。对默多克来说，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妥协，他就此事进行自我辩解说，《广告商报》与其说是合并还不说是被迫消失。1955年12月，这两家周末报正式成为伙伴，双方各持一半股额，但新闻集团赢得了有利可图的印刷合同。
就是很久后谈论此事，默多克仍坚持说：“这是事实：他们退出报纸的经营业务，获取我们报纸50%的利益，而我们控制经营、印刷和发行报纸，并得到管理费。”
默多克坦言，这可以视为他在新闻生涯中的第一个胜利。
由默契到分歧
在默多克回到《新闻报》之前，他有着很多的传言，其中最大的传言就是关于他的赌博天性。人们普遍认为，默多克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是一个不能委以重任的人，他的老子凯恩爵士一生的心血，如果让默多克来继承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但事实上，默多克却疯狂地投入了他的新闻事业中。在办公室、印刷车间，他的下属总是能看到他，这个个子不高还有点婴儿肥的老板，好像永远有用不完的精力，他总是穿梭在各个部门之间，每一个环节，他都希望自己能亲自过问。《新闻报》内部出版物登载了他本人的一张卷发和鼓着嘴唇的孩子气的照片，并坚称：“对工作的极大热情和轻松活泼的性格，使他很快就与办公室的人打成了一片。”
默多克对于报纸采编内容的关注，远远比不上他对报纸费用单的关注。他认为，《新闻报》还处于初始之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来实现他的梦想，他希望用好每一分钱；他主管的领域是财政、广告、发行、工会和新厂，而把记者完全交给里维特管理，只是偶尔召见他们了解政界的情况。后来，他不止一次地指出，在阿德莱德度过的那些岁月为他从事报业经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里维特与默多克相识多年，有着非常亲密的个人关系，但是在工作上，他们的想法总是达不到一致。
这时的里维特正全力做好《新闻报》的主编。他是一个绅士一样的报人，总是干干净净、衣冠楚楚地上班，每一天他都会把胡子刮干净。
这与默多克的形象截然不同。默多克的西服上总是沾满油墨，而且，默多克总喜欢把西服随便一扔，而里维特则会把他的衣服谨慎地挂在衣帽架上。
里维特希望将《新闻报》办成像伦敦的《新闻纪事报》那样，成为有普遍教育意义的报纸。他总是一边吃早餐一边收听广播。当有一则信息让他欣喜时，他总会打上一个响指。于是，第二天的新闻头条便产生了。
里维特希望自己能成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每年他都会出一次国，通常去亚洲。同鲁伯特·默多克一样，他的视野并不局限于南澳大利亚。他相信，与北方诸国的良好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虽然默多克和里维特都属于喜欢自行其是的人，但至少在起初，他们也能难得地配合默契。
尽管刚刚掌握父亲留下的这张小小的报纸，但默多克很快熟悉了《新闻报》这座白色小楼里的一切，并开始形成自己关于报纸经营的一些理念。他希望尽可能地低成本运作，在这方面，默多克可谓是狠下杀手。虽然他跟很多下属都打成一片，但这并不妨碍他辞掉一批人。最终，《新闻报》采编岗位剩下不足40人，这使得工作任务越来越繁重，记者编辑一个个苦不堪言。政治记者弗兰克·肖说，后来他和另一个记者可能一天要写20个故事，这样的压力对于他们来说，有一种恐惧，他们总担心自己会累倒在工作岗位上。
除了削减本身的开支外，默多克也意识到，资金对一个企业的重要作用。从那个时候起，默多克就开始注意和联邦银行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最初，《新闻报》的合作银行是澳大利亚国家银行，但它同时也是墨尔本先驱报业集团以及《广告人》报的合作银行。默多克意识到，这种关系对自己很不利，他需要开拓新的资金合作伙伴。于是，在第一次向澳大利亚国家银行申请失败后，他乘机与悉尼的银行建立了合作关系。虽然对方实力不够强大，但是，悉尼的银行很坚定地支持默多克。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默多克还是没有改变他赌博的习惯。默多克住在市中心，经常去街上餐馆吃饭，这后来成为他终身不改的习惯。到了周末，他通常去逛赛马场。他喜欢去南威尔士州的布罗肯小山，因为沿南澳大利亚边界一带赌博是合法的。在那儿他喜欢玩扑克机，试试自己的运气。默多克对赌博的癖好给他的竞争对手们留下一种错觉，人们以为这个青年成不了大器，不必认真对待。
默多克总是不修边幅，他总是不打招呼来到里维特家里，而里维特总会发现，默多克的衣服上，总是不见了扣子。他喜欢晚会，创建了一个传统的喧闹的“纽约除夕”的晚会。这些晚会经常是在赌博游戏中结束，全城甚至全州都称他为“孩子出版商”。他喜欢美国豪华型小车，经常载着里维特家的孩子沿着城市疯驶并一路高声尖叫，来吓唬孩子们，而他自己则哈哈大笑。
里维特比默多克大足足14岁，这让里维特将默多克看作自己的弟弟一样。但慢慢地他发现，这小子很不简单。当时，阿德莱德州的州长是汤姆·普莱福德，这是一个非常精明强干的官员，从二次大战时开始，他就使阿德莱德实现了工业化，并在市郊建起了卫星城。为了招揽投资商来南澳大利亚，他还建立了州建房信托基金，为日益壮大的工业和服务业劳动大军提供住房。因此，在默多克和里维特眼里，每一个新的定居者都是一个潜在的报纸读者，《新闻报》不能反对普莱福德。但是，要让《新闻报》尽心尽意地支持普莱福德，默多克和里维特是坚决不答应的。
他们认为，虽然普莱福德很有才干，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成了阿德莱德实际上的独裁者。自1938年出任州总理以来，普氏逐渐将全州置于他牢牢的控制之下。至1954年，选举区域的规定使1张农村选票相当于3张城市选票。农村选票大都被普莱福德的自由乡村联盟党赢得，买《新闻报》的阿德莱德新移民在投票时的作用显得微乎其微。当政府的势力如此强大时，报纸很难对选举施加影响。这种局面是任何一个媒体大亨所无法容忍的，更何况是雄心勃勃的默多克。
于是，默多克与里维特需要与政界建立一种更为特殊的关系，这需要一个更合适的人。然而，有一点头脑的人都知道，马上找人取代普莱福德还不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每一个自认为可以取而代之的人也觉得有必要先与新闻媒体搞好关系，尤其是与默多克和里维特交好。这些人必须需要媒体，需要默多克与里维特。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叫唐纳德·阿伦·邓斯坦的人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唐纳德，阿伦·邓斯坦出身于一个斐济商人家庭，他在斐济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后来进了阿德莱德圣彼得学院就学。在阿德莱德大学获得法学学位后，邓斯坦又回到斐济做律师。然而没过多久，学生时养成的政治热情又使他重返南澳大利亚。1953年，邓斯坦在工党内获得一个边缘席位。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他逐渐拥有了自己的支持者。他在家中经常与这些人会面，并说服默多克和里维特去他家旁听他们的讨论。默多克和里维特似乎和邓斯坦很投缘，他们为邓斯坦开辟了一个每周刊登一次的专栏，让他陈述工党对时事的观点。当然，为了能够在政治上扮演好“公正”的角色，为保持平衡，默多克又暗中授意报纸同时登载政府方面的供稿。
随着交往的增加，默多克、里维特和邓斯坦的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多：他们都曾在新教私立学校读过书，都参与过学生政治活动，都对阿德莱德的政治环境感到“不舒服”。尽管如此，默多克和里维特还是摸不着邓斯坦的底。
工党分裂后，其原右翼成为在全国拥有分支的民主工党的基础。默多克和里维特在《新闻报》约见了邓斯坦，说如果他参加这个新政党，他们愿意为他大力宣传。而邓斯坦却以职业政客的敏锐眼光，看出民主工党在南澳大利亚仍将是一个影响微弱的小党，没有什么大的政治前途，便拒绝了默多克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