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多克知道，这时，必须跟老朋友说再见了，在社论发表后的第二天，里维特在办公室收到了默多克的信，信中的语气很生硬，要求他次日离开报社。里维特虽然早知道有此一天，但他还是觉得非常愤怒，他召集了下属，并阐述了自己的新闻理念，之后便离开了他曾经引为自豪的《新闻报》。
为交易成功跳舞
罗恩·博兰成为《新闻报》的主编，他是一个办事认真、更注重实际的人。在他的主持下，《新闻报》远离了倡导社会改革之路，进入了稳妥的发展时期，热衷于扩建自己王国的默多克此时已经厌倦了鼓吹式的报道，支票这时候比冲突更能引起他的兴趣，利益也比政治地位更能抓住他的注意力。他在扩建他的王国，他所需要的主编是稳妥可靠而不是才华横溢。
悉尼，这座美丽的城市，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了繁荣发展的极好机会，经济发展迅速，逐渐成为英语国家的大都市之一。这个时候，在阿德莱德打拼几年的默多克，积累了不少资金，也有自己独到的经营理念。野心勃勃的默多克是不可能长期呆在阿德莱德这个小地方的，他需要更大的天空。于是，悉尼便成为他争霸全球传媒业的第二站。也就是在这个地方，默多克通过比别人更艰辛、更激烈的竞争取得了成功，磨炼了他驾驭市场的能力。他在大众传播市场上充分展现了他天才的一面。也是在这里，默多克塑造了自己，令整个世界得以了解和认识他。
在悉尼，他开始把出版公司的资金凑在一起。如果这家同时拥有新闻纸生产、报纸和书籍出版以及电视台的公司设在纽约，很早就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悉尼的新闻报业一直是报纸领域最残酷的战场之一。当默多克进入时，正值20世纪50年代末，它被三个集团所主宰。费尔法克斯和帕克家族仍然是两家最大的。第三家小得多的集团由诺顿家族控制，他们拥有《每日镜报》和《星期日镜报》。半个世纪以来，这三家报业集团持续着或明或暗的斗争，但也相对平静地保持了平衡。
悉尼报业意识到，这里是任何一个想做大蛋糕的报业集团将垂涎的地方。当费尔法克斯得知诺顿家族有意停业改行时，他们毫无疑问地将其名下的《每日镜报》和《星期日镜报》买下，主要是为了使它们免于落入墨尔本论坛集团之手。该集团已经变成了一个扩张主义者。
当然，默多克也一直在关注悉尼的市场，尽管他急于在悉尼谋取一席之地，但悉尼的媒体大亨对入侵者的高度警惕，让他不得不采取迂回接近的方式。他让朋友在悉尼的郊区购买了一个叫坎伯兰的报业公司。
几天后，默多克作为真正的主人出现，这让费尔法克斯及墨尔本先驱集团感到恐慌，他们特别担心默多克会利用此作为基地，大举进攻悉尼。
毕竟，一开始，默多克便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让他们无法小视这个年轻人。
在悉尼的第一仗很顺利，但这显然不是默多克的目标，他需要一份覆盖全悉尼的大报。在1960年，他成功了。
费尔法克斯常务董事在买下《每日镜报》和《星期日镜报》后，事情并没有按他规划的方向发展，他们面对竞争者《太阳报》的销量足足少了l万多份，而《星期日镜报》的发行量也急剧下滑，收购一年多来人不敷出。而此时，亨德森要将更多的钱投资到悉尼的“7频道”电视台，他急切地寻找解决之道。
他想，默多克曾对《每日镜报》和《星期日镜报》动过念头，为什么不把这个包袱甩给他呢？对默多克这个“孩子出版商”，亨德森似乎感到了一种慈父般的亲情，而不把他视为一种威胁，不像墨尔本论坛集团那样。费尔法克斯家族的成员，曾经与凯恩爵士竞争过，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瓦维克·费尔法克斯爵士亲自建议亨德森，反对让默多克进入悉尼。
但最终，交易成功，费尔法克斯集团通过出售《镜报》给默多克，得到了大约50万英镑，但默多克知道这笔买卖很划算：“我不明白他们竟然会同意。”他后来回忆说，他支付了60万英镑，在此后6年时间里，他总共又支出了130万英镑。“他们几乎肯定我会发不出工资来，那样我就会破产。”但默多克知道他不会，按合同他得到了在悉尼、里斯班和墨尔本的印刷工厂。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一份悉尼的周报和一份晚报，他决心使晚报成为澳大利亚卖得最好的晚报。据报，当文件最后签署时，他召集朋友们一同来庆祝胜利，他本人跳起了一段吉格舞，并四处打电话给他的朋友，兴高采烈地向朋友们报告着胜利的消息。
在费尔法克斯卖《镜报》以前，他与帕克合伙在郊区抵抗默多克的《坎波兰报》。他们利用《镜报》的休息时间，在坐落于基帕克斯大街《镜报》的办公楼里出版一份在郊区销售的报纸。现在，默多克在基帕克斯大街“跳舞”，他们不得不另找地方去印报纸，以同默多克竞争。他们偶然认识了一个很小的宗教印刷商——安格里安出版社。弗兰克·帕克的儿子克莱德出了一个不一般的价钱，要求买下它。随后，他得到了财产拥有人的授权，履行财产管理之责。
然而，安格里安出版社的一位名叫福兰西斯·詹姆斯的资深董事，是一位性格怪僻、令人难以捉摸的投机家。在战争期间他曾当过飞行员，而现在他只好用自己的罗尔斯·罗伊斯汽车充当办公室。他不想失去他的出版社，所以他要求默多克帮助他抵抗帕克。
当时，帕克和一帮家伙已经占据了那家出版社，而且换了锁。詹姆斯出门避开后，默多克纠集了《镜报》的摄影记者和体育记者们组成了一帮“流氓”。在深夜一点钟。他们包围了安格里安出版社，攻击帕克那帮人，并将他们赶出了那栋大楼。福兰西斯·詹姆斯对此感恩不尽。第二天，《镜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爵士之子卷入街头打斗》。“爵士”无疑指的是弗兰克·帕克爵士和凯恩·默多克爵士，“爵士之子”当然指的是克莱德和鲁伯特。这场争吵一直闹到了法庭上，最后默多克成了赢家。从此拉开了残酷竞争的序幕，即默多克与费尔法克斯和帕克的竞争。“他们在悉尼的每一个郊区都针对我们办报纸。”“那是真正的血腥的战斗。但他们发现其代价比他们所想象的要高得多。不过，确实将我们也吓得不轻。”一年之后，他、帕克和费尔法克斯做了一项分割郊区报纸的交易，这一交易为默多克的《坎波兰报》留下一大批有利可图的印刷合同。这是另一个胜利。
发行依靠暴力与性
默多克对《每日镜报》的新战略非常简单，就是继续用传统的办法拉回读者。为此，他任命以善于提高报纸质量而闻名的伊恩·史密斯为报社主编，《每日镜报》原有的以“惊闻”吸引读者眼球的办法成了他所延续的办报之道。平日，在法庭内外追踪警察、侦探、寻觅“惊闻”线索为《每日镜报》记者们每天的工作，当然，这种举措效果不错，《每日镜报》的销售量迅速回升。而对于《星期日镜报》，当然，最初的时候，默多克也认为，《星期日镜报》应该提高档次和水准，面向具有较好鉴赏能力的读者。因此，默多克选择了享誉报界的讽刺作家，著名的社会历史学家西里尔·泊尔担任主编。但这个办一份阳春白雪式的《星期日镜报》的实验并没维持多久，泊尔强烈的讽刺风格让很多包括默多克在内的同事很不适应，报纸的销量出现下滑。
随着联邦政府实施的紧缩经济政策，1961年，镜报集团的亏损已经高达10万英镑，而《星期日镜报》的发行量也在不断下降。看着令人胆战心惊的亏损额还在不断加大，一向很少干预版面的默多克坐不住了，他建议用一些性感年轻的女子照片来活跃版面，这得到了波尔的鄙视，厚厚的眼镜片后面散发者愤怒。老板与主编的矛盾不断扩大。不久，泊尔离开了报社，这份周末报纸重新回到了通俗风格。
“他只对发行感兴趣”，这几乎是默多克所有的员工对他的评价，不断地寻求新的促销方式是默多克一直以来所热衷的。在镜报系列报纸的经营中，他别出心裁地想出来连载小说的方法，紧紧吸引读者，这有力地保证了报纸的发行量。里斯·维斯特的《恶魔的辩解》是一部长篇大作，情节异常复杂。而镜报编辑的任务是将内容压缩，同时又尽量不失原书的特色，不影响内容，它们删减了有关宗教和一些深奥的内容，同时保留了那些有关色情和性的描写。默多克认为，就应该这么做。
对于下属来说，默多克是一个捉摸不透的人，没人知道他下一步想干什么。“所有的年轻记者都认为，有一个年轻的老板是一件可怕的事。”一位《镜报》编辑部的退休人员如是说，“他把为公众服务的传统态度置于死地，他只关心他的利益，且不容别人有任何解释。”
默多克的个人偏见也同样体现在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中。他命令普通编辑不得穿色彩鲜艳的衬衫，尤其是毛绒绒的鞋。因为他认为只有“同性恋者”才穿这种鞋。他还不允许下属说脏话，哪怕是开玩笑。也不允许女职员穿裤子，只能穿裙子。
当《镜报》还是一份晚报时，每天上班很早，有人经常在办公室刮胡子，而这种行为在默多克看来简直难以容忍。在第一版付印、打捆、装车运往城市各处之后，是记者们放松的时间，开始给他们的作者或经纪人打电话，把某些报道闲聊、嘲弄一番，他们称之为“公账报销”。这些行为激怒了默多克，他认为这是那些靠耍笔头子混饭吃的拙劣文人们在敲诈他——就如同他们真的是这样似的。在一个早晨，他突然闯进编辑部，手里攥着一卷无聊的报道，扔在桌子上，怒气冲冲地将它们撕成碎片。这产生了有益的效果——坚持了一、两周。当然，在多半时间里，默多克能以较好的心境来处理一切事务。每到星期五的晚上，在编辑部的办公室里，默多克总是参加到员工们打牌的行列中。
默多克一直认为，《镜报》的发行量一定会超过《太阳报》。但事实上，《星期日镜报》已经成了刺激、敏感和粗俗的代名词。悉尼的那些非常世故的读者们，经常为那些触目惊心的巨型标题所吃惊，如《丈夫的绊索——妻子的狂怒》、《网球明星使牧师们大为惊骇》、《13岁的女孩在距离家100码的地方被强奸》、《10岁少女遭一伙歹徒强奸》、《为什么我儿子是一个杀手——母亲的故事》、《洗澡女人被人盗走衣服》、《被禁性书籍，对某些人免费》、《鞭挞三名强奸犯，法官判决》、《巴士顶上赤裸身体，悉尼震惊》、《性手术获成功，法庭的判决》、《巡逻队再次罢工——妇女受攻击》，等等。
默多克并没有加强或改进此类新闻报道，这在悉尼是自然而然的。
此类新闻的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史蒂夫·登莱维，就在默多克得到《镜报》以前，他正是这家报纸优秀的记者。他人长得很帅气，狂饮，嗜酒如命，好色。自恃有才，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料。史蒂夫·登莱维是虚夸的能手，擅长于虚张声势，天不怕地不怕。能把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编得有声有色、把乏味而沉闷的生活描绘得丰富多彩。在一些方面相对而言，他是属于在默多克底层经营的人。“疯狗与大亨”，他们两个经常被人这样称呼。
与默多克相同，登莱维的出身也是报业世家。登莱维的父亲以前是悉尼《太阳报》的摄影记者。在登莱维14岁的时候，就开始在这家报社工作了，做了一名报童。他为了能够摆脱自己的父亲，在后来转到了《每日镜报》。在他16岁的时候，还曾挨过坏人的打。
因为《太阳报》与《每日镜报》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死敌，这也致使邓氏父子打得不可开交。有一次，登莱维捅漏了一辆《太阳报》的汽车的轮胎，然后急忙带着稿子赶回了悉尼，而那个被扔在路边的《太阳报》的倒霉蛋正是他的父亲。当然，史蒂夫后来称他当时“不知道”那是他父亲的车，但是他父亲却不这么认为。
为了复仇，老头子不得不等了三年。有一次，他们父子两人都到监狱去采访一个持刀杀人狂，那些年悉尼各报最热衷报道轰动一时的故事。为了追踪采访，登莱维冲进一所房子后面的一间小房里；而他的父亲则在他进去之后插上门，将他反锁在里面，大声喊道：“还记得以前的事吗？”
《太阳报》与《每日镜报》的编辑们都想尽办法互相“诋毁”对方的报道，他们相互指责对方报道的不真实之处，嘲弄对方，蔑视、讽刺对方的海报和标题，以此来争取更多的读者。
《星期日镜报》比《每日镜报》要不安分得多。《每日镜报》尽管无情、残忍，但它主要是不遗余力地追逐政治和社会新闻。譬如，在20世纪60年代危机期间，它曾派出记者前往印度尼西亚，大版面报道美国和英国大选，派人随门泽斯首相出国访问。这份报纸努力模仿伦敦《每日镜报》的风格，清新、明快、敏捷、明智。默多克总是寻找各种办法来促进销售。
在19世纪末，悉尼的报纸盛行打嘴架、争吵。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旧的“粗暴、无赖”精神又回来了。费尔法克斯家族的报纸率先组织了一种有奖竞赛活动，并为此提供了5000英镑的奖金；帕克家族又将赌注增加到l万英镑，这两家都在自己的电视台上推销他们的节目。默多克则将赌注再增加了一倍，达到2万英镑。随后，费尔法克斯和帕克这两家人合伙，提出了一项价值5万英镑的竞猜活动。奖品有汽车、游泳池、一片土地甚至于住房。这一竞争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粗野的。
但默多克的促销不仅仅是有奖促销，默多克把巴格拉姆·金从阿德莱德的南方电视台带了过来。在阿德莱德，金的外号是“促销王子”。金也把他的促销战略带到了《镜报》，祝贺它的25周年。一切东西都是银色的：银色的双层巴士、银色的罗尔斯·罗伊斯、银狐皮。“除默多克之外，每一个人都认为这个想法是很无聊的。”金说：“他上了一辆银色的巴士，向人群抛银色的气球。这项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是一个痞子”
随着美国军事、经济的发展，它对世界的影响力空前巨大，而默多克更是敏锐地捕捉到美国电视业的巨大威力。他意识到，自己要想进入电视领域，就必须打人美国。为此，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默多克便开始了自己定期访问美国的计划，尤其在他决定新闻集团必须进入电视界后。
相比美国，澳大利亚的电视行业落后很多，而小小的阿德莱德更是不值一提，虽然默多克在阿德莱德拥有的电视台已经给他挣了大钱。在开业的第二年，它的利润就相当于投入资金的40%。同澳大利亚其他地方一样，商业电视台简直就是“印钱的许可证”。
默多克希望有很多的许可证，随着在阿德莱德涉足电视业的告捷及成功进入悉尼报界，默多克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向悉尼电视界的进攻。
1962年，总共有九个人来申请悉尼新的电视经营许可证，但最后默多克输了，广播控制委员会将悉尼的经营许可证给了悉尼联合广播有限公司，这个被认为纯洁无瑕、有保守背景、与任何报纸没有关系的集团。
在墨尔本，只要是来自报纸的申请者都被简单地拒绝。新的许可证还给了安塞特运输工业公司，这家公司经营着两家国内航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