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5月1日，《堪培拉时代报》发表声明，它已经被费尔法克斯集团买下，而且这份报纸将发展成为一份全国性的日报。费尔法克斯马上开始将编辑和记者班子派到了堪培拉。“他们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将一份几乎全是广告的、低劣的小报，变成了一份看起来不错的大版面报纸。”默多克说，“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当然也是对我们很不友好的欢迎。”
这只是轻描淡写。它可能对满怀雄心壮志的默多克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他的新报纸现在再也不能在堪培拉获得广告，而这是出版一份报纸所必需的。看来似乎是亨德森，这个出色的报人，给默多克上了一堂课，不仅学费高昂，而且饱含羞辱。默多克不会被打败、屈服。
他决定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争取时间，马上出版一份全国性的报纸，而不是两年或更长的时间。“我们从来就没想过打退堂鼓。我们只是说，好，我们将不得不迎战。”
默多克挑选了马克斯·牛顿做总编。牛顿是佩思一家工厂工人的儿子，他曾是佩思现代中学的学生，在那里，他对性产生了最初的兴趣，他就性的问题给男孩子开讲座。在佩思的西澳大利亚大学卡莱尔学院学习期间，尽管酗酒，最终还是毕了业。在那里，他和一个叫诺曼·伯德雷斯的美国学生成了好朋友。诺曼后来做了美国著名杂志《记事》的编辑。
牛顿教伯德雷斯法语，而伯德雷斯教他“如何让一个人信任”。牛顿戒了酒。他是两个最先获得经济学奖的学生之一，并做了卡莱尔学院的客座研究员。
毕业后，牛顿始终没有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直到成为悉尼《论坛早报》的政治部记者，后来又于1964年初成为《金融评论》的编辑。他去见默多克。默多克提出让他当新报纸的主编。牛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项工作。
当堪培拉的《时代报》和费尔法克斯集团宣布他们的联盟来对付默多克时，牛顿确信游戏开始了。但是，他后来在《澳大利亚人报》上写道：“在那几个可怕的日日夜夜里，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艰难处境时，鲁伯特表现出了钢铁般的意志和赌徒似的不服输劲头。就是从那时开始，他展示了他的远见卓识。”
牛顿和鲁伯特一起到全国各地去拉广告，一起去联邦银行要求进一步的支持。终于，银行总裁瓦伦·麦克唐纳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得到钱，但你们必须不让整个集团亏损。”
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使报纸出版了，而且销售到整个大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像许多报纸一样，最初几天的报纸也是乱糟糟的，很不成样子。这份报纸标有一个算卦用的天宫图，因为默多克对这些东西一直很着迷。他的生日是3月11日，是双鱼座，而对于双鱼座的人来说，首要问题是“步人你最有用的领域。你的正确选择将意味着你的成功”。默多克不仅创办了一份好报纸，而且也是澳大利亚的重要的报纸。
《澳大利亚人报》对于最初在这里工作的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项绝妙的事业。当他们开始工作时，编辑部办公室还没有盖好，办公桌上尽是被风刮进来的树叶。令人激动，振奋不已。默多克总是认真审阅报纸的每一个版面，似乎是他在用他的精力和勇气支撑着报纸。
为了保证每天将报纸发送到每个省的首府，报纸的字模，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技术之一，被空运到墨尔本和悉尼的印刷工厂。
任何一个堪培拉人都记得，1964年的冬天是最冷的，因从伯雷湖（首都的一个人工湖）起的大雾，机场被持续关闭。默多克创建了一只小航空队，外号是“米老鼠航空队”，将字模运出去。他本人常常是亲自开车将他们送到机场，有时是穿着睡衣。飞机是发动着的，就等着“宝贝”
一上机就起飞。许多次，默多克用甜言蜜语哄骗机场管理员以允许飞机起飞。“那不是大雾，”他向控制台和犹豫的飞行员保证，“只是一点水气。”飞行员们常常是着了魔似地起飞，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常常在着陆时“亲吻”地面。
“100次里我有99次是亲自到机场。”默多克说。但某些情况下是乘卡车，而报纸在几个小时以后就能够到其他大城市的街上。这种办法持续了多年，直到澳大利亚全国铺上了电缆。这样，报纸的版面就可以通过传真了。在堪培拉经营这样一份全国性的报纸，压力很大。发行量没有能够像所希望的那样上去。最初印刷25万份，但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首都免费赠送的。到1964年11月，每天能够出售的报纸下降到了5万份。
亏损额在不停地增长——达到了每周4.5万澳元。默多克开始对他的主编产生怀疑了。牛顿绝顶聪明，非常出色，但他也有些古怪，最重要的是他没有使销售额上去。默多克从来都不接受编辑的独立性，牛顿也越来越对所要求的报纸风格感到失望。
“默多克和我之间渐渐出现裂痕。”牛顿后来说，“鲁伯特对他的事业越来越忧虑。”他们在政治上也同样有严重的分歧。在那个时候，默多克支持保护主义，但仍然有一些自由主义的观点。“他强烈反对在越南的战争，而我认为这对澳大利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牛顿说，“我记得我们都支持对海防港的轰炸。默多克被吓坏了，我不是说他胆小，他有过经验，痛恨流血。”
牛顿变得越来越消沉，默多克则越来越忧虑。新闻公司的生存依赖于悉尼《镜报》，这是维持《澳大利亚人报》的资金源泉，就如同后来伦敦的《太阳报》和《世界新闻报》支持亏损的报纸一样。随着《澳大利亚人报》继续吞噬金钱。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无法忍受了。1965年3月，牛顿辞职了，或者说是被迫辞职了。他很苦恼，但后来他说，默多克“非常爱护我。他解雇了我是因为我实际上是一个没用的人”。
默多克任命了一个新的主编，瓦尔特·科默尔，一个荷兰人，对于他来说，英语是第二语言。报纸的情况依然如故，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默多克曾认真地考虑过关闭它。他的许多助手，包括在阿德莱德的比尔·戴维斯，也希望他关闭它，因为它在吃掉公司的其他部门。但最后，默多克担心这一失败对公司的影响太大，还是保留了下来。
1966年，他任命阿德里安·迪默尔作为副主编，并负责印刷报纸。
迪默尔的父亲西德尼于20世纪30年代初曾在凯恩爵士手下工作过，是墨尔本《先驱报》一位出色的编辑。阿德里安继承了他父亲在报业上的天分，将粗犷的风格与尖酸刻薄的笔调结合在一起。
到1967年，《澳大利亚人报》的发行量已上升到约7.5万份，但这其中只有3800份是在堪培拉出售的。默多克决定将编辑班子的大多数成员转移到悉尼去。他们在基帕克斯大街的一家巧克力工厂落脚。在阿德里安的负责下，报纸有了点起色。瓦尔特·科默尔这时已经转到公司的商业方向去了，当时默多克刚刚进入采矿业。
默多克后来说，《澳大利亚人报》是“一个理想的努力”。他希望《澳大利亚人报》能给他一个全国性论坛的席位，最终他得到了回报，《澳大利亚人报》对澳大利亚有重要的影响，试图攻克在许多方面主宰澳大利亚生活的“距离的暴政”。
默多克的表弟罗纳德-麦克唐纳是墨尔本《时代报》的主编，他与默多克很少来往。他后来说：“《澳大利亚人报》也给《时代报》带来了影响，它像一面镜子。与《时代报》相比，它在讨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时更有深度，更强调外国的新闻，在经济报道方面也好得多。”《澳大利亚人报》试图给澳大利亚一个大家庭的感觉。甚至于悉尼《论坛早报》，它最主要的对手之一，很快也承认，“《澳大利亚人报》的发行是战后澳大利亚报业最引人注目的事情。它是一种力量，为开放澳大利亚社会，为1972年后澳大利亚的巨大变化准备了基石。”这个力量来自于默多克。
但是，报纸的，亏损仍然在继续，异常沮丧的默多克不止一次流露出卖掉报纸的念头。当然，卖掉报纸给别人意味着失败，这让默多克感到非常恐惧。最终，默多克还是坚持把报纸办了下去。
对默多克而言，《澳大利亚人报》是一次“理想主义者的尝试”，它带给默多克极高的社会地位，让他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被公认为澳大利亚最具全国影响力的人物。
智慧锦言
“我们从来没想过失败，唯一的问题就是能有多成功。”默多克曾如是说。这个自信满满、野心勃勃的澳大利亚人就是凭着这种强大的勇气走到了今天，站上了传媒世界的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