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杯给我带来的另一个是我擅长独立思考，不像在大学时代，同学们考托福我也要考托福，同学们去哪儿旅游我也想去哪儿旅游。但是之后我觉得我很会独立思考我的一些选择。1995年，我去日本，当时我的导师跟我去了NEC的公司做了报告，又开了一些会议。但是我发现回美的签证需要重签，就滞留在那里。当时我没有很多钱，在日本开销非常大，老师就说你只有等拿到签证才能再回到美国去进行这个学期的工作。我在那儿滞留了一个星期，又改变了我人生的很多选择。我在东京非常发达也非常富贵的地段银座经常走来走去。因为过去都是在象牙塔里，不管是本科还是伯克利念书，都是在校园的环境，校园是看不见这么多忙忙碌碌整天穿着西装，或者是在电脑、电话之间忙忙碌碌的这些人群。当我第一次在日本呆了一个星期，天天看见川流不息的人群，每天在忙碌什么，我当时非常想知道。这个时候我就独立思考，也许在这里可以去富士山，可以去其它地方看一看，我就一直坐在街头，一呆就呆了好多小时，我就在想他们都在忙什么，为什么我每天在学校里做我的事情，他们都在忙忙碌碌，在这个社会大的网络里面做什么。这一个星期思考来、思考去，对我后来人生的选择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我突然觉得有很多我不了解的在校园之外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是这个社会主流的推动力，它在推动一个经济体，在每天创造着新的财富、新的价值。
回到伯克利，我突然开始对经济管理专业知识有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大家知道我们在国内只学过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等等，对经济学的理解非常浅薄。看到日本高度发达的经济和这些技术、生产力的统一，发现这个问题一定是比我们之前研究的电子都要有更庞大的一些原因在背后。所以，我就在1995年的时候，突然下定志向，从地球空间科学系转到物理系，再转到电子工程系，我觉得对我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学不通的知识，只要我肯努力。大家知道我过去是半书呆子式的人物，看到一个问题我就想投入学习去解决。我就去我们的经济系开始学，刚刚碰到经管学院的胡院长，他也是伯克利经济系毕业的，当时我直接上了研究生的课，2001A讲的高等微观经济学和2002A高等宏观经济学，这两位老师一个叫乔治，一个叫戴姆。2001年和2002年我毕业的时候都拿到了诺贝尔奖。我觉得这个选择是正确的，我没有在校园的时间浪费掉，我珍惜了这次机会，珍惜了学校给我丰富学习知识各种各样的渠道和资源。正是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不仅学到了商业和经济发达里面的专业知识，突然感到经济从技术到生产，一直到贸易，到股票，到国家债券以及国家经济、政治和国防，是联系在一起的。通过这样一些学习，使得我突然感觉到我们所在的世界，我们的社会其实是一个普遍联系、非常复杂的，并不是我开始想做一个课题，作为一个技术专家所看到的非常窄、非常专业的一个本行。
在转型的过程中，我不仅要挑战专业知识，同时我也挑战了人生的哲学，使自己一下子知道原来在整个世界里面，我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年轻人，有我这样的价值，而我应该为这个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而这种价值会随着商业、股票，甚至是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能够体现出来的。在念博士的最后这两年时间里，我又拿到了经济学的硕士。当时田长龄校长也是中星微电子创始时候的投资人，给了我很大帮助，他给我帮助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一句“你做了三个学位，在我们这个学校历史上没有过，我希望看到你有一天能够把你学到的这些知识带回到中国去，在中国创造一个奇迹”。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当时跟我这样讲。后来我在1999年回国创业，在冥冥之中实现了当时田校长授予我这三个学位许诺的时候他对我的要求。
之后我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北京，回到了中关村，我感觉到我过去所学的专业知识，尤其是我所掌握的人生面临挑战的独立思考，以及这样的一种勇气，给了我一步一步大跨越式的发展，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而在这个关键作用中，体现了我们所需要的创新精神、责任感，以及对我们身边发生的重大技术事件和商业事件、经济事件的推动和影响。
1999年10月1日，刚刚大家看到我受国家的邀请，参加建国50周年大典，站在礼堂上我非常激动，看着一辆辆运载着我们国家几十来在改革开放之后建立起来的各种各样丰功伟绩的展示，心里非常激动。在这个年龄阶段如果能够站在那个场合里，我突然感觉自己非常有愧。正如田校长讲的，我自己虽然在美国做得非常好，学了非常多的东西，可是我还没有为我的国家做过任何有贡献的事情。但是刚刚回到了国家，下午的时候我带着中星微电子的另外三个创始人，今天我们四个人仍然是公司最重要的管理层，我们一起去了长城，我们特意买了“我登上了长城”的T恤，在长城上拍了很多照片，有一张四个人的合影，那是我们友情的起点。我们另外三个创始人的手形，一个是胜利的符号，一个是OK的符号，还有一个是勇往直前的符号。而我们是一个交叉着，他们说我当时心事最重，因为就在那个时刻，我感觉到我上午所看到的和我下午站在长城上想到的，和我未来想要做的事情，我突然在那一瞬间下定了这样一个决心，我们一定要回国把芯片这个产业，在中国已经落后、空白了几十年的一个产业能够推动起来，正好把我在美国伯克利、斯坦福，后来公司向IBM、朗讯等等这些公司所学到的知识，能够贡献在我们祖国的建设中来。而当时硅谷也非常流行创业的思想，中关村也刚刚成立，管委会和园区正在进行创业的安排。可是那个时候，包括像UT斯达康、亚信、新浪、搜狐、网易等等都还没有在纳斯达克上市，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下定了决心，我们说我们四个人应该做点什么事，我们要为这个国家，把我们自己学到的知识，我过去所得到挑战杯的精神的鼓舞，我们应该有信心能做成一点什么事。当时我是在鼓动大家，后来每个人都非常同意。
10月14日我们在北京中关村北图103号的仓库里开始了我们创业的第一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创业在那时是很艰难的，今天我们看到中星微电子又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又是在纳斯达克上市，我个人也获得了很多奖励。当时在那个小小的仓库里，因为当时地价非常贵，办公室非常小，当时我们做了一个仓库，我们的工作环境跟美国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那时我们就开始进行了创业，仓库里没有像办公室里有暖气，张辉的手都开裂了，因为他一直是南方人，没有在北方呆过，手都冻裂了。对于一个从硅谷回来的博士而言，对于一个曾经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高级研究员而言，回到中关村，1999年北京有一个大的烟盖，污染非常严重，咳嗽，他手上又起了冻疮，在这样一个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创业。大家都问我为什么你不挑一个更贵一点、更好一点的办公室？我是想一方面我们从省钱的角度、比较便宜的地方开始，如果我们在第一年的冬天打出去，我们就有第二年的冬天，第三年的冬天，才能迎来今年的秋天和春天。第一年我们招了很多人，办公室都不够装了，后来在仓库之外又把会议室租了下来，把会议室改成工作间，又搬了新的地方。
经过非常困难的过程，我们今天有40几位从硅谷回来的留学人员创造新的技术，而我们的起点是非常艰苦、非常落后。在座的同学如果想创业，不要为自己的基础条件感到悲哀，而正是这种条件，它的挑战使你团队、个人为这个事情所做的承诺才更加让人所敬，因此会变得更加可信，会吸引更多人。
2001年3月份，经过长达十几个月的努力，我们开出了第一款芯片，星光一号，并且成功打进跟三星、飞利浦国际巨头企业。这一年我们四个创始人有三个人一起到日本推广芯片，拜访索尼。索尼的一个主管在跟我们见面的时候，还没有听完我们的话，说是北京来的，做图像处理等芯片。说索尼有千项专利、几百个产品，我们在世界是这方面的鼻祖。如果你想学习索尼的经验，可以参加一些展览或者是看一看他们的产品，但是他没有时间，还需要去开其它的会。我们跟他约好一个小时的见面中只见了5、6分钟，我们非常尴尬。你想去日本，作为一个小公司，2001年还不挣钱，要付飞机票、住酒店等等代价，只跟人家见了五分钟。出门的时候我就对张辉讲，我必定要回来。为什么？也许大家听说过一个故事，索尼的创始人盛田召夫，后来带着索尼进入美国并且是住在美国纽约第一大道索尼的创始人，他在二战之后创立了索尼之后，最崇拜的、最想竞争的一个公司就是当时荷兰的飞利浦。他在二战之后就去了荷兰飞利浦的小分区，与飞利浦交流。在他的自传里就特别讲到了，从飞利浦回来之后，就在飞利浦广场外面喝咖啡，当时服务员很少看见亚洲人，就问他你是从哪里来的，他说他是从日本来的，是为了看飞利浦电子的，飞利浦电子非常好。那个服务员为了表示友好，说我们这里也有日本的产品，拿出了日本纸做的小伞，插在杯上的小伞，盛田召夫感觉这是非常大的刺激，回来之后作为激励大家的一个个人的故事。回来之后就对索尼定了两个使命：第一个使命，希望索尼从事的技术和产品，能够使全体的员工在里面能够找到快乐和自豪。第二，为日本的重建而奋斗。今天在座的大家都知道，在美国卖了大量中国的产品，我们的鞋、电器、塑料制品和衣服等等，充斥着全世界的市场。我想还是有人会瞧不起我们，正如当时盛田召夫所感觉到的，而我当时在日本五分钟出来的感觉，使得我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心，这是一次挑战，我要回去，我要打进索尼，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追求。回来之后我也同样把我这样的经历跟公司的全体员工讲了，我说我们芯片成功了，当时的三星还比不上今天这样的三星，当时索尼比我们很弱，我们也打进了三星、飞利浦，我说一定要打进索尼，虽然它是鼻祖，虽然所有的摄像摄影都是索尼发明的，全世界它是最知名的品牌，但是我觉得它的意义非常寻常，正如挑战杯一样，它是一种挑战。对一个公司来说是一种精神的载体、文化的载体。
又经过了四年，到今年的夏天，索尼芯片笔记本上面的摄像头已经挑中是我们的星光中国芯片。
在多达几千项专利，在鼻祖面前，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站了起来，我们把我们的芯片打进了我们鼻祖的产品里面的核心技术，从此以后不是索尼自己，而是我们中国人的。所以，这个已经成了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今天精神的保障，使我们从里面源源不断能找到力量。而这种创新的精神、责任感和它的影响力和推动力，正是挑战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启示。
今天我看到四年的努力，我们把我们的“星光”产品能够在索尼产品上成功实施，我们已经把它跨越成一个更重要的人生体验，我们更加坚定，如何使我们这些年轻人能够团结起来，经过长达4年的努力，我可以向大家，向我们的员工们说“我回来了”。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中星微电子从创建到今天我们已经从全球成功销售了五千多万美元星光中国芯片，并且在七大核心领域获得了500多项国内外专利，作为第一家核心芯片设计的公司，纳斯达克，在10月15日成功上市。而我在上市的那一天，又遇到了同样一个挑战，当时在采访百度上市的同一个人在CNBC的频道上，当时我们做了纳斯达克闭式的敲钟仪式，完了之后就进行采访，CNBC的主持人问我，作为中国第一家芯片设计企业，你们有没有侵犯知识产权？让我再一次感受到我作为一个中国的芯片设计企业所受到的国际的怀疑、挑战和抵制。我们上市的第一个问题和百度完全不一样，而他们问我们的时候是带着一种怀疑甚至是一种轻蔑和诬蔑的角度去问，同时在卫星上进行实况转播。我当时就跟他说，我们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在长达六年的运营中，我们从来没有和任何公司有过法律的纠纷，没有知识产权的纠纷。他又问我了一句，“你们如何保护你们的知识产权”，我说我们申请了500多项技术专利，其中还申请了很多中国专利。他就说中国的知识产权能够得到保障吗？中国的知识产权能够跟国际商这些专利的厂家乡土相提并论吗？都是很负面的问题。我马上又说，我举一个例子，索尼是数字多媒体摄像方面的鼻祖，他们有几千项专利，今天他们新一代的摄像机产品在笔记本上是用了我们的芯片，我们在鼻祖里面都已经用了这样的芯片，我们会没有像国际上一样的最先进的技术吗？他才从这些话题上转移开。所以，今天即使我们很高兴地站在这里感受我们伟大祖国和我们自己生活的巨大变化，同时我们尤其是在国外生活过、工作过，长期跑业务的过程中，能够深刻感觉到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作为年轻一代的人我们感到沉重的历史给我们的挑战，而这种挑战也正是未来我们已经在上市之后，在拿到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之后继续让我们中星微电子去开拓“中国芯工程”的重要精神支柱。
这几年来，我们感受到我们的国家在创新方面非常希望年轻的科学家和年轻的技术人员能够走向科研的道路，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如何能够在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下打造自己的核心技术，打造自己一流的企业，通过个人的努力，通过团队的努力，从而能够带动一个产业链的腾飞，带动一个国家在一个领域里面地位的提高，这是历史赋予我们年轻人的使命。
今天我想跟大家所交流的挑战，它正是我们创新的动力，勇于迎接挑战，勇于面对挑战，正是我们责任感的体现。由此带来的影响力和推动力，正是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进一步发展的动力的根源。我想我们在清华，作为在这里的一个兼职访问教授，我感觉到我们清华的校训长达100年来，我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正是我们能够挑战我们人生的一次又一次的目标，我们去建立我们更强大的核心技术，我们国家的经济，我们国家的发展，正是要靠我们这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去努力实现。今天围绕着临时想起来的“挑战”的事情跟大家做一个共勉，谢谢各位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