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理的第二本小说集《密尔格拉得》在一八三五年出版，和《狄康卡近乡夜话》（作于一八三一至一八三二年）相距只有几年，《密尔格拉得》扉页上的题词也说明它是《近乡夜话》的续篇。可是这两本书在内容上却有着显著的差别。《狄康卡近乡夜话》充满着浓烈的民间幻想的气息，轻松而且欢快，有如一支颂赞青春生活的歌；可是到了《密尔格拉得》里，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再是色彩绚烂的乌克兰大自然风景、年轻小伙子们的恋爱故事、梦幻和现实交织成一片的迷人的画面。在这里，作者观察、分析现实的才能更加成熟了，他的艺术雕刻刀的力量更加深沉和厚实了。
这本集子一共包括四篇小说。《旧式地主》和《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是属于同一类型的，用白描笔法毫无掩饰地、如实地揭露封建农奴制社会的否定面，而《塔拉斯·布尔巴》则是用叙事诗式的大胆泼墨笔法描绘了乌克兰民族解放斗争的巨幅画卷。
《旧式地主》描写一对老夫妇整天吃、喝，连谈话的内容也离不开吃喝。他们从来都没有被“强烈的激动烦扰过”，促使他们相敬相爱地生活在一起的，只是一种“长时期的、缓慢的、几乎是麻木不仁的习惯”。
《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描写两个邻居好朋友，为了细故争吵起来，其中一个人把对方骂了声“公鹅”，就此倾家荡产，打了十年的官司。
粗粗一看，这两篇小说似乎是十分平淡无奇的，可是仔细读下去，我们就会感觉到，作者在这两篇作品里对封建农奴制社会作了尖锐的讽刺。作者的用意绝不在于描写主人公们的吃喝、吵架，而是在于通过这些细节，来揭露腐臭霉烂的地主阶级的寄生生活。
普希金说过，果戈理才能的特点，是“把生活的庸俗描画得这样鲜明，把庸俗人的庸俗这样有力地揭露出来，使一切容易滑过的琐事显著地突现在大家眼前”。别林斯基也说过，果戈理善于“从生活的散文中抽出生活的诗，用这生活的真实描绘来震撼灵魂”。
普希金和别林斯基的这两段话非常扼要地说明了果戈理小说的特点。自然主义者在作品中罗列现象，把脓疮和血污展示给读者看，这些作品除了引起人的厌恶之外不会有别的结果。可是，果戈理的作品完全不是这样。他从日常生活中吸取素材，不是把素材加以罗列，而是有选择，有取舍，在里面寄托着作者对现实的爱憎和批判。当时许多人对那种窒息人的生活熟视无睹，不以为怪，可是独有诗人果戈理，却把“庸俗人的庸俗”有力地揭露出来，“使一切容易滑过的琐事显著地突现在大家眼前”，引起人们的警惕。果戈理如果是一个冷眼旁观的作家，不想歌颂些什么，谴责些什么，那么，他就绝不可能把地主阶级的庸俗揭露得那样深刻，也不可能“从生活的散文中抽出生活的诗”，提出他对当时生活的看法：“诸位，这世界真是沉闷啊！”
揭露现实生活中的否定面，这只是果戈理创作的一个方面。《塔拉斯·布尔巴》更为我们提供了他另一方面创作才能的例证。
《塔拉斯·布尔巴》描写聚居在查波罗什的逃亡哥萨克农奴起来反抗外族侵略者的故事。作者在这篇小说里生动地刻画了查波罗什人所过的奇异的“共和制度”生活，和这一群狮子般跃出“向乌克兰全境泛滥出哥萨克的意志和气度”的“骄傲而顽强的人”，描写了他们的放荡不羁、粗暴的宴饮和浴血的袭击！作品以人民作为主人公，直接描写到民族解放斗争，这在过去的俄国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出现在这篇作品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不下几十人之多，其中，塔拉斯·布尔巴写得特别鲜明、生动，给读者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对待妻子是冷冰冰的，儿子刚回家，立刻就从老母亲的身边把儿子夺走，不让他们多停留片刻。他这样做，不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而是为了全体的利益。这种豪迈奔放的、剽悍的性格，完全是严酷的战争环境所造成，是“灾难的火镰从人民的胸怀里把它敲击出来的”。
老布尔巴忠守盟友之义，他无论在多么困难危急的情况下，都要分兵一路，留下来解救伙伴们；安德烈投敌后，被老布尔巴亲自开枪打死；在敌人的后方，奥斯达普绑在刑场上，老布尔巴胆敢从人丛中用震撼人心的绝叫回答他：“我听着呢！……”最后，老布尔巴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祖国举行了壮烈的血祭……通过这些精彩纷呈的描绘，作者对以老布尔巴为代表的爱国主义、自我牺牲等高贵的品质作了热情的歌颂。
这充分说明了果戈理是一位和现实有密切联系的作家。他揭露地主阶级寄生生活的腐朽、丑恶，是由于他对封建农奴制度的憎恨；他歌颂老布尔巴及其周围一些人的坦率、爽朗、无私的性格，更是为了“借古喻今”，使这些人和“旧式地主”们的庸俗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
《维》又属于另外一种类型。它取材于百人长的女儿死后作祟闹鬼的民间传说，从体例上看，似乎更接近《狄康卡近乡夜话》一些；可是，那反映现实的深度却又不是早期作品所能比拟的。它描写无家可归的孤儿，哲学生霍马·布鲁特，受到校长的胁迫，百人长的欺凌……环境把他训练到这种麻木的程度，无论受到什么折磨，只要几杯酒一下肚，就把天大的忧虑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作者借霍马·布鲁特的故事，说明一个正直的人在腐朽社会制度下必然遭遇到的悲惨命运。
果戈理从最初写作的时候起，就一直受到反动文人们的围剿和迫害。等到《密尔格拉得》出版以后，这些人对他的攻击就更是变本加厉了。
《北方蜜蜂》的主编布尔加林本来便是沙皇宪兵第三厅雇用的特务，他把果戈理恨入骨髓，是不足为奇的。他把果戈理斥为离经叛道之徒，说他“用污泥绘画图画”，气势汹汹地责问道：“尽管写得多么巧妙，为什么要显示给我们看这些破烂、这些肮脏的褴褛呢？为什么要毫无目的地描绘人类生活后院的令人不愉快的画面呢？”幽默刊物《读书文库》的编辑森科夫斯基污蔑说《维》“没有结尾，没有开场，没有概念”，又说《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肮脏不堪入目”。还有《莫斯科观察家》的主编歇维辽夫，貌似公正，但实际上也是同样抹煞果戈理作品的价值。他避免谈到果戈理作品的讽刺的力量，把他的意义缩小为只能写些滑稽逗趣的小说。他批评《旧式地主》的笔调太尖刻，失去了“悠闲冲淡之趣”。
可是，当时进步的舆论界是一直支持果戈理的创作方向的。特别是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自从一八三四年在《望远镜》上发表《文学的幻想》以来，就一直推崇果戈理，称之为“现实生活的诗人”，“文坛的主将”。他写了无数篇精彩的文章来捍卫果戈理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摧枯拉朽地驳斥了反动文人们的种种邪论谬说。
果戈理的创作在当时引起了进步的舆论界和反动文人们之间一场剧烈的论战，由此也可以证明果戈理的作品是具有十足的现实意义的；这些作品，一贯是用来对封建农奴制度进行揭露和批判的。反动文人们肆意诋毁他的作品，目的无非就是要抹煞这些作品的现实意义而已。
满涛
196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