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我就想写一本不太一样的近代史。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中国近代史和几千年以来的历史大不一样。作为一个爱好历史的普通人，我们了解祖国的古代史，并不需要过多地关注除了中华文明以外的世界，尤其是亚洲以外的世界。“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飞将军李广和匈奴之间的战争是胜了还是败了与欧洲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一个熟悉两宋历史掌故的史学爱好者，他可能完全不了解同时期法国的历史，这也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具有良好中国古代史素养的人。然而历史到了近代，情况就发生了根本转变。
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文明的发展将人类社会完全联系在了一起。大洋彼岸发生的一件哪怕看似很平常的事件，很有可能在另一个大洲掀起波澜。人类不再各自为营地、孤立地生存。
世界之间相互交往当然分成国家间的交往和民间自发的交往。但从一个宏观历史的角度考察，国家间的交往在变革时期往往更加能够展示出历史的演进规律。中国近代史的主要脉络，事实上就是一部和西方列强斗争、反抗、妥协、合作的历史。这一切外交活动最终多是以中方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结果而告终，所以本书选择了这样一个视角——希望通过对近代史上主要的不平等条约加以考察，来直观地剖析这段历史。
中国的近代史同时也是一部不断完成近代化和工业化的历史。对于外交的认识、参与、反思和成熟也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所以，本书选择了以《尼布楚条约》为开端。
我们都知道，世界近代史的发端始于一六四〇年英国的工业革命，而中国近代史则发端于一八四〇年的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本书从整体性角度考虑，在第一部分《尼布楚条约》的创作中也使用了“近代”这个概念，这是从世界史的角度而言的。本书的第二、三部分所说的“近代”则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史”，为了能够使广大读者更通畅和便捷地阅读，行文中没有再细致地区分。因此在此处说明。
中国作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和俄罗斯这个欧洲领土最广阔的国家之间的外交军事冲突拉开了我国近代外交活动的序幕。此后，中国对于外交的认识也是循序渐进、充满曲折。一八四〇年以后，甚至一直到洋务运动之前，中国对于西方近代外交整体上毫无概念。因循着过去宗藩体系下的亚洲国际秩序，随着军事上的不断失利，我们对外交的概念也逐渐清晰起来。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应变的民族。尽管种种历史政治原因造成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世界上遭受侵略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但短短几十年间，我们能够深刻地理解西方近代外交的真谛、开始广泛有效地参与到外交活动中，并涌现了一大批外交人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本书正是试图展示和考察这样一个过程。
“弱国无外交”，这是一句人所共知的名言。确实，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决定了它的国际地位，也决定了它在外交活动中的实际影响力。尽管到了十九世纪末，中国确实出现了很有国际影响力和声望的外交家，但这些外交家的外交实践无一例外地都充满艰难险阻。尽管他们努力斡旋、奋起抗争，一次又一次地希望通过外交手段给祖国争取利益，但他们的努力大多数时候都是徒劳无功的。这就不得不涉及当时中国的内政和国际政治的环境。本书也在这一层面对当时的历史进行了分析和考察，希望通过这样的历史还原与展现，使我们对外交活动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试图用一种比较新颖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整个中国近代的历史，用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活动认识已为我们熟悉的历史事件，给阅读带来一丝新鲜感，是我的第一个创作初衷。第二，我想摒弃一种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简单表述为主要方式的近代史叙述，希望从世界各国内政外交的角度出发来描述这段历史。各国的经济文化和历史背景都可能反射回来影响中国，这一点往往是我们过去所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