虔敬劝告人接受毁灭，当然他不把这称作毁灭而是叫作来世，或者上帝，或者真正的生活。尼采指出，从哲学史上看，亚里士多德就曾经指出，虔敬是一种疾病，是心灵的一种危险的状态。在一切不健康的现代主义中，任何东西都没有虔敬更不健康。它之所以是最不健康的乃是因为它反对人采取任何保存生命的措施，一切代表人的强力的东西，都被视为不虔敬而受到禁止。它用邪恶来称谓人的健康的本能。强壮的人、积极行动的人因为没有以赞赏的目光注视上帝而受到斥责，被它称之为无家可归者。它倡导一切软弱、低下、拙劣的东西，把一切健全的生命所拥有的积极的自我保护的本能视为敌人而大加挞伐。由于虔敬盛行已经近两千年之久，已经大大地腐蚀了人的理智中最有生气的力量。
福音书是一个诱饵，诱使人虔诚。之所以成功，在于福音书自称可以发现真正的、永恒的生活。福音书描写了一个幸福的生活：在充满融融爱意的真正、永恒的生活中，人人都是上帝的孩子。作为上帝的孩子，人人都是平等的。这种生活没有自然死亡概念，因为死亡不属于福音书所描述的生活。死亡时间也不是福音书的概念，因为时间只属于肉体生命。上帝的王国没有昨天、今天和明天。它只是人心中的一种体验，它无处不在又不在任何地方。
在福音书的诱导下，教徒们虔诚地信奉禁欲主义，把肉体视为不洁的东西，摒弃一切感官和肉体的要求。在这种心态下形成的信仰是阴暗的。尼采嘲笑基督徒不能公开讨论自己的信仰，甚至进行忏悔的场所都是一所黑屋子。“这里也没有公开的交往，隐蔽和黑暗的房子就是基督徒。”
对于苦难的恐惧和对于拯救的期待，扭曲了基督徒的心灵，使他们的心灵异常阴暗。他们残忍地对待他人，尤其是非信徒和异教徒。他们不自觉地把心目中的地狱搬到了人间，用幻想中的地狱惩罚来对待一切不合他们意图的人。他们憎恶地球的主人，憎恶贵族，憎恶知识、智慧、勇气、自由和骄傲，憎恶一切感官和感官享乐。
基督徒也口口声声地高叫博爱，然而他们唤起人的爱不是为了让世界更美好、更有生机，而是为了让人们更驯服。基督徒念念不忘的这一切都是出于一个目的，即让自己将来被拯救，进入上帝的至福王国。尼采鄙夷地称基督徒为进行“祈祷的野兽”，作为野兽还能有什么真正的信仰！人可以创造神，而兽如何能够保护并且再创造神呢？上帝倘若是兽的信仰对象，他何以还能作为人的信仰对象而活着？
尼采一语道破基督徒爱的本质。在基督徒的道德中，所谓爱，其实只是服从上帝、膜拜上帝的报偿而已。憎恨与复仇不时点燃在爱的感情中，都是在爱的面罩下进行的。尼采直接地表达了他对这种否定生命的宗教的厌恶：
一个爱人的上帝，只是要人信仰他，凡是有不信仰这种爱的，他便投以恶眼和威吓。怎么？一种有条件的爱，是一个全能上帝的感情！这种爱却只不过是荣耀的感觉，且不能免于激烈的复仇欲！
上帝的概念成为教士手中的工具。所谓“上帝的意志”，只是教士权力保障的必要条件。基督徒无论在道德上或宗教上一点都没有接触到真实性。只有想像的因，表现为上帝、灵魂、精神、自由意志；只有想像的果，表现为罪、赎罪、神恩、惩罚与赦罪，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4.上帝死了，人将崛起
上帝之死是一个大事变，“最近发生的几件大事，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上帝之死’”。上帝的概念是许多东西（譬如整个欧洲道德）都根深蒂固建基在那上面的基础。否定上帝意味着以往信仰观的根基倒塌了，从前的社会意识崩溃和毁灭了，代之而起的不是彻底的虚无主义就是另一种新的信仰观。
尼采说：“这件惊人的大事尚未传到人们的耳朵里，雷电需要时间，星光需要时间，大事也需要时间。”上帝之死的信息如雷电和星光，但在时间还没有来到时，人们不会体验到雷电和星光的威力和光芒。
人从孩提时代，就把基督教信仰视为精神支柱和人生依托，视为评估一切价值的神圣的道德观念。如今上帝受到了怀疑，怎能不使西方人毛骨悚然！基督教价值的崩溃，必然影响到传统的一切价值，包括宗教、道德、哲学、科学、文化、艺术等。因为上帝是人们自己的信仰，是自己的精神皈依，是自己在人生问题上的答案，一旦它受到了怀疑，那么是该重新思考的时候了。重新的思考是一种努力，是在考虑自己的新的地位和新的责任。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积极的。它是指人们不再依恃外力的幻影，并开始恢复自我的尊严、自我的能力、自我的责任以及自我的抉择。
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变得不值得相信了。面对这场戏剧，目光足够强烈和敏锐的少数人看到某一轮太阳已经沉落，某一种古老而深刻的信任已经转变为怀疑，他们一定觉得我们的旧世界在日渐黯淡、可疑、陌生、“衰老”。这件事情的意义过于重大，它是如此的重要而又突然，它超出多数人的理解能力。
多数人不会明白什么事情已经随之发生——以及在这一信仰被埋葬以后，一切必将跟着倒塌，因为它们建筑在这信仰之上，依靠于它，生长在它里面：例如我们的整个欧洲道德。广浩连锁的崩溃、毁坏、没落、倾覆正在呈现；可是今日有谁已经懂得，我们必须有这惊人巨变的导师和报信者，有这一次晦暗和日食的预言者……
惊慌失措的现代人，在山上等待，陪伴着我们的是那些科学主义者们。听到“旧的上帝已死”的消息，我辈哲学家和“自由灵魂”感到就好像被一轮新的旭日照耀一样，其时我们心中洋溢着的感激、惊奇、预感和期待，一一在我们眼里。地平线仿佛终于重新开拓了，即使它尚不明晰，我们的航船终于可以重新出航了，可以驶向任何风险了，认知者的任何冒险又重获允许，海洋、我们的海洋又重新敞开了，也许从来还不曾有过如此“开阔的海洋”。
上帝的信仰受到怀疑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理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理性是上帝的直接的谋杀者。从中世纪开始，上帝就笼罩在神秘的面纱下，神圣地隐匿了几千年。思想家和科学家们努力地探索着各自的领域，求真是他们的目的。在孜孜以求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自己已经渐渐地接近了上帝的禁区。他们没有发现自己不小心解答了种种古老的疑惑进而减少了上帝的神秘性，也因之动摇了上帝存在的基础。科学家们并没有发现自己的破坏性有多么的危险，到今天可以预见，科学在未来的长足进步将可能使上帝的神秘性与存在性近于零。尼采通过对“历史文化的事实”的考察，发现了这上帝的信念已被近代科学家和哲学家所破灭的这一事实。
基督教的理论基础在科学的进步中一寸寸地崩塌，道德成为了基督教的最后堡垒。“信教毕竟是件德行的事么！”成为教徙们最后的借口。可是，“人类迄今为止借以实现道德的全部手段在根本上都是非道德的”。尼采看到了惨无人道的宗教裁判所，杀人如麻的十字军，还有那宗教裁判所的监狱中的犯人，愤怒地说：“我们的道德建立在谎言和伪装的基础上，犹如建立在我们自私自利的基础上一样。”即使是在基督教最完美的时期，却有着这些都表明了用血来写教义的残酷性，鲜血保证的信仰是不诚实的。
一直到现在，基督教的被攻击一直是在一种错误的方式下进行着，并不是说什么方式上的不同。只要基督教的道德不使人感到是违背生命的最大罪恶，那么基督教的卫道者们便可安然度过。仅仅讨论基督教的真理——上帝的存在或起源、历史——为传说，认为基督教的天文学和自然科学微不足道——如果基督教的道德价值不被讨论的话，这完全是枝枝节节的事。
尼采给予基督教道德以致命的打击。他指出基督教道德的虚伪性与欺骗性。他指出基督教是弱者的避难所，由基督教的信仰所产生的一套道德律，则为弱者的护身符。上帝的宝座推翻后，人类才能发挥责任感来建立正义与秩序，人们应以最大的努力来创造，以握取人类自身的主宰权。
“凡是堕落的，都应该把它推倒。”重估一切价值就必须是对一切事物、现象都敢于否定。尼采在他的《反基督徒》中有这样一段叙述：有两个青年，其中的一个不会说“否”，如果像他这样总是提着教条不放，必将遭受极大的痛苦；而另一个青年只会说“差不多”，这个人也只能扮演一个平凡的角色，只能是一个平庸的人。可见，尼采最不喜欢不会说“否”的人，同时也讨厌只会说“差不多”的人。他热衷于否定，喜欢有一个勇敢好战的灵魂。
在这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人，而且只有人才是评价者。因为一切价值都是人建立起来的，那么人必须来为自己的生活探索一种意义。过去，人把上帝尊为惟一的创造者，而把自己贬为被创造物，致使由此建立的一切道德都是颠倒的。“重估一切价值”就是要把被颠倒了的评价重新颠倒过来，以你自己的生命为尺寸重新度量一切事物的价值，否定一切被肯定者。
我们必须摆脱道德，以便能够道德地生活。
我们必须扬弃道德，以便贯彻我们的道德意识。
在我们毁坏了道德之后，我们愿为道德性的继承人。
尼采在否定了以基督教的道德价值为基点的一切传统价值之后，想要建立新的价值观。这种新的价值观应具有以下的特征：
第一，这种价值是变换的，是日生日新的。“价值的变换——那便是创造者的变换。创造者必常破坏。”如果人们在一种极端对立的意义中来理解这个“死”，那么“上帝死了”这个句子还有这样一层意思。死是“有生命力”的对立面，就如同上是下的对立概念一样。死在这里是一种静、不动与不再变化的意思。
尼采在古希腊哲学家中十分喜欢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的流变学说多次令尼采欢呼：“不朽的死了，死了的不朽，他们活在那些人的死亡中，死在那些人的生命中。”这种均衡的产生和消亡的同一过程也表现在宇宙范围内。“火活在土的死亡中，空气活在火的死亡中，水活在空气的死亡中，土活在水的死亡中。”
但是，看起来即使与基督教的上帝有一定的相像也是无可非议的，这一点尼采一定不会排除。基督教上帝观的特别之处在于这个上帝不是超验的、来世中永恒不变的，而是成为了人。这个上帝作为基督耶稣走进了历史的范畴，因此遵循发展变化这个原则。人们可以将上帝变成人阐释为自上而下的运动，以及上帝毁灭、终结于人之中的运动，而这一终结完成于基督耶稣之死。升华的运动便是复活、有了活力，同时人以神的形象出现。
第二，价值的转换是人类的自决。价值的评估者不是神而是人，离开人就不会有价值可言。尼采认为价值是人创造的，但是他又认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创造出新价值。他说：“高贵的人想创造新事物与新道德。善良的人们却需要旧事物，保存旧事物。”因为“人类是不平等的：正义如是说”。
他说：“人类为着生存，给万物以价值。——他们创造了万物之意义，一个人类的意义。所以他们自称为‘人’，换言之——估价者。”又说：“估价，然后有价值；没有估价，生存之核桃只是一个空壳。”意思是说，一切价值都是人创造的，人类为了生存，创造了万物的价值，使得万物才有意义，这也就是人类的意义。如果没有估价，万事万物，包括人的生存，只是一个空壳。因此，“估价便是创造”。
这也是尼采的价值论与德国古典哲学价值论的不同之处，后者只是告诉你什么东西是合理的、有价值的，尔后要你只管去相信，并毫不怀疑地照着去做；尼采告诉你的是：人是价值的给予者，你去创造你的价值，只有你为万物创造的新价值，才是你自己的价值。
认定上帝为价值的主宰者是一种命定论：
他们是烙印的人。他们所谓的救世主束缚了他们：
束缚于虚伪的价值与虚构的屋子，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居住。
教堂，他们称为芬芳的魔幻的语言。
看，这些教士们的穴，
啊！那虚幻的光！那污浊的空气！在那儿；灵魂不会飞向高处。
由是他们的信条教谕着：跪下来，爬上阶梯，你们这些罪人！……
谁为他们建造这窟穴与忏悔的阶梯呢？岂不是那些希图隐藏自己的人，他们羞于站在晴朗的天空之前。……他们不知道如何爱他们的上帝，除了把人钉在十字架上。
他们以为生活如死尸……
这些救世主的精神是由缺陷造成；但在每一个缺陷中，他们充塞以幻想，他们所填补的缺陷遂被称为“上帝”。
……
以此，当我们在礼拜日听到钟声时，我们便不免自问：这是可能的么——一个天神，与尘世妇人生子；一个智者，叫人停止工作，抛弃法庭，却要注意当前世界末日的征象；一种正义，要将无罪者代作牺牲；一个说教者，叫他的徒众饮他自己的血；对于奇迹的祈求；十字架的形象被当作一个时代的象征；期望一个来世，便是那世界的门——这一切是多么的荒诞！
基督教的所谓的另一世界只是失败者的幻影，惟有病人和病态者才发明所谓天国与赎罪的血滴。他们想从悲惨中求逃脱，“啊！假想有一条天堂之路！溜进另一个生存与幸福中”是他们设想的多彩的烟云，沉醉于其中正如同吸食了鸦片。我们应了解每个人的一举手一投足均非上帝的意志，人类生存的意义无需假想一个上帝来肯定，信仰的范围亦不能交给一个不可知的上帝去管辖。
“在肉体与地球之外而幻想自己超脱的人们，他们的狂欢与痉挛应归功于谁呢？”尼采劝告人们“不再埋头于天上事物的沙滩中”，而是“向大地回归”！向真实的个人回归，向个人的肉体回归。肯定大地，别盼望死后的天国。那些死亡的说教者，他们乐于死，还劝别人也厌弃生命，这实在比食肉兽还要可怕。他们除了自我毁弃之外，不作别的选择。他们更捏造“永生”的故事以诱人解脱自我。
这些精神的耗费者，盼望倦怠与废弃的教理，当他们死灭时，也难以再生。但我们亦不必唤醒这些“活棺材”！
他们遇到一个废人或老者，或一具尸体——他们就立刻唉声叹气：“生命是无意义的。”他的眼睛只看到生存的一面，遂自隐于深沉的忧郁中。
尼采的道德观所要建立的新道德，就是以“忠实大地”为宗旨的“地上的道德”。他要让过去那种飞离大地、迷途而飘失的道德返回大地，返回肉体和生命。大地、肉体、生命，这就是现实的人生。人生的价值就在于这种现实的人生。由此可见，尼采的“忠实大地”就是肯定生命，肯定人的尘世生活。尼采以忠实大地为宗旨的新道德的核心，就是对自然和生命的肯定。换句话说，就是超人的价值目标，就是酒神精神。尼采要人们跟着他开始新的壮丽的远航，去焕发洋溢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