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总是让人难以捉摸。1527年5月8日出现德国和西班牙军队进行的“罗马洗劫”——史称文艺复兴时期终结。佛罗伦萨人民乘机起义，再度驱逐了美第奇家族，恢复共和国，原来的“十人委员会”也恢复了。
闻听这个消息，马基雅维里从乡间匆匆赶回佛罗伦萨，他希望自己能够官复原职。但是，新上台的年轻一代对他过去6年里与美第奇家族的来往极为不满。在他们眼里，他只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一向随风飘摆，不值重用。
马基雅维里老了，不再是风华正茂的那个年轻人。命运女神已经移情别恋。她给了他希望，却又残忍地收了回去。经过苦苦争取而重新回到权力中心的马基雅维里，经此打击一个月后，终老于权力旁观者的位置上。这个巨人在文艺复兴时期终结后一个多月，遗下贫困无依的妻儿悄然病逝。
斯人已逝，但他的国民军理想仍然活在人民心中。他去世后不到五个月——1527年11月6日“十人委员会”新任秘书姜诺蒂草拟关于征募兵役的法令通过了。这位立法者和执行者正是前任秘书马基雅维里的朋友和《战争的艺术》的信徒。
1530年神圣罗马帝国再度入侵佛罗伦萨，马基雅维里的儿子罗多维科作为国民军应征，把他的生命献给了祖国。共和国又被推翻了，美第奇家族又回来了。
马基雅维里已经绝后，葬地无可考。现在在佛罗伦萨桑塔·科罗切教堂放着刻有碑铭的石椁，是1787年后人为纪念他而建造的。
3. 乱世悲歌：韩非和马基雅维里
对世界历史，我最偏爱的只有两个时期，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一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14~16世纪）。而我要比较的韩非和马基雅维里，正是这两个乱世中的杰出人物。会喜欢这样的乱世，也许只是个人的恶趣味吧，我总觉得只有在这样的乱世里，才会有真正的男儿。而他们与命运和时世的抗争所激荡出的火花，是让时代变得异彩纷呈的主因，他们用生命和才华谱写的悲歌，才会万世流传。
（1）乱世出精英
相对于治世而言，凡是没有一个稳定统一的政治局面的社会，应该都可以称作是乱世。产生乱世的原因有很多，但总不外一点，从前可以维持大一统（即使是形势上的也算）的政治势力变得式微，出现了权力的真空，而在其他所有的权力者中，并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实力取而代之。这样一来，为了取得至尊的权利，就必然有割据和争战，乱世乃成。
中国的春秋战国是这样的世代：在公元前10世纪的中国，那时周朝的王室还是政治、社会结构的顶点，周天子是天下各国的“共主”。周王之下有成百的国家，为国君（即诸侯）所有和统治。在国君的统治下，每个国家内的土地再分为许多采邑，每个采邑各有其封建主，他们都是国君的亲戚。这些土地的所有者，领地的政治、经济的主人，称为“君子”（意为国君之子），是当时的统治阶级。另一个社会阶级是“小人”或“庶民”阶级，这些人是封建主的农奴，平时为君子种地，战时为君子打仗。到了周朝的后期，这种封土建国的制度逐步瓦解，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变。在经济上，由于人口的增长使得原有的井田制不足以养活新增的人数，而生产工具的改进，使得开垦新土地成为可能，于是，由春秋至战国，土地私有由偶然到普遍，由非法到合法。政治上，周天子的实力不足以再挟制诸侯，为取霸主之位，诸侯四起，相互兼并，战争连绵不绝。而在思想界，由于原本只有贵族才可能享受的教育，即“官学”，变成“私学”，原本是各门类官方学术的代表人物（或是贵族，或是服侍贵族统治者世家而有世袭职位的专家）流落到普通庶人之中，靠传授自己技能或学术为生，诸子百家开始出现。在新旧制度嬗变之际，旧有的统治方法已经不再适用，新的方法被不断提出，且在各国可以有试验的机会，各种政治思想方兴未艾，也就不足为奇了。儒、法，这两种对后世中国有极深远影响的政治学说，正是在这种时候出现。到战国后期，秦用法家之言，而国力日强，最终一统天下，结束了春秋战国的乱世。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也是发源于这样的乱世。虽然文艺复兴的起止时间存在争议，但大抵是发生在14世纪至16世纪之间。在此时的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封建制度已然解体，但是历代教皇与霍亨斯陶芬王朝之间的斗争却使得意大利的政治情况截然不同于西方的其他国家，“14世纪的皇帝们，即使是在最得志的时候，人们也不再承认和尊敬他们是封建君主，而只是把他们看作是既存诸势力的可能的领袖和支柱；同时，教皇政权及其傀儡与同盟，虽然有充分力量阻碍国家未来的统一，然而它本身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完成这种统一。在这二者之间，有许多政治单位——共和国和专制君主国，其中一部分历史较久，一部分是新兴的，而它们都只是依靠着它们的实力来维持自己的存在。”（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一篇第一章，引言）这样一来，意大利的强权政治就出现了一种复杂得让人难以相信的局面。
在世俗权力方面，大小邦主之间战争连绵不绝。五个重要的城邦：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教皇领地和那不勒斯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完成统一。而小邦主大部分是自力起家的霸主，他们一时和大邦中的这一个联盟，一时和那一个联盟；倘若他们的政治手腕耍得不够高明就会被齐根铲灭。但是在1494年法兰西人到来以前，打的仗都几乎不流血：兵是雇佣兵，恨不得把他们的职业危险缩到最小限度。这类意大利式的战争，对贸易没有多大的妨害，也未阻碍意大利增添财富。治国的策略层出不穷，但是英明的政治才略却没有分毫。当外族的武力到来的时候，整个意大利简直是毫无防护。随后法兰西人和西班牙人的多数战争都是一本正经的战争，给意大利带来了苦难和贫困。但是意大利的各城邦却不顾惜民族的统一，彼此继续阴谋倾轧，在内讧中乞求法兰西或西班牙的援助，到头来同归于尽。而在精神方面，由于教皇为了扩大自己世俗权力而采取的种种恶劣手段，使教皇这一职位的宗教威信大大减低。这使得意大利人在文化方面正经严肃，对道德和宗教却满不在乎。这种道德方面的解放，使“旧道德规律不再受人尊重；城邦主一大半是通过变节背叛获得地位，靠无情的残酷手段维系住统治的。枢机主教受邀请赴教皇加冕礼宴时，他们唯恐放毒，自带酒和酒童”（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六篇第一章）。教皇腐化的祸害有目共睹，但是毫无对策。意大利统一的好处显而易见，邦主们却不联合起来。这种混乱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世纪的下半叶，意大利才真正地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
乱世的环境，反而有利于个人的发展，不稳定的政治局面和个性表露是密切相连的。“有稳定的社会制度是必要的，但是迄今想出来的一切稳定制度都妨害了艺术上或个人才智上的特殊价值的发展。”（罗素《西方哲学史》卷三，第一篇第二章）也许正是这样，乱世才成为英雄才俊辈出的时代吧。
（2）治世方略
乱世之中，能以一己之力，建功立业、称霸一方，乃至于一统天下的，不论说是英雄也罢，是枭雄也罢，总当是有抱负，有胆略的男儿。像切萨雷·博几亚，像秦始皇，都是这一类。或者是像墨家弟子和游侠一类的侠士，行走天下，主持正义（至少是他们相信的正义），也可以算做是行侠仗义的好男儿吧。或者如孟子所说，“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君子，也可以说是有信念的男子汉吧。但是说到那些在乱世之中，著书立说的文士，更或是给君王出谋划策的政客，也许在许多人心目中就算不上是真正的男子汉了呢。更有其甚者，像韩非，像马基雅维里这样，提出了一些完全不为所谓伦理道德所容，不被人理解的理论，就不仅不会得到赞扬，还会被人误解和诟病，以至留下骂名。但是在我眼中，韩非和马基雅维里，却是有真知灼见，有头脑的男人呢。有的时候常常在想，如果这两人有缘一见的话，会觉得相逢恨晚，而互相引为知己也说不定。
韩氏与马氏均生于民生遽变之世。两个乱世，虽然起因不尽相同，但大体都是出于新旧制度的交替，社会机制的转换。而韩氏与马氏的学说也都致力于解决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变乱世为治世。
从身世上来说，韩非是韩国的公子（算是个没落贵族吧），荀子的学生，法家最后的也是最大的理论家。据《史记》所载，韩非因见韩国势弱，发愤著书，想以自己的学说来振兴韩国，但可惜韩王不用他。秦始皇看到韩非的著作，想要收用他，就攻打韩国，韩王使韩非入秦说存韩的利益。然而讽刺的是，秦国比别的任何国家都更彻底地实行了韩非的学说，他却正是死在秦国的狱中，而他一心想要振兴的韩国也为秦国所灭。史载《韩非子》共55篇，现在的文本也是55篇，但是由于其中有些互相抵触或是与韩非的生卒年不符的内容，应该有不少是伪托之作。
马基雅维里，1498年至1512年间，他曾担任过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外交和军事要职。1512年美第奇家族复辟之后，他就因一贯和美第奇家族作对而被捕，后来得到开释，被迫退隐乡间，从事著述。他一生著述颇多，但是最出名的是《君主论》（1513）。写作这部书的目的，是希望讨得美第奇家族的欢心，所以他题献给洛伦佐二世，且书中的语调（献媚之词）也多少可以看出这个实际的意图。
（3）与时代和命运相抗衡
个人与时代和命运的对抗，个人才智与社会经验的碰撞，个人主义与社会组织的矛盾，往往是导致个人毁灭这种悲剧的原因。而在乱世之中，个人的命运不能自己掌握，个人的权利也没有充分的维护，所以越是有才华的人，越是容易以悲剧告终。对于韩非与马基雅维里这两个讲求“实力”的人来说，最有讽刺意味的应该是他们都没有实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吧。韩非最终死于自己的老同学李斯之手，马基雅维里也没有能够取得美第奇家族的和解，不得再出仕，最终贫病而死。他们的悲歌其实也是所谓文人或是学者的共同命运吧。在时代的洪流之中，学者往往都是最没有实力（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武力上）的阶级，他们精于提出理论，但并不都能将自己的理论实践，而真正得利的人，还是那些政客和霸主，那些据有武力或实权的人。政治的本质是不诚实的，但政治理论家一旦诚实地对待这种不诚实，就会遭到非议，而加到他们头上的污名，大部分还是出于恼恨人坦白自供坏事的伪君子。这样看来，韩非和马基雅维里的学说在后世被人吸纳，修改，甚至于摒弃，也就不奇怪了。
只是如果要细考他们的学说对后世的影响，却又大不相同。韩非的法家学说到了汉代被董仲舒纳入“儒术”，形成了阳儒阴法的格局，是两千年中国专制帝制的政治思想主流。一个朝代初建时往往用法家之学来积累帝王之势，到了政权稳定之际，再用儒家之说维系统治。
看中国两千年的朝代更替，这种模式是十分清晰的。韩非之思想匿于儒家仁义道德之后可谓是遗泽深远。而马基雅维里虽然是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第一人，但他关于帝王术的种种学说却不是正统伦理道德可以接受的，那些使用他提出的手段的人也不可能堂堂正正地说自己是一个马基雅维里主义者（Machiavellian）。马氏对于近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的最大贡献是在于他是第一个分离了政治和伦理，摆脱了基督教的教义和圣经上的典故来议论政治的人。而他对某种特定伦理（在当时是基督教伦理）所持的怀疑主义的态度，也冲击了一元论学说与偏执狂式的信仰，使得一切狂热、强制、迫害的行为都失掉了伟大的理由，从而使经验主义、宽容和妥协之门訇然中开。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发展出现代的民主精神。
何以两种极相似的学说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会有如此不同的影响？我想这样的思考也许才是比较这两人的最大意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