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一天一天地继续着，这一状况持续得越来越久了，而弗洛姆的变化也越来越大。很快地，他从一个孩子长成为一个大人了，这一切更促使他愈加迫切地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一切又是如何可能的呢？ ” 千百万人怎么可能继续在战壕里，或被人杀害，或去杀害别国无辜的民众，从而造成父母、妻子、朋友们的极大痛苦呢？他们究竟为什么而战？当每一人都说他不希望战争的时候，战争又怎么会发生呢？如果人们都宣称，他们不需要征服别国，只是希望维护自己国家的财产和领土完整，那么，战争又怎么可能继续进行下去呢？如果双方都想征服别人，为自己的政治军事领导人赢得荣誉的话，那么，成千上万的人又怎么可能仅仅为了双方的某些领土，为了某些领导人的虚荣心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呢？战争究竟是一场无情的意外事故还是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一种结果呢？社会和政治是否有一种规律，人们是否可以认识和把握呢？
1918年，战争结束的时候，成长为一个青年的弗洛姆却深深地陷入了重重困惑之中。这一切都使他感到不可思议，“我不明白战争是怎样发生的，我希望理解大众行为中那些非理性的因素，我热烈地渴望和平和国际间的友好往来。此外，我越来越深深地怀疑一切官方的意识形态和声明，坚信‘我们必须怀疑一切’这个论断的正确性。 ” 慢慢地，弗洛姆开始模模糊糊感觉到，人的行为和心理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这样他就开始放弃成为一个犹太学者的愿望，逐渐地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学说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而这正是他一生最重要的转向。
3. 一览众山小
就这样，弗洛姆带着重重困惑进入了大学。1918年战争结束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法兰克福大学，这是他新生活的开始。就是在这个时期，他碰上了两个影响他一生的伟大人物：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从他们那里，弗洛姆找到了解决人生重重困惑的金钥匙，而且他一生的思想轨迹都和这两个人的思想息息相关。
刚入法兰克福大学的时候，弗洛姆选的是法学专业。其实，他对法律不太感兴趣，主要的精力都投在了宗教方面的学习。在法兰克福大学呆了两个学期后，他放弃了原来的专业去了海德堡大学。
在海德堡大学学习的时期，他主攻的是心理学、哲学和社会学，指导他的老师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是：卡尔·雅斯贝尔斯和阿尔弗雷德·韦伯等等。雅斯贝尔斯是存在主义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与海德格尔齐名；阿尔弗雷德·韦伯这个名字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有一点陌生，如果提起马克斯·韦伯，大家就可能很熟悉了，而阿尔弗雷德·韦伯正是马克斯·韦伯的兄弟。
这一时期，弗洛姆广泛地阅读了经济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理论家的著作，马克斯·韦伯和斯宾塞的著作是他的首选。在他20岁的时候，他一接触到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学说，就如同找到了知己，便如饥似渴地研究起来，他早年的经历和困惑在这里碰出了火花，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体系中找到了答案。
他深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所描绘的世界图景所痴迷，并为之感动。他说：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是我们时代的设计师。他们对现实的基本秩序充满了信心，并一致认为，在自然界的产物——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中，不仅是发现秘密，而且探索自然界的模式与设计也是我们的基本态度。因此，他们各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了研究，他们的著作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具有最高的艺术性，最高地体现了人类渴求理解、渴求知识的需要。
通过在海德堡的学习，弗洛姆的知识面越来越宽广了，在不断吸收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学说的养料的同时，他仍没有放弃犹太法典的学习，这时的他还是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
在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悉心指导下，弗洛姆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是关于三个散居在国外的犹太人团体：圣经派教徒、哈西德派教徒和革新派教徒的社会心理结构，在当时这种研究是很新颖的。很快地，1922年他获得了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由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痴迷，1923年，弗洛姆去了慕尼黑。在慕尼黑大学，他跟随威廉·维特恩伯格专门学了一年的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经过一年的学习，他逐渐感觉到成为一个犹太教的拉比的想法，已经束缚了他对人的理解，于是他放弃了这个职业，转而成了一个精神分析师，但对宗教的热情一直保留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他又师从卡尔·兰道尔继续接受精神分析训练。后来，弗洛姆和他的老师卡尔·兰道尔以及乔治·格罗德克、海因里希·门和欧内斯特·施奈德成立了南部德国心理分析研究所，随着成员的增加，他们这个学会不断壮大，后来成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一部分。
通过这几年的学习，弗洛姆已经是一个知识渊博的精神分析师了，但孜孜不倦的他并不满足，随后他去了著名的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在这里，弗洛姆又成为了汉斯·萨克斯和特奥多尔·莱克的学生，继续接受精神分析的正规训练，从理论到临床无所不包。弗洛姆一直是一个勤奋好学、纪律严格的学生，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是一个正统的弗洛伊德主义者了，他还发表了一些有关精神分析的文章，这些都没有超出弗洛伊德的思想范围。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秉承了弗洛伊德的思想，在各方面都很正统，弗洛姆能从这儿毕业实属不易。
二、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
1930年，应马克斯·霍克海默的邀请，弗洛姆加入了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弗洛姆主要负责精神分析和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就在这一年，他完成了精神分析训练，并自主开业，成为了一个精神分析医生。不久法兰克福学派形成了，在德国初步展示了它的辉煌。该所大多数成员如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等都是有着犹太人血统，因此，纳粹上台后他们遭到了迫害。
从1930年开始，弗洛姆在法兰克福《 社会研究 》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心理分析和社会的文章，他希望通过对马克思、弗洛伊德和马克斯·韦伯的理论进行综合，寻求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这个时期他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宗教、社会心理学、权威性格、母权制理论，以及经济状况对“集体心理”的影响等等。他1931年在《 精神分析运动 》上发表的文章《 心理分析和政治学 》，在心理分析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更多地显示了他利用马克思主义来丰富弗洛伊德的思想的愿望。
1.资本主义精神与肛门恋
弗洛姆指出，早期基督教对一个变成上帝的受苦的人（耶稣）的信仰，体现了人们心中不太明确的愿望，就是想要赶走父亲——神及其在人世间的代表，让自己做主。受苦的耶稣的形象首先产生于受苦的群众的认同需要，是受苦的群众的心声，补偿攻击父亲的罪恶，只是出于次要的地位。相信这个信条的人，大都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穷人，由于其苦难的生活境遇，对统治者充满了愤恨，同时又对幸福美满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基督教社团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改变了信仰者的心理态度，教条发展了，观念也变了，受难的耶稣的形象不合适宜了，被赶走的上帝重新被拥立、膜拜。父亲不应当再被推翻了，反抗父亲就是大逆不道；有罪过的不是统治者而是赶走父亲的受苦群众。弗洛姆继续分析说，人们的不满和愤恨不再指向统治当局了，反而指向受苦的人们本身。满足就在于父亲为他听话的儿子提供了宽恕和爱恋，同时也在于受苦的耶稣继续作为受苦群众的代表的同时，所具有的庄严的、父亲般的地位。最后，耶稣伪装的面纱被揭开了，原来他不是别人，正是那个不可推翻的上帝。
为了给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提供一般性的基础，弗洛姆随后改变了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向了性格类型问题的研究。尽管在别的一些文章中，弗洛姆批评了弗洛伊德，但总体上他还没有背离弗洛伊德，采取的方法仍然是弗洛伊德式的；在他所接受的心理分析的性格观念中，有好多都是借鉴卡尔·亚伯拉罕和欧内斯特·琼斯的研究成果，如里比多冲动的升华和反作用的形成等等。
在性格类型的分类上，弗洛姆沿用了弗洛伊德以不同的性欲形式来分析人格的方法，弗洛伊德曾提出把人的性欲的不同形式作为人们性格和人格发展的不同阶段，即口腔期、肛门期和生殖器期，他大致勾勒了口腔的、肛门的、生殖的等三种性格类型。其中他更钟爱生殖型的性格类型，并把它与独立、自由、友谊联系起来，认为这才是正常的人拥有的健全的性格。
在确立了性格类型在人的性欲冲动中有根源后，弗洛姆继续强调家庭的社会代理人角色。人们永远摆脱不了社会的目光，作为一个例证，他指出过分的性压抑习俗可能影响生殖欲的发展，滋生前生殖型的性格类型。有爱洁癖倾向的人就属于这一类型。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反对者，弗洛姆时刻不忘对资本主义进行一番敲打，在这篇分析性格类型的文章的结尾，弗洛姆还集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精神”与肛门恋之间的关系，他所持的观点后来都成为了常识，但在当时却是闻所未闻的观点，人们备感新鲜。
弗洛姆指出，“具有肛门恋性格的人爱财如命，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非常吝啬；而且还是占有狂，热衷于对无用的物质的占有，他们具有天生的虐待倾向和破坏倾向，通过对他人的虐待来寻求快感。他们迷恋所有无生命的东西，如粪便、垃圾、金钱等，一看见金子他们就会两眼放光，整日看守着自己的财宝，宁愿把它们藏在密室里，也不愿拿去投入生产和消费之用，有时还会不停地唠叨着抓紧，抓紧了，别让别人偷走我的东西”。当他们数点着密室里的金银财宝时还会欢欣地笑着说：“这东西暖我的心窝。”
弗洛姆毫不留情地说，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其实就是守财奴式的肛门恋性格，资产阶级的理性、所有权及清教主义与肛门欲的压抑和守序有关。资产阶级信奉物的价值高于生命的价值，他们宁肯失去生命也不愿失去财产，并通过对财产的占有来建立同世界的关系。
关于资本主义精神和肛门恋之间的关系，他在后来的作品《 逃避自由 》中又重新加以论述。但到那时，他对肛门欲和弗洛伊德的里比多理论的态度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虽然肛门性格类型临床描述上没有变化，但他对此的解释却有显著的改变。
令他发生变化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他的临床观察的积累，另一方面在于有一个人深深地影响着他，这个人就是约翰·雅可布·巴赫芬，一个瑞士19世纪的人类学家，他是最早发现母权社会的思想家。巴赫芬属于那种生不逢时的思想家，在世时默默无闻，他的第一部著作发表于1860年，不过很少有人问津；后来老天有眼，在他逝世20年后，人们终于发现了他的思想宝库，这算是对他的贡献迟到的补偿吧！
巴赫芬发现，在父权社会存在之前，母权社会早就存在了，他不只作了一般的陈述，而且还指出了母权观与父权观的不同。简而言之，母权观就是无条件的人类之爱。母亲对孩子的爱从不以他们的优点为出发点，也不会以孩子有缺点而抛弃他们，她爱孩子是因为他们是她的孩子。如果母亲只爱乖巧可爱、举止端庄的孩子，那么就会有许多孩子因为被抛弃而饿死。父亲爱孩子是因为他们顺从他，长得像他。
在此，弗洛姆指出它所指的并不是某一单个的父亲或母亲，而是从整体来讲的贯穿于母爱和父爱的历史。如果要拿单个的人来说，这种爱在人们身上可以是混合着的，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具有母爱的父亲和具有父爱的母亲。这种差异原因多样，它涉及到社会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涉及到是父权社会还是母权社会。在弗洛姆看来，父权和母权的对立没有比索福克勒斯在《 安提戈涅 》中的描述更生动的了，安提戈涅是母权的象征，“我在这里不是要恨而是要爱”；而克瑞翁则是父权的化身，代表着服从原则，法西斯主义其实就是克瑞翁的化身。
另外，在巴赫芬思想中有着浪漫主义的一面，他把自然浪漫化，认为自然就是人类永远的母亲，人们应该像婴儿投入母亲的怀抱一样投入自然的怀抱，去除那所谓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对此弗洛姆特别倾心，母权社会强调人们的互爱、团结和幸福，它不断给人们爱和怜悯，而非恐惧和屈从，财产共有，人们生活在欢乐的伊甸园中，鸟儿也为他们歌唱。随着父权社会的到来，人们与自然分了家，开始出现了恐惧和仇恨，以及对不服从的惩罚，绝对服从和责任超越于爱和满足之上。
弗洛姆通过对母权制的分析，否定了俄狄浦斯情结的普遍性，恋母情结是人们对母权社会的爱和安全的怀念。俄狄浦斯情结在父系社会得到不断的强化，其中原因之一是由于儿子作为父亲财产与地位的继承人赡养者而造成的。儿子必须承担责任，维系家族的生存，这样儿子的早期教育中，经济的因素被置在了更高的地位，于是幸福和爱就靠边站了。儿子生活在压力中，他害怕失败，厌恶父亲强加给他的责任，对父亲的爱开始转化为怨恨。
弗洛姆继续说，母爱是无条件的，她解脱着儿子身上的社会重负和责任，给他以温暖和安全。然而在当代社会，真正的母亲的力量已被工业文明所侵蚀，她的保护神的地位已慢慢地被剥夺，她也被无情地暴露在强大的工业机器面前，变得软弱无力，成为了过河的泥菩萨，甚至连自身也需要保护。
如果要用文学语言来描述，那么戏剧家易卜生的《 玩偶之家 》中的女主人公的经历应该是最真实的写照。女主人公娜拉出身中等家庭，美丽活泼，天真热情。她热烈而真诚地爱着自己的丈夫。为替丈夫治病，她曾冒名举债，甚至准备牺牲自己的名誉；如果需要，她甚至表示可以为丈夫而死。但她的丈夫，却是个虚伪自私的人，他平时管她叫“小鸟儿”、“小松鼠儿”，可一旦知道娜拉曾冒名举债，危及自己的社会名声和地位时，便一反常态，大骂她是“犯罪女人”，还扬言要剥夺她教育子女的权利，要对她进行法律、宗教制裁。后来，真相大白之后，最需要丈夫和她同舟共济、承担危局的时刻，她却发现自己为之作出牺牲的丈夫竟是一个虚伪而卑劣的市侩。娜拉终于看清了自己的“泥娃娃”处境，认识到自己婚前不过是父亲的玩偶，婚后不过是丈夫的玩偶，从来就没有独立的人格。于是，她毅然决然抛弃丈夫和孩子，从囚笼似的家庭出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