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真理意志注定诱使我们做许多冒险事业，所有哲学家至今都怀着敬意谈论过真理之中那无人不晓的真实性，又有什么问题是它没有向我们提出过！提出的是些多么叫人觉得奇怪、令人困惑、复杂的问题！说来话长，然而又似乎还没有开始。如果我们变得不再相信，失去耐心，不耐烦地躲开，那有什么奇怪？不正是这个斯芬克斯最终教会了我们自己提出问题吗？究竟是谁在这里向我们提出问题？我们内心的这种“真理意志”究竟是什么？的确，我们曾长久地停下来思考这种意志来自何处，以致我们最终一动也不动地伫立在更为根本的问题面前，我们质询这种意志的价值。假定我们需要真理，那为何不需要虚妄？不需要不确定性？甚至无知呢？真理的价值问题自然而然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抑或是我们自己站到了这一问题面前？在这里，哪一方是俄狄浦斯？哪一方是斯芬克斯？这似乎是一大堆问题，一大堆问号。怎能让人相信，这问题以前从未有人提出过，似乎是我们第一次察觉到了它，瞥见到了它，大着胆子提出了它。因为提出它是有危险的，或许没有比这更危险了。
二
事物怎能源自其对立面？比如，真理源自谬误，真理意志源自欺骗意志，慷慨源自自私，智者的慧心源自贪婪，这是不可能的，谁这样想谁就是傻瓜，而且是傻瓜中的傻瓜；具有最高价值的事物肯定有其自己的根源——它们的根源不会是在这个转瞬即逝、充满诱惑、虚幻不实、卑鄙龌龊的世界上，不会在妄想与贪婪之中，而是在神的怀抱中，在永恒中，在匿而不露的上帝那里，在“自在之物”中——它们的根源一定在那里，决不会是在别处！这种推理方式暴露了一种典型的偏见，借此可识别出所有时代的玄学家，这种评估方式隐藏在他们全部的逻辑方法背后：依靠在这种“信念”之中，他们尽力探求“知识”，探求某种最终庄严地冠以“真理”之名的东西。玄学家的根本信念是相信价值的对立，就连他们当中最谨慎的人，也未在一开始就提出疑问。因为，首先可怀疑的是，究竟是否存在对立；其次可怀疑的是，玄学家认可的普通评估和价值对立，难道是肤浅的推测和一时的想法？何况还很可能是产生于某一角落，也许产生于地狱，或借用时下画家常用的话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于“青蛙透视画法”。尽管可把许许多多价值归于真实、明确和无私，但一般说来，仍可赋予虚伪、欺骗意志、自私和贪婪，以为更高、更基本的生活价值。甚至那些好的、受人尊敬的事物，其价值所在可能正是暗中与那些邪恶的、显然对立的事物相互联系；相互纠缠；相互交织在一起，甚至于实质上正与它们别无二致。但哪一个愿意与这种危险的“猜想”沾边！要想考察这种猜想，必须等待出现新型的哲学家，他们将有别样的趣味和志向，与至今流行的那些相反——一些名副其实地做危险“猜想”的哲学家。说实在的，我已看见这种新型哲学家开始出现。
三
我一直注意着哲学家，阅读了他们的大量文字，此刻我暗自思量，大部分自觉的思维肯定属于本能活动，就连哲学家的思维也是如此；在这方面，人们需重新学习，正如人们对遗传和“天赋”已有新的了解。正像生育行为在整个遗传过程中的作用很少被考虑过，“自觉”也很少与真正意义上的本能相对比。哲学家的太部分自觉思维，都不知不觉地受本能影响，被逼人一定的轨道。在其全部条理性和看似自主的活动背后，有评估，或直接，有哲学家对维持特定生活方式的需要。比如，确定的事物比不确定的事物有价值，虚幻不如“真实”有价值：这种评估尽管对我们有调节上的重要性，但仍可能仅仅是表面的评估，是特殊种类的无知，只是维持像我们自己这样的生物所需要的。总之，个人并不是“衡量事物的尺度”。
四
我们以为，一种意见的虚假性并不是反对这种意见的理由：也许正是在此处，我们的新鲜话语听起来极其令人不可思议。问题是，一种意见在多大程度上能促进生存、维护生存、维护人类或养育人类。从根本上说，我们认为，虚假的意见，对我们来说是必须而不可少的；不承认逻辑的虚构，不将现实与纯粹想像的绝对和永恒世界相比较，不经常用数字仿造世界，人就无法生存，放弃虚假的意见就是放弃生存，否定生存。承认不真实是生存的一个条件吧，这肯定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危险责难，因而胆敢这样做的哲学便将自己孤零零地置于善恶的彼岸。
五
人们之所以半信半疑、半嘲笑地看待哲学家，并不是因为常常发现他们多么无知——多么频繁的容易犯错误，并迷失道路。一句话，是因为他们不够诚实。哪怕最隐晦地提及真诚问题，他们也都会立即大声义正词严地表示抗议。他们都摆出一副样子，似乎自己的真知灼见是通过冷酷的、纯粹的、绝对不偏不倚的辩证法的自我发展，而发现和得到的（这与各式各样的神秘主义者形成了对照，他们光明正大而傻里傻气地谈论“神的启示”）；可实际上，他们的主张、思想或“建议”，是带有偏见的，是他们内心欲望的抽象和精炼，他们总是用事后寻求到的论据为其辩护。他们都是鼓吹者，而又不希望别人把他们看成是鼓吹者，也都是自己偏见的狡猾辩护者，将自己的偏见称作“真理”，决无勇敢承认这一切的良知，也决无风度和勇气让朋友或敌人明白这一切，更不用说以欢悦的自信和自嘲态度做到这一点了。上了年纪的康德，穿得笔挺而讲究，把人们诱入了辩证法的小道，沿着这条小道，又把人们引向了（或更正确地说，错误地引向了）他的“绝对命令”。但康德的伪善，只是令我们这些挑剔者付之一笑，饶有兴味地觉察出了老道德学家和道德说教者的阴险伎俩。更加可笑的是，披着数学外衣的欺骗手法，如斯宾诺莎就是用数学给自己的哲学穿上铠甲和戴上假面具的——实际上，说得明白些，他的哲学就是“对他的智慧的热爱”，以此恐吓胆敢瞥看和攻击那位无敌女神帕拉斯·雅典娜的人。一个病恹恹的隐士用这种伪装，暴露出他是何等的胆怯脆弱！
六
我已逐渐看清至今为止的每一种伟大哲学是由什么构成的——即看到了其创立者的自白书，一种不自觉的、无意识的自传；并认识到每种哲学中的道德（或非道德）目的，是长成整个植物的真正活胚芽。的确，要想理解一个哲学家极其深奥的形而上学主张是如何得出来的，最好先问一下自己：“它们（或他）以什么样的道德观为目的？”因此，我不相信“求知的冲动”是哲学之父；而认为另一种冲动，在此处同在别处一样，把知识（以及错误的知识）当作一种工具。但无论是谁，在考查人的各种基本冲动以确定它们作为鼓舞人的神灵起多大的作用时，都会发现，这些冲动都在这时或那时作过哲学思考，每一种动机都非常乐于将自己视为存在的最终目的，视为统领所有其他冲动的合法君主。因为每一种冲动都很傲慢，其本身都试图作哲学思考。诚然，就学者来说，就真正的科学家来说，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情况“较好”。在他们那里，可能真的有例如“求知欲望”那样的东西，有某种小巧而独立的钟表机械，上紧发条，便会不知疲倦地走到终点，其他冲突不会对他们有任何大的损耗。所以，学者的实际“兴趣”一般在完全不同的另一方面——在家庭上，或在搞经济上，或在政治上；实际上，他的小机械用在哪一研究领域，年轻的他是成为优秀的语言学家或生物专家，还是成为化学家，都无关紧要。他的特征是决定成为哪种事物的基础。相反地，在哲学家身上，则绝对没有不带人格的东西；尤其是他的道德观，确凿无疑地证明了他是谁——也就是说，证明了他本性中最深层的各种冲动是以何种顺序排列的。
七
哲学家多么恶毒啊！据我所知，再也没有什么比伊壁鸠鲁随意拿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者开的玩笑更尖酸刻薄了；他称他们为狄奥尼西奥斯的奉承者——因而也就是暴君的帮凶和马屁精。除此之外，这个玩笑还等于说：“他们都是戏子，他们毫无真诚可言。”这是伊壁鸠鲁对柏拉图的恶毒侮辱：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者很会装腔作势，很有舞台风格，而伊壁鸠鲁却不会！他为此感到恼火。伊壁鸠鲁，这位萨摩斯岛上年长的学校老师，隐居于他在雅典的小花园中，写出了三百多本书，也许是出于愤怒，出于对柏拉图的强烈忌妒，谁知道呢！希腊过了好几百年才看清了这位伊壁鸠鲁学派偶像的真面目。希腊究竟看清了没有？
八
你们想要“顺应自然”而生活？你们这些高尚的斯多噶派成员，玩弄的是什么文字把戏！想像你们自己是像自然一样的存在物，无限地奢侈，无限地冷漠，没有目标或思虑，没有怜悯或正义，既果实累累，又颗粒无收，且变化无常；想像你们自己是一种冷漠的力量，你们怎能顺应这种冷漠而生活？生活——不正是力图与这自然不一样吗？生活不就是评价，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事物，不公平、受限制，力图与其不一样吗？就算你们“顺应自然而生活”的命令，实际上意味着“顺应生活而生活”——你们又怎能生活得有所不同？你们为何要根据你们所认可和不得不认可的东西提出一条原则？其实，你们完全不像上面所说的那样：你们假装狂喜地辨读你们的自然规律和准则，但是想要的却完全与此相反，你们这些出色的舞台演员，自欺欺人者！你们傲慢地想要把自己的道德和理想，强加给自然、强加给自然本身，想要把自己的道德和理想纳入自然之中；你们坚持认为，应该是自然“顺应斯多噶”，想要按照你们自己的形象塑造一切，塑造成永远光辉灿烂，无所不包的斯多噶主义！你们虽然热爱真理，却长久以来，那么顽固，那么死板地以虚假眼光，即以斯多噶派眼光看自然，以致你们已不能再以其他眼光看自然——尤其是，某种不可名状的傲慢使你们疯狂希望；既然你们能暴虐地对待自己，自然也将听任自己被暴虐地对待：斯多噶派不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吗？但这只不过是个古老而永远讲不完的故事：过去斯多噶派发生的事，今天仍在发生；只要一种哲学开始自信，它就总是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世界；它无法用别的办法创造世界；哲学就是这种暴虐的冲动本身，就是最神圣的权力意志，“创造世界”的意志，探求第一原因的意志。
九
当前整个欧洲都在讨论“真实而明显的世界”问题，讨论得那么热烈、精细，甚至可以说巧妙，确实值得我们注意；谁要是只听说其背后有“真理意志”，而没有听说有别的东西，那他就不能吹嘘自己的耳朵最敏锐。在极少数的个别情况下，这种真理意志——某种过大而危险的勇气，玄学家的某种带有绝望色彩的勇气可能碰巧起了作用，从而最终总是宁愿要一把“确定性”，也不要一整车漂亮的可能性；甚至可能有凭良心行事的狂热清教徒，他们宁愿最终相信确确实实的无，也不愿相信某种不确定的东西。但那是虚无主义，是绝望的、极其疲惫的灵魂的象征，尽管这种美德可能表现出勇气。但一些较为强健、较有生气的思想家，仍渴望生活，他们似乎与上面那种人不同。他们反对现象，傲慢地谈论“透视法”；他们认为自己身体的可信性同“地球静止不动”这一视觉证据的可信性，几乎一样低，因而表面上便洋洋自得地把最可靠的占有物放跑了（目前还有什么比人们更坚信自己的身体呢），谁又晓得他们实际上不是企图收复某种过去更可靠的占有物呢？即某种从前的信仰，或许是“不死的灵魂”，或许是“造物主”，总之是某种思想，与“现代思想”相比，他们借此可生活得更好，更有活力，更快活。他们不相信现代思想看待事物的方式，不相信昨天和今天建造出来的东西；他们或许对此既有点餍足，又有点嘲笑，不再能忍受杂七杂八、零零碎碎的思想，例如所谓实证主义当今投放于市场上的那些思想；他们的趣味也许较为高雅，厌恶所有那些注重实际的半瓶子醋哲学家，厌恶他们那种市集摆摊式的东拼西凑、修修补补的作法。在他们那里，除了这种混杂外，既无新东西，又无真实的东西。我认为，我们应该同意当今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反实在论者和知识微观分析者；他们的本能具有无法否认的真实性，迫使他们抗拒时髦的现实。他们的倒退与我们何干！他们主要不是想“后退”，而是想离开。再多一点力量、冲力、勇气和艺术家的才能，他们便会脱离，而不是倒退！
十
我认为，目前人们总是力图不去注意康德对德国哲学产生的实际影响，特别是忽视他对自己的评价。康德首先对自己的范畴表感到骄傲；他手拿范畴表说：“这是为形而上学所能做的最难的事情。”那就让我们好好理解一下这个“所能”吧！他因发现了人的一种新能力而自豪。这种新能力就是先验综合判断。虽然康德在这件事情上欺骗了自己，但德国哲学的发展和迅速繁荣却依赖于他的自豪，依赖于年轻一代急于要与他竞争，努力去发现某种更值得自豪的东西，无论如何要发现“新的能力”。但让我们思考一下，现在正是该思考一下的时候了。“先验综合判断何以可能？”康德这样问自己——他究竟是怎么回答的？“依靠一种手段（能力）”，可不幸的是，人们并非只用这几个字，而是排场很大地、非常壮观地、充分显示德国人的深奥与雄辩，完全漠视回答中包含了德国人的可笑无知。人们对这种新能力高兴得发狂，当康德又发现了人的一种道德能力时，这种狂喜便达到了顶点——因为当时德国仍是讲道德的，尚未陷入“严酷的政治斗争”。于是便降临了德国哲学的蜜月。图宾根大学的所有年轻神学家立即涌入到小树林中去寻找“能力”。他们都找到了些什么呢？在德国精神的那个无知、荒唐和依然年轻的时代，浪漫主义这个心存恶意的小仙子，一个劲地在那边吹喇叭、唱赞歌，而当时人们尚不能分辨“发现与发明”！特别是发现了一种“超越能力”。谢林称其为智力直觉，由此而满足了天生具有虔诚倾向的德国人非常急切的渴望。对于这场情绪激昂而偏执怪异的运动（它确实很年轻，尽管它用灰白苍老的概念做了化装），最不公正的待遇莫过于认真看待它，甚或满怀道德义愤地对待它。不过世界已变得很老，梦已消散。人们终于揉揉脑门，而且现在仍在揉脑门。人们原来在做梦，尤其是老康德在做梦。“依靠某种手段（能力）”——他说，或至少他想这么说。可这是回答吗？是解释吗？倒不如说仅仅是重复了一下问题吧。鸦片是怎么使人入睡的？莫里哀戏剧中的那个医生回答说，是“依靠某种手段（能力）”，即催眠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