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清明》2015年第03期
栏目：中篇小说专号
我已经失眠七年零七个月了。在这七年零七个月里，我老公的睡眠质量却一日比一日更好起来，最后简直好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这貌似非常不公平。我们睡在同一个夜里，同一张床上，凭什么我和他如此的冰火两重天？凭什么他就该永远不知道辗转反侧的滋味？哪怕就一次，哪怕就十分钟，五分钟？
但事实上，我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哪怕”的奢望了。应该说，早就没有了。三年前冬天的一个晚上，我们正在看一台选秀节目时，突然接到了婆婆去世的消息。小叔子说，婆婆晚饭后去倒煤灰，结果一脚踩空，从柿子树下摔下去，摔到了坡下面的旱井里，井里不知谁家扔了一块残破的玻璃，不幸戳穿了婆婆的心肺。小叔子说，等他们找到时，人已经凉了。
我在极度惊骇中努力回想老公老家门前那棵柿子树周边的地形，回想在那里度过的几个冬夜。这个季节，别说死了，就算是活着，掉到井里几个小时若上不来，人怕也是凉了。我说，你们为什么让妈黑灯瞎火去倒煤灰？她好半天没回来，你们也就安心在家待着？兴许早一点找到，还有抢救的机会呢！
听到我的质问，小叔子哽咽的声音一下子变成了嚎啕大哭。我听得出来，这不是悲痛欲绝的哭，不是良心发现的哭，不是追悔莫及的哭，而是委屈的哭，抗议的哭，示威的哭——和近年来逆袭的表现一致，他认为他有资格这样。于是，我的口气软下来，行了，人死不能复活，你也别太难过了。明天我和你哥就赶回去，咱们见面再商量妈的后事。
小叔子的电话是打给我的，或许他怕直接打给他哥，弟兄俩会呛着？还是怕哥哥一时接受不了？在我接电话的过程中，我老公的脸阴下去，一直阴下去。他机械地摁着遥控器，电视画面从PK台换到了另一个欢天喜地的舞台，又换到了一对在车里激吻的男女。我不忍看他的表情，起身关掉了电视，然后走进卧室。我啪嗒啪嗒的脚步声在突然寂静下来的夜里有一种步步惊心的感觉。我不由得打量起我的拖鞋，那是一双红蓝相间的毛绒手工拖鞋。半年前，婆婆来我家住了一个月，她为我钩了三双这样的拖鞋。你别穿那种塑胶啊泡沫的，女人家，年轻时不注意，到老了就落下病了，她说。我穿上她做的拖鞋，走路总是啪嗒啪嗒地响，太大了，我平时穿36码，她非要做成38码。小了硌脚，她说，穿鞋戴帽总是富余一点好。虽然过了一辈子穷日子，但她总喜欢富余，穿衣穿宽，做饭做剩，凡事都讲究留点余地。可谁知，她竟是这样死了，死得这么急，这么窄，一点都不富余，没给自己和儿女留个打转身的余地。
我觉得我不应该哭。好像一哭，婆婆的死就落到了实处。我还是不愿相信她就这样死了。三个小时前就已经死了，可我最后还是放声哭了。听到我的哭声，我老公好像如梦初醒的样子，从沙发上蹦起来，直往门外冲。我喊干吗？他答，买火车票。
等我收拾好了第二天出发的一切必需品后，我老公就回来了，那时候不是春运阶段，买火车票好像不是太难的事。他血红着眼，脸上表情凌乱。我不知道拿什么话安慰他，只是默默地去刷他的一双棉皮鞋。那鞋很厚很暖，他平时用不着，可回老家夜里为母亲守灵，穿上它却再合适不过了。他看着我刷鞋，说，这大冬天，你要跟着我去受累了。我摆头，泪直往鞋上落。他叹口气，进了卧室。
然后，等我开始刷第二只鞋时，从卧室里传出我老公的呼噜声，高一声低一声长长短短热气腾腾蓊蓊郁郁的呼噜声。
这是三年前的事了，可那夜的情形我至今难忘。自此后，我从不在我老公面前谈论有关睡觉有关失眠的话题了。我只是自个儿面对着无穷无尽的醒着的夜。可我不谈，并不能阻止他谈。这两年来，他开始频频攻击我的失眠。他说，你心里装的事太多了，所以睡不着。他说，你心胸狭窄，所以睡不着。
他这样说话的口气，我其实也是理解的。多年来，他对我的睡不着充满了敌意，就像我对他的太能睡无法保持永远的淡定一样。睡觉一直都是横亘在我俩中间的一堵隐形墙。虽然我老公从来不认为人是可以失眠的，从来不认为睡觉也能成为问题，但他却被动地承受着睡觉问题带来的家庭后果，譬如，连日失眠的我突然爆发的坏脾气，莫名其妙的冷战；譬如，做事记账时常常发生的丢三落四，再譬如，日渐委顿的夫妻生活；甚至譬如，我们结婚十年了，我老公已经三十六了，我们还没有孩子。
所以，我常常想，我应该感到内疚，虽然我满心委屈。在偶尔降临的睡眠里，我不止一次地梦见自己朝老公咆哮，并且哭泣，并且扑上去揪住他的衣领，像那些死心塌地的妻子一样。但醒来后，我总是更多地表现出温良恭俭让的一面。事实上，我和我老公总是吵不起来。当我老公对我的失眠从最初的关心、担忧继而演变为不满，并使这种不满日趋强烈时，我一般都采取退让措施。我试着从他的角度观察思考，也觉得失眠这样的时代话题落在我身上是不适宜的，不说东施效颦，至少也是附庸风雅。崔永元可以失眠，歌星影星——一切的大众明星都可以失眠，大学教授当然要失眠，作家如果不失眠反倒是很奇怪的事吧，可我失哪门子的眠？一个连高中都没念完的不知识分子妇女，一个衣食无愁的疑似白领劳动者，我为什么失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