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文坛》2017年第06期
栏目：文坛钩沉
我至今仍清楚记得：1993年4月5日，“张光宇艺术回顾展”在中央工艺美院的展厅开幕，满头银白、76岁高龄的张仃在众人簇拥下，现场讲解，如数家珍，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之后在“张光宇艺术研讨会”上，张仃首先发言，开门见山指出：“当代中国伟大的艺术家张光宇先生逝世30周年，但他的艺术还没有被社会充分认识，没有得到弘扬，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我们欠张光宇先生的账！”说到最后那句话时，老人声音有点哽咽，全场肃然。接下来，张仃质疑迄今为止中国现代美术史讲述的一个大漏洞——“主要篇幅叙述正统艺术与艺术家，中国画、油画、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刘海粟，而大批杂志画家很少接触。张光宇以及一批老艺术家的作品深入千家万户，其社会影响之大，较之中国画油画有过之而无不及。”[1]
通过张仃，我知道了张光宇；也是通过对张光宇的研究，我对中国现代美术的丰富性、复杂性有所了解，为自己的无知羞惭，也为历史的“不公”而困惑。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张仃已停止漫画、装饰性绘画创作多年，正尽全力于焦墨山水的艺术探索，变成一个“国画家”。然而，他依然念念不忘张光宇。
事实上，自张光宇逝世以来，张仃一直魂牵梦萦，不能忘怀，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写下的那样：“在逝去的故人中，人与作品最令我不能忘怀的就是张光宇了——他逝去二十年，恍如昨日。一方面感到他不在，生活中失去了极为重要的砝码，一个合成因素，无论是友情、艺术、事业……意识到失去的是真实的，无法弥补的；另一方面，光宇又似一直存在，他与他的艺术影响，一直在起作用，有如陈酒，愈久而愈醇，活在人们的心中，不再是句虚话了。”[2]东北汉子的张仃，很少写这样缠绵的文字，足见张光宇在他心中的分量。严格说来，张仃与张光宇属于两代人，出生和成长的环境一南一北，文化背景大不相同，论政治身份，一为民盟，一为中共。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把他们如此紧密地结合到一起？今天的“我们”，到底欠了张光宇什么样的“账”？所有这些，都是本文想追问和探讨的。
在《亚洲的骄傲》一文中，张仃这样回忆他与张光宇相识的经过——
1936年我17岁（实际应为19岁——笔者注），因参加进步活动入狱，刚从监狱出来。一无所有，靠画谋生，但屡被一些漫画刊物退稿。当时的上海作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十分活跃。我在北京见到张光宇画的《十日谈》，凭直感相信他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艺术家。他的漫画政治性很强，专攻打偶像。主要矛头直指蒋介石和日本人，很有勇气。手法模仿珂弗罗皮斯，丑化对象好极了，很有装饰性。与张光宇思想和趣味投合的自我感觉，使我开始向张光宇办的漫画杂志投稿一试。我将《买卖完成了》和《春劫》两幅漫画配合一篇短文一并寄给他后，也并没有把握。一天，我在南京开架书店里偶然见到这些漫画出现在张光宇办的杂志上。张光宇为这组漫画制了铜版，并加标题列在“全国漫画名作选”内。张光宇一次给我15块银元的稿费是我给报馆画画的月收入的总和。我敲开了张光宇的门。叶浅予即是看了这组漫画后知道我的，我们在南京一见如故。鲁少飞也来信约我为他主编的《时代漫画》画封面。继我的《皇恩雨露深》和《同志》等作品之后，我在“时代派”的杂志上又陆续发表了一些漫画，竟有30块银元的稿费存在张光宇处。抗战爆发后，我到上海，由同学韩烽陪同找到时代图书公司。张光宇一见我，就从里屋高兴地迎出来说：“原来是个小赤佬！[3]我还以为你是东北大汉，原来是个小张学良！”当晚他打电话约来叶浅予、鲁少飞、胡考等人相聚通宵。当时张光宇是时代图书公司的经理，更是中国漫画的奠基人，很有名望。第一次见面，他却是这样平和爽快。[4]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张光宇与张仃素昧平生，在他尚未出道，处境十分艰难时发现了他，提携了他，使他的人生发生了质的飞跃。当时的张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介“京漂”，卖漫画插图为生，寄居在南京城外的一座破庙里，每天为吃饱肚子到处奔走，晚上在烛光下画画，有时穷得连蜡烛都买不起。就是这个时候，他把父母赋予的姓名“张冠成”改成了“张仃”，孤苦伶仃的“仃”。值得说明的是，文中没有说明的“屡被退稿”的那家刊物，就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左翼漫画杂志，叫《生活漫画》[5]，主编黄士英，上面经常发表左翼漫画家蔡若虹、张锷等人的作品。这家杂志因进步的倾向和严肃的内容得到过鲁迅的赞扬和支持。自以为是左翼的张仃，挑了两幅自己满意的作品寄去，一幅揭露帝国主义勾结反动当局，鱼肉中国人民，另一幅表现农民暴动，没想到全退了回来，连个说明也没有。张仃惶惑了：我不也是左翼的吗？何以遭到拒绝？不发表作品，没有稿费，何以生活？困境中，张仃将画稿寄给了张光宇主编的《上海漫画》。张光宇是当时上海自由漫画界的领军人物，正与其弟张正宇一起主持上海最大的出版公司——时代图书公司，后台老板是新月派诗人邵洵美，同时出版五大期刊：《时代画报》（叶浅予主编）、《时代漫画》（鲁少飞主编）、《万象》（张光宇、叶灵凤主编）、《论语》（林语堂主编）、《时代电影》（席与群主编）。张仃在北京私立艺专读书时，喜欢读张光宇《十日谈》上的漫画，对其高超的艺术手腕很是佩服。说实在的，把画稿寄给张光宇主编的刊物，张仃心里并没有底，这位来自东北的毛头小伙子，当时并不清楚自己的艺术潜力。然而张光宇一眼看中了张仃，就像伯乐相中了千里马。由于张光宇的提携，张仃在中国漫画界一举成名，其结果，就像叶浅予形容的那样：“张仃这个名字在30年代初露头角时，漫画刊物的编者们好象发掘到一座金矿，舍得用较大篇幅发表他的作品。”[6]
笔者曾当面请教张仃：“既然你那么崇拜张光宇，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向他投稿？”张仃这样回答：“当初自己比较幼稚，认为只有左翼是为劳苦大众的，自己虽然很喜欢张光宇的艺术，相信他是一位有正义感的艺术家，但又觉得他是在用自己的本事为资本家服务，他经营的时代图书公司，后台老板就是新月派诗人邵洵美，邵是大买办盛宣怀的女婿，鲁迅先生讽刺过他，这对我也有影响。现在回想起来，是自己犯了左派幼稚病。”
张仃敲开了张光宇的大门，给他带来复杂的后果：在上海漫画界一炮走红，使他获得了安身立命的资本，而加盟以张光宇为核心的自由漫画家团体，给他打上了一个灰色的政治烙印。两年后，张仃满怀热情投奔延安，却受到冷遇，后来执教鲁艺，被当作另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视为“党内民主派”，一再受到警告；直到“文革”抄家，红卫兵小将逼他交出所谓的黄色漫画。所有这些坎坷，都可以追溯到这段经历。
七七事变后，在同仇敌忾、全民抗战的氛围中，张仃带领抗日漫画宣传队，辗转西安、榆林、内蒙古，最后去了延安，张光宇去了香港。这一人生的分道，对于两人后来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张仃因投奔革命圣地，以自己的才艺服务于革命事业，后来又加入中共，因此获得组织的信任。张仃日后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席艺术设计师，出国主持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总设计，接管旧国立北平美专，任中央工艺美院的业务副院长、院长，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然而，有一个插曲不能不提：1940年9月，应国民政府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聘请，张光宇偕丁聪、徐迟等人赴重庆中国电影制版厂任场务主任。而此时，正是张仃到延安后最苦闷、最彷徨的时候。鲁艺执教一年零四个月，动辄得咎，画几张变形的肖像漫画，被说成是丑化革命同志，请单身汉同事吃顿牛肉，被说成是拉拢群众，甚至连喜欢毕加索的作品，也成了大家的笑柄，最后不明不白地被下了课。桀骜不驯的张仃，如何忍受得了这种屈辱？得知张光宇到重庆的消息后，张仃马上作出决定：投奔张光宇，办一本《新美术》杂志，介绍解放区的美术创作。
关于这次重庆之行，张仃这样回忆：“尽管从延安去的人都带有某种‘危险性’，张光宇并不避嫌，热情接待我们，对出《新美术》推动美术事业的想法也很支持。”[7]当时他们一起住在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宿舍里，天天聚在一起，聊艺术，有机会还去中苏友好协会画素描。真是一段难得的黄金时光[8]。作家徐迟记录了张仃的诗人气质和叙事的艺术才能。一个晚上，两人相对而坐，一个谈，一个记，陶然相醉，忘了时间：“他先谈了一连串的长白山的森林故事，熊瞎子的，东北虎的，以及身穿红肚兜的小孩在林中跳舞，用木棒子一打，她往地里一钻，然而刨开那地，可以挖出人参来。我听了，记录了，情绪逐渐高涨。接着。给我讲了一家三代的故事，也许可以说，这就是他自己的家史了，这段故事他谈到深夜还没谈完，第二天又接着谈，又谈到深更半夜，我记了满满一本笔记本，简直精彩极了。”[9]
一张历史老照片，见证了那段愉快的时光，那是张光宇、张仃、丁聪、胡考、特伟的合影，背景是重庆中国电影制片的布景棚，五个艺术家随意而处，个个神情自如，一派潇洒，看上去像一张舞台艺术剧照，其中张仃坐在地上，两腿舒展，笑得灿烂。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合作破裂，形势骤然紧张，左翼文化人在中共地下党安排下纷纷离开重庆。据张仃的回忆：在周恩来的授意下，他来不及同张光宇告别，就带着艾青、罗烽回了延安。张光宇与丁聪、徐迟不久绕道缅甸回到香港。《新美术》胎死腹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