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你。相信我还能从伍波斯那里知道更多的情况。警方很善于搜集资料，只是不善于运用它们而已。哦，玫瑰花真可爱！”
他绕过长沙发，走到窗前，用手扶起一支垂下的玫瑰花枝，欣赏起美丽的花朵来。这倒是他性格中不曾有过的一面，以往我从未见过他对大自然的草木感兴趣。
他靠着百叶窗，说：“宗教是天下最需要逻辑推理的事，这种方法也许可以由推理学者们逐渐完善为一门精确的科学。我认为，根据推理法，我们对仁慈的上帝的最高信仰也许就彰显在鲜花之中。因为别的东西：我们的本领、我们的欲望、我们的粮食，以及所有生活所需品，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而鲜花就不同，它的香味与颜色都是对生命的点缀，而非生存的前提基础。惟有仁爱善美才能造就非凡的品质。所以我想说，人类在鲜花中寄托着无比美好的愿望。”
珀西与他的护理人惊奇地望着高谈阔论的福尔摩斯，面面相觑，显出失望的表情。福尔摩斯却依然手执玫瑰，沉思不已。几分钟后，那位女子打破了沉默。
她用生硬的口气问：“福尔摩斯先生，看样子您认为没有希望解开谜团了？”
福尔摩斯愣了一下，慢慢回过神来，答道：“啊，的确是谜团！如果不承认这个案子的复杂性是不明智的。不过，我向你们保证，我一定会认真调查这件事，并且一有消息会马上通报你们。”
“您有线索了？”
“你已经为我提供了七条线索，但我必须先检查一遍，才可以确定。”
“您怀疑是谁？”
“没有，我只怀疑自己。”
“什么？”
“怀疑我的结论下得过快了。”
“那就请尽快回伦敦证实您的结论吧。”
福尔摩斯站起来，说：“哈里森小姐，您的建议非常好。我想，华生，我们也差不多了。费尔普斯先生，你也不要报太大希望，这件事委实不是一般的棘手。”
费尔普斯叫道：“我急切盼望着再次见到您。”
“好的，虽然我不一定能为你们带来好消息，但明天同一时间肯定会再来看你。”
我们的委托人大声说：“愿上帝保佑您能成功！我知道您有办法，这给了我生存的力量。顺便提一句，我收到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一封信。”
“啊！？他在信中怎么说？”
“他的态度冷淡，但不是很严厉。相信是因为我有病在身，所以才没有责备我。他多次提到事关绝密，又说只有我恢复了健康，才有可能挽救我的过错。至于我的前程，恐怕无法挽回，也就说被革职是不可避免的了。”
“嗯，也算考虑周全，合情合理了。走吧，华生，我们还有一整天的工作要忙呢！”
约瑟夫·哈里森先生用马车送我们到火车站。我们很快坐上了去往朴次茅斯的火车。福尔摩斯一路始终沉默不语，持续地思考着。直到过了克拉彭枢纽站，他才开口：
“真是赏心悦目呀。我发现，任何一条去往伦敦的铁路都可以居高临下地俯瞰到这些房子。”
车外的景色破落不堪，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他马上解释道：
“你瞧那些孤单的房子，它们坐落在青石之上，就像灰色海洋中的砖瓦小岛一般。”
“这是住宿学校吧。”
“不，华生，那是灯塔！将来照耀航程的灯塔！每座灯塔——学校中都孕育着许许多多光明灿烂的小种子，未来的国家在他们手中想必会更文明、更富强。我猜，费尔普斯不会喝酒吧？”
“我也这样想。”
“虽然这样，我们还是应该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在内。这个可怜的人已经处在水深火热的境地中了，是否能帮他摆脱困境，对我们也是考验。你认为哈里森小姐怎么样？”
“好像有点性子。”
“不错。但她人不算坏。她与她哥哥是诺森伯兰附近一个铁器制造商的孩子。去年冬天旅行时，她与费尔普斯订了婚，她哥哥陪着她来到这儿与未婚夫家人见面。现在发生了这件不幸的事，她就只能留下来照料费尔普斯了。而约瑟夫·哈里森觉得这里一切都很舒服，于是也留了下来。我已经做了简单的调查。不过今天还得继续。”
“我的诊所业务……”我刚要开口。
福尔摩斯老大不高兴地说：“啊，如果你认为你的诊所业务比这案子更重要……”
“我只是想说，我要在今年生意最清淡的季节，将诊所业务搁置几天。”
福尔摩斯又高兴了，大声说：“那太好了，让我们再一起研究一下吧。我认为我们应该首先拜访一下伍波斯。他也许能告诉我们一些细节，然后，我就知道该从哪里入手了。”
“你的意思是，你找到线索了？”
“是的，有了几条线索，不过必须进一步侦察才能验证它的对错。没有犯罪动机的案子最难破，但这件案子并非没有犯罪动机。什么人能从中得到好处呢？法国大使还是俄国大使，可以将文件出卖给大使的人还是霍尔德赫特勋爵？”
“他？”
“是的，可以这样认为。一个政治家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有时会不择手段。”
“霍尔德赫斯特勋爵可是有光荣履历的内阁大臣啊。”
“这只是一种可能，我们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我们今天就去拜访这位勋爵，看看他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新线索。事实上，我们的调查工作已经展开了。”
“已经展开了？”
“对，我在沃金车站给伦敦各家晚报发了电报，他们都将刊登这份启事。”
福尔摩斯递给我一张从日记本上撕下的纸条，上面是铅笔字迹：
五月二十三日晚九点四十五分，在查尔斯街外交部门口或附近，有一位乘客从马车上下来，有知情者请将马车号通知贝克街221号乙，赏金十镑。
“你肯定那人是坐马车来的吗？”
“即使不是也没关系。如果费尔普斯没有说错，即办公室和走廊里确实没有藏身之处的话，那么，盗贼一定是从外面进来的。如果他在那个阴雨天从外面进来，几分钟后检查时又没有任何脚印，那只能证明他是乘马车来的。是的，我断定他是乘马车来的。”
“是有一定道理。”
“这是其中一个线索，它可以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同时，铃声也是这个案子的关键点。他按铃的目的是什么呢？也许是故弄玄虚；也许是有人看见了贼，故意按的铃，提醒主人；也许是无意中按了铃；也许是……”
他又开始了紧张的思考，我很了解他，他一定是突然想到了新的可能性。
大约三点二十分，我们抵达了终点站。
在一个小餐馆匆匆忙忙吃过午饭，我们直奔了苏格兰警场。因为我的朋友已经给那里发了电报，所以伍波斯正在等我们。
伍波斯身材矮小，鼠头鼠脑，态度一点儿也不友善。当他知道我们来此的目的后，态度就更加冷淡了。
他刻薄地说：“以前我多次听说你的办案方法，福尔摩斯，你喜欢利用警方收集的资料自己破案，然后让警方丢人。”
福尔摩斯说：“实际正好相反，在过去我所破的五十三个案子中，只有四件署了我的名，而警方却获得了其余案件的全部荣誉。我不怪你，因为你还年轻，经验不足，也不了解情况。但是如果你想在工作上取得进步，就最好与我们合作，而不是抵触。”
这位侦探马上改变了态度，和气了不少：“我很愿意听你的吩咐，先生，直到现在，我还确实没有从办案中得到荣誉。”
“你进行到了哪一步？”
“一直在监视守门人坦盖尔，但他退休时名声特别好，我们也没发现嫌疑。不过他的妻子却很糟糕，我认为她一定了解不少情况，难脱干系。”
“你监视她了吗？”
“我们派了一个女警探监视她。坦盖尔太太喜欢喝酒，女警探陪她喝了两次，可是一无所获。”
“据说有一些旧货商去过她家？”
“不错。但是她已还清了欠他们的债。”
“哪儿来的钱？”
“看门人前不久刚领了年薪，但他们看起来并不是很有钱。”
“那天晚上，费尔普斯先生按铃要咖啡，她上去了，这做何解释？”
“她说，她的丈夫已经很累了，所以她代他上去。”
“哦，当时她丈夫正在门房睡觉，这也就与事实相符了。这样说来，那个女人只是品行不好，没有什么其他罪证。那天她为什么慌慌张张地离开了？连警察都看见她慌张的神情了。”
“她说那天她回家时已经很晚了，所以很着急。”
“那你和费尔普斯先生比她晚去二十分钟，却先于她到家，她又做何解释？”
“她说双轮马车比公共马车快得多。”
“那她为什么回家后急忙去了后屋？”
“她说她的钱放在后屋，准备取钱付给旧货商。”
“她回答了每一个问题。那么你是否问过她，离开那里时在查尔斯街上看见或遇到了什么人没有？”
“她只看到了一名警察。”
“好，你做得很好。除了这些，你还做了什么？”
“这两个月来，我们一直在监视戈罗特，但也没有结果。我们没发现他有什么嫌疑。”
“还有吗？”
“我们已无技可施了，因为什么证据都没有。”
“你想过没有，电铃是怎么回事？”
“啊，我不得不承认，这个问题确实蹊跷。无论是谁偷走了文件，他也真够嚣张的了，不但偷了东西，还发出警报。”
“不错，确实很蹊跷。谢谢你，等我们抓住了这个人一定告诉你。华生，我们走吧。”
离开警察厅后我问：“现在去哪儿？”
“拜访内阁重臣——霍尔德赫斯特勋爵，未来的英国总理。”
非常幸运，当我们到达唐宁街时，霍尔德赫斯特勋爵还在办公室。福尔摩斯递上名片，我们马上被接见了。这位内阁大臣用旧式礼节接待了我们。我们分别坐在壁炉两侧豪华的安乐椅上，他则站在我们的中间。此人又瘦又高，脸上轮廓清晰，态度和蔼，银灰色的卷发，显得气宇轩昂，具有典型的贵族风度。
他微笑着说：“福尔摩斯先生，您的大名早有耳闻。当然，你们来这里的目的我很清楚，本部发生的事件一定引起了您的兴趣。不过，我想知道，您的委托人是谁？”
我的朋友回答：“珀西·费尔普斯先生。”
“啊，是我那不幸的外甥！您知道我们有亲戚关系，但是我也不能庇护他。这件意外的事对他的前程非常不利。”
“但是，如果找到文件呢？”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霍尔德赫斯特勋爵，我想请教您一两个问题。”
“请讲。”
“你是在这里将文件交给他的？”
“不错。”
“那有没有人能偷听到你们的谈话？”
“绝对没有。”
“您是否曾经对其他人说过，要让人抄写这份文件？”
“没有。”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
“好的，既然你与费尔普斯都没向别人提过此事，而且也没有其他人知道此事，那么，盗贼把文件偷走就是偶然发生的。他恰巧遇到这个机会，就顺手牵羊了。”
内阁大臣笑了，说道：“我没办法回答你。”
福尔摩斯沉思了一会儿，接着问他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想和您商量一下。据我所知，您担心文件一旦公开，就会导致严重后果。”
内阁大臣脸上立刻显出忧虑的神情，说道：“当然会导致严重后果。”
“已经出现了吗？”
“还没有。”
“如果这份文件被法国人或俄国人拿到了，您会得知消息吗？”
外交官稍有不悦地说：“会的。”
“如此说来，既然这么长时间还没有消息，那就可以断定，由于某种原因，俄法外交部的人并没有拿到这份协定。”
外交官点点头，表示同意。
“我不敢相信，福尔摩斯先生，盗贼偷走这份文件仅仅是为了把它藏起来。”
“也许他正在等待时机，以便高价卖出。”
“再过一段时间，那份协定就毫无价值了。因为几个月后，这秘密就要被公开了。”
“这一点很重要，”福尔摩斯说，“当然，我们可以假设盗贼突然生病了……”
内阁大臣扫了福尔摩斯一眼，然后说：“比如说他患了脑炎，神经失常了？”
福尔摩斯平静地说：“我没有其他意思。好吧，我想我们可以告辞了，很抱歉占用您的时间。”
内阁大臣把我们送出来，对我们说：“祝您成功抓住盗贼，无论他是谁。”
走到白厅街时，我的朋友说：“他很出色，不过他不得不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而进行一番斗争。他不是很有钱，但开销却特别大。你也许也看到了，他的长统靴换过底儿了。华生，现在我不能再耽误你的医务工作了。除非我登的那个启事有回音，否则今天没什么事可做了。不过，要是明天你能和我乘昨天我们乘过的那班车去沃金，我将十分感激。”
第二天早上，我们按时见了面，一起乘火车去了沃金。他说，登的启事还没有回音，案子因此也没有新线索。他说话时脸呆板得像个印第安人，我根本无法判断他是否满意现在的进展。
我记得，他提到了贝蒂荣（贝蒂荣，生于1853年，死于1941年，法国资产阶级侦察家，曾提出“人身测定法”，即根据年龄，通过比较骨骼，结合摄影与指纹等方法来识别罪犯，被称为“贝蒂荣测量法”——译者注）测量法，并对这位这位学者非常钦佩。
我们的委托人仍由他的未婚妻悉心照料着，情况比原来好多了。看到我们进来，他竟轻而易举地站了起来。
他急切地问：“找到线索了吗？”
福尔摩斯说：“正如我所预料的，没有好消息给你们。我去见了伍波斯，也拜访了你舅舅，然后又调查了几个可能有问题的线索。”
“这样说来，你还有信心？”
“当然有！”
哈里森小姐说：“上帝保佑你！很高兴听您这么说，只要我们有信心和耐心，什么难题都会解决的。”
费尔普斯又坐在了沙发上，然后说：“你没告诉我们多少，但我们有许多事要告诉你。”
“希望能有新情况。”
“的确是新情况。昨天晚上又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您是否知道，我现在已成了一个罪恶阴谋的核心，不仅我的名誉是他们的目标，现在连我的性命也成了他们的目标。”
福尔摩斯惊道：“啊！？”
“这的确使人难以置信。因为据我所知，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仇人。但是从昨天晚上的经历来看，我只能相信是有人要故意加害于我。”
“请仔细讲给我们听一听。”
“昨天晚上，我头一次没叫人在我房内照料。我自己一个人睡，感觉很好，认为已不再需要护理了。不过夜里我还点着灯。
“大约凌晨两点，我正昏昏欲睡。突然，一阵轻微的响动将我惊醒，好像是老鼠啃木板的声音。我躺在床上静静听了一会儿，还以为真是老鼠。但声音越来越响，还伴随有刺耳的金属摩擦声。我诧异地坐起来，终于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开始是有人用工具撬窗户的声音，后来是打开窗闩的声音。
“接着安静了大约十分钟，来人好像在观察我是否已被刚才那声音惊醒。接着就传来了轻微的咯吱声，窗户被慢慢打开了。因为我的神经现在很脆弱，所以当时就忍耐不住了。我从床上跳下来，突然拉开百叶窗。有个人正蹲在窗户旁，但转眼间就没了踪影。他脸上蒙着一块布，下半部分全被遮住，所以我没能看清他是谁。我只记得他手里拿着一把长刀。在他转身逃跑的瞬间，刀光还一闪一闪的。”
福尔摩斯说：“这太重要了。请问后来怎样？”
“如果我身体不那么虚弱，一定会跳出去追他。但当时我只能按铃将家人唤醒。这样就耽搁了一段时间，因为铃安在厨房，而仆人们都在楼上睡。
“不过，我的喊叫声惊醒了约瑟夫，他把别人也叫醒了。约瑟夫和马夫在房外的花坪上发现了脚印，但是由于最近天气干燥，他们追踪到草地后就找不到脚印了。挨着路边的木栅栏有个地方有些破损，他们说那人好像是从那儿逃走的，翻过去的时候还碰断了栏杆尖。因为我想先听听您的看法，所以就没有报警。”
费尔普斯的话对福尔摩斯而言就像一支强心剂。他站起来，控制着内心的兴奋，在屋子里来回走着。
“真是祸不单行啊。”费尔普斯苦笑着说。这次意外显然令他再一次受到了刺激。
我的朋友说：“确实很危险，你是否能陪我一起到院子里走走？”
“当然可以。我也想晒晒太阳。约瑟夫，一块去吧。”
哈里森小姐说：“我也要去。”
我的朋友摇着头说：“你最好不去。我想请你呆在这里。”
姑娘失望地留下来了，她的哥哥则和我们一起走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