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清明》2017年第05期
栏目：中篇小说
郭海生在红光小学读书。当时的班主任姓徐，叫徐革英。郭海生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两件事：一件是在五年级新学期开学的时候转来一名女生，叫肖婉晴；另一件是在五年级第二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郭海生的父亲偷了厂里一根无缝钢管，被抓住后在大街上游街了。
这两件事后来就影响了郭海生的命运。郭海生没等小学毕业就匆匆离校了。当然红光小学后来又改回原来的校名叫工厂街小学，就像这条街上的许多商业服务行业如红光副食商店、红光照相馆、红光电影院……后来又都改回叫原来的名字。不过这都和郭海生没有任何关系了。郭海生后来也常从闹市区的工厂街小学门口走过，不过他连停留也没停留一下，甚至懒得往那块白底黑字的校牌上瞥一眼就匆匆地走过去了。不大的校园里依然有一批小学生在玩耍……不过这和郭海生有什么关系呢？
郭海生那一年十四岁，郭海生在小学里留了两回级，所以年纪比同年级的同学都大。郭海生长着一颗大脑袋，长下巴，身子长腿短。经常穿一条精瘦的劳动布裤子。郭海生习惯把两手插在裤兜里，嘴里吹着口哨，样子有些流里流气。班上的女同学从不和郭海生说话，这主要还是因为郭海生是留级生。这样班级里分座位的时候，郭海生就单独分到了一张座位。
新来的女生肖婉晴被班主任带进教室的时候，郭海生正俯身练钢笔字。这很奢侈，那会儿小学生都用铅笔写字，郭海生却不知从哪里搞到的一支英雄牌黑钢笔在写字。班主任徐老师一直把肖婉晴带到郭海生的桌前，“你就坐在这里吧。”肖婉晴并没有马上坐下，肖婉晴很有礼貌地向徐老师和同学们行了个礼。这使得郭海生和班里别的同学都相信肖婉晴是从学府路上转来的，那里住的都是知识分子，不像他们工厂街上的，都是一些工人子弟。
“你叫什么名字？”
“肖婉晴。”
其实刚才老师已经介绍过了，郭海生没有注意去听。那个上午郭海生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满了“肖晚情”这样三个字。
肖婉晴是由她母亲送到学校里来的（后来才知道她父亲那个俄语教授被批斗，下放到农村去了，她的母亲死活没有跟去），那是一个体面的女人。和班主任在操场上唠嗑儿中间，她掏出一块干净的手绢来，将一口痰吐在里面，小心叠好又揣进衣兜里。郭海生和班上的同学看到肖婉晴也是这么做的，肖婉晴每天都揣着一块散发着香味的手帕，将痰吐在里面，让他们看见了很觉得可惜。他们总是很随意地将痰吐在地板上。
郭海生每天放学后并不着急回家。郭海生回到家里也是一个人，他父亲在一家机修厂里上班，母亲在他五岁时就改嫁了。郭海生每天放学（有时逃学）后就去红光电影院门前转悠。电影院每隔两天放映一场电影，电影都是一些老片《地道战》《地雷战》《看不见的战线》什么的。偶尔也放映一个新片，新片的片名都是郭海生最先在班上发布的。这很让班上的男同学嫉妒，就像嫉妒他和肖婉晴坐在一张桌一样。
“喂，你看电影吗？”郭海生站在台阶上，双手插在裤兜里，对放学走过来的同桌喊了一声。他对班级里的同学从来不直呼其名。
肖婉晴站住了，看看他，又看看挂出来的电影预告小黑板，电影是《卖花姑娘》，票价2角。她犹豫着摇摇头。
“唁，真是可惜，这个片子我已经看过三遍了。”郭海生从裤兜里拔出手来，他的手里握着一张粉红色的票，张开手就要把票撕碎——
“哎，别撕……”她喊了一声，接过来说了一句，“谢谢你，郭海生同学。”
她走进去找到座位坐下，电影就开演了。郭海生也摸黑走了进去，他站在后面，眼睛并没有盯着屏幕看，而是盯着她看。
就在郭海生进一步向他的女同桌发起进攻的时候，厄运降临到他的头上。他父亲在工厂里偷钢管被抓住游街了。消息是从班里一个外号叫“鼻涕虫”的男生嘴里发布的。“鼻涕虫”的父亲是厂里保卫科的人。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他在那里绘声绘色地讲着，郭海生一下子觉得这个下午灰暗了下来。他没有等到放学，就偷偷跑到大街上去。他看到那辆开出去挺远的解放汽车厢上架着高音喇叭，他父亲胸前挂着一个白纸壳牌子“坏分子郭××”，他父亲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觉得有多难为情，而是像电影里的革命者那样高昂着头。
晚上回到家里，郭海生问他的父亲：“你为什么要去拿厂里的钢管？”
“啪！”他父亲重重地扇了他一个大耳光。他捂着嘴巴没有再问下去。其实他明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他父亲这么做的，他只是不想看到事情的结果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这令他很难过。
那辆他父亲自己做的半成品自行车还摆放在小屋里，所有的部件都配齐了，只差大梁了。他父亲所在的车间是车工车间，弄根钢管是很容易的事情。怪只怪他父亲太大意了。郭海生对着那辆没有装上大梁的自行车看了好久，许多年后当他偷自行车偷到第五辆，家里放不下时，他就卸掉了车轱辘，只留下大梁了。
第二天坐在教室里，“鼻涕虫”还在向不认识他父亲的同学唾沫星子乱溅地讲着这件事。放学以后，郭海生把“鼻涕虫”堵在了一条胡同里。
“喂，你再给老子说一遍！”
“鼻涕虫”就站在他对面说：“郭连成就是个小偷。”
“啪！”他扇了“鼻涕虫”一个嘴巴，“你再说一遍！”
“郭连成是个小偷。”
“啪！”他又抽了他一个嘴巴，“鼻涕虫”鼻血就流出来了，他吐着鼻血仍在说：
“郭连成是个小偷，郭连成是个小偷！”郭海生就无力地垂下手来。
别的同学告诉了老师，班主任徐革英和每回处理他逃学一样，叫他把家长找来。众目睽睽下，他没有像以前满不在乎地照着她的话去做，而是无地自容地低下了头。这里面有一双叫他害怕的眼睛，他在心里发誓绝不能叫郭连成到学校来。
从这天以后，他再也没到学校去。当然，后来他被学校除名了。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这期间他在红光电影院还碰到过女同桌一次。她是同她妈妈来看电影的。“哎……”他小心翼翼叫了一声。肖婉晴发现了他，脸上露出惊喜：“哎，郭海生，你怎么不去上学啦？”
“我不念了。”
“真可惜，我们就要上中学了。”肖婉晴惋惜地说。她母亲走过来，她介绍说：
“这是我的同学。”那女人礼貌地对他点点头。他一时有些局促，迅速从兜里掏出那支英雄牌钢笔塞给她：“这个送给你吧，我用不着了，算留个纪念。”
郭海生打了一声口哨走了，婉晴怔怔地瞅着他消失的背影有些发愣。
“他说什么？”那个女人问。
“他说他不念书了。”
“这你该劝劝他。”
八年以后，工厂街上的红光电影院里放映的新片忽然多了起来。有日本影片《追捕》《望乡》，印度影片《流浪者》《大篷车》……每晚聚集在电影院门前的人都很多。电影院不得不请来一些附近的联防队员帮助维持秩序。
冬天里，电影院外面摆摊卖瓜子、糖葫芦的小贩也多了起来，夹杂在人群里吆喝着。不一会儿雪白的地面就被瓜子皮弄成了脏麻子脸。
郭海生站在人群里，他头上戴着一顶狐狸毛平顶帽子，脸上戴着大口罩，顾盼的目光睃巡地向停放自行车处望去。那台崭新的二七五型凤凰自行车他打量有一会儿了。今晚放映《流浪者》，他已经看过三遍了……他等着身边这些没有买到票的人渐渐散去，可身边这些人像和他比耐心一样久久不肯离开。
从电影院外面的喇叭里传出《拉兹之歌》：“阿巴拉古，呜喔呜……”
电影演过了中场，身边的人才开始无奈地散去。直到售票窗口铁栏杆外最后一个人离开，他才朝停车处走去。
他装作开自行车的样子，手里握着一把吊着塑料金鱼的钥匙，从一排停放的自行车中间走过。他几乎是轻车熟路地走到了那台凤凰自行车前。从车座上的针织毛线座套上他判断出这是一辆女人骑的自行车。他弯下腰来，又悄悄地从裤兜里掏出一把短小的螺丝刀来，仅仅撬了两下，他就听到“咯嗒”一声，车锁弹跳开了。
正当他直起腰来，内心一阵大功告成的窃喜时，两个穿着黄大衣，胳膊上戴着红袖标的人一左一右站到了他身后：
“站在这里别动！”
他手里握着冰凉的自行车车把惶恐地站在那里。要命的是这时电影院也散场了，电影院门口的人潮水般地拥了出来，那两个联防队员还叫他待在原地别动，大概是在等车主的到来。
车主走来了，果真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子，她轻盈地走到自己的自行车跟前。
“这是你的车吧？”联防队员问那个姑娘。
“是的。”她点点头，像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他偷你的车，被我们抓住了。走，跟我们一起到派出所去。”
姑娘没有动，只听她说道：“是我叫他来推我的车的，我的车钥匙丢了。”
他像两个联防队员一样惊讶了。他转过身来，差点叫出声来，这是一张久违了的熟悉面孔。
“谢谢你们。”她对那两个联防队员说，他俩有点不太情愿地走了。
等他们走远，她转回头来，看了他一眼接过车把说：“你可以走了，不过以后不要这么做了。”
她显然没有认出他来，他低着头匆匆地走开了。
这天晚上回去后，郭大头对工厂街一带伙里的老大疤三说，他不想再做“车工”了，他想做“钳工”。疤三“嘿嘿”笑着说：“你是不是觉得栽在那个小妞手里难为情啊？不行叫几个弟兄会会她。”“别，她是我小学同学。”郭海生赶紧阻止。
郭海生认出来的没错，那个骑凤凰自行车的女子的确是他的小学同学肖婉晴。那天晚上遭遇之后，他暗中跟踪过她两次，知道她现在在奋斗路新华书店上班，并且他还知道她现在有男朋友了。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她的男朋友竟是他的同班同学“鼻涕虫”。“鼻涕虫”长成了个英俊的小伙子了，不再是班里那个一到冬天就拖着两条鼻涕来上学的小男孩了。他在公安局上班，这同样让他感到有些惊讶，看来这家伙子承父业当上了一名真正的警察。
那天下班以后，他跟踪她到江边斯大林公园去。公园里游人寥寥，不远处江面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阴霾的雾色里有几个孩子在冰上玩抽冰尜儿。绿色长椅上坐着几对像熊猫一样穿着厚羽绒服的恋人。她到这里来干什么？也是来会男朋友？……他胸口跳了几跳。他想走上前去装作刚刚碰到的样子同她打声招呼，他已经换了昨天的装束，她不会认出他来的。可是他最终没有动，他坐在旁边的一张长椅子上，脸朝着江面，看那几个孩子在玩冰尜儿。
那个高个子男青年远远地朝她走来了，他开始并没认出他是“鼻涕虫”王路，直到走近了听到她喊出他的名字来，他才愣怔了一下，认真地侧过脸看了一眼。这么多年没见，这家伙长得这么高了。
“你昨晚干什么去了？害得我一个人坐在电影院里，把电影看完也没有见到你的影子。”她娇嗔地抱怨道。
“昨天队里临时有任务，没抽出身来。”他走过去坐在了她身边，像别的恋人一样伸出手揽住了她的腰。
她摘去了红围脖，露出了一张娇白的脸庞来，只是一笑俩酒窝的腮上，被江边的风吹得有些发红了，他把脸贴到她的脸上……
“别，让人看见。”
他重新转过脸来，心里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
“路，你知道吗？昨天我那辆新买的凤凰自行车差点被人推走……”
他停止了拱动，抬起头来，问：
“后来呢？”
“那人被执勤人员抓住了，不过我又叫执勤人员把他放了。”
“放啦？你应该和执勤人员把他送到派出所去。”
“我看他像是第一回做这种事情，还是不要报案的好。”
“这帮家伙都很会装模作样，你放了他，他明天又会去偷别人的车子。”
肖婉晴没了声音。
郭海生默默起身离开了椅子，一个人沿着江边独自走了。
郭海生再次见到肖婉晴是在她和王路的婚礼上。那天是“五一”劳动节，婚礼是在王路父母家办的。王路的父母还住在工厂街老平房区，两间低矮的平房，院子里院子外都站满了人。郭海生站在街上一堆闲人堆里，他们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他们。
拉新娘的汽车开来了，是一辆警车，肖婉晴从车里走下来，她穿着一身洁白的婚纱，挽着王路的胳膊走进院子里去。王路脸上露着幸福的笑。院子里一个穿警服的人主持了婚礼。一张铺着红床单的桌子后面坐着王路的父母。肖婉晴家里没来人，郭海生已听身边的人讲，肖婉晴的母亲在几年前得肺癌死了。此时，这让他想起小时候见到的那个常把痰吐到手绢里的女人。
婚宴开始时，郭海生离开了。他将一个用红纸包着的影集交给了一个不认识的人，里面还夹着二十块钱，托他转交给新人。那人就把影集交给了肖婉晴，扉页上写道：恭喜你们！你们的一个小学同学。
“谁送的？”王路凑过来问。
肖婉晴莫名其妙地摇摇头，追出来，郭海生已走没了身影。
疤三近一段时间手气有点儿背，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为带了郭海生的缘故。他刚刚改行做了“钳工”（指偷窃钱包），显得有些笨手笨脚的。
隔着一条马路，他俩站在奋斗路副食商店门口对面的一个电话亭背后，嘴里叼着烟，眼睛叼着往里进进出出的人。天气很热，他俩头上的凉帽都做了扇子，拿在手里，“呼嗒呼嗒”地扇着。
“盯住那个胖子，我们过去。”
“等等……”
“怎么啦？”疤三犹豫地看了他一眼。
“我好像看见了一个雷子。”
疤三的眼睛警觉地撒摸了一圈，又收回目光。
“大头，你怎么变得缩手缩脚的了？我数七个数，不管是谁我们都进去。”疤三狠狠吸了一口烟，将烟屁股“啪”地吐到地上，用脚碾碎了，开始数起来：“一，二，三，四——”
“就是她了，我们走。”郭海生没等疤三数到七就叫了起来。疤三朝那个五十岁左右的妇女身影扫了一眼，不太情愿地嘟囔一句：“我看她是个穷鬼。”但还是跟了过去。
徐革英是来副食商店买肉的，买肉的人排着长队，她也站在后面慢慢排起来。有个刚进来的年轻人在她前面加了个塞儿，她皱了一下眉头。快排到跟前时她又被人挤了一下，险些晃倒。挤她的那个人匆匆向门口走去，她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衣兜，衣兜里空了！“我的钱包，我的钱包不见了……”她紧张地喊了一句。许多人回过头来看，包括在糖果柜台前同那个女营业员唠了一会嗑儿的警察，也走过来。
“哎，徐老师是你吗？”刚才在她前面加塞儿的那个年轻人笑嘻嘻地站到了她面前，她停止了上下翻兜的手。
“你是谁？”她打量着这个人。
“我是你教过的学生郭海生啊。”他眨眨眼睛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他用眼角注意到那个警察停止了脚步，疤三这会儿恐怕也跑没影了。
“你是那个留级生？”她好像想起来了，不过很快变了脸色，严肃地说，“我不认识你，我没有你这个学生……”说完，她就匆匆地挤出了围着的人群。郭大头心里哼了一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