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单位，看见经理正在张罗着开会，他把公司里所有没有出外勤的司机全召集起来，然后宣布了一件事情：山里的银矿急需一批设备，现在这批设备已经运到了市物资局的库房。银矿委托运输公司将这批设备立刻运进山里去，运费给得很高。现在是大雪封山期，这时候进山危险性很大，要搁在平时，这么高风险的活经理一口就回掉了，因为一旦出了事，后面杂七杂八的麻烦事会把人烦死。但这次任务是通过市里一位副市长亲自安排下来的，银矿是市里的支柱产业，屁大点的事都可以惊动市领导。副市长在电话里把这次任务上升到了政治高度，经理只得硬着头皮扛下来。但如果把这趟活硬性派给谁，万一在山里出了什么事，司机的家属可不会答应，因此只能动员大家自愿报名。
经理先是说了一通“经济发展”、“改革大潮”、“政治觉悟”等等穿靴戴帽的话，听得底下的司机一个个昏昏欲睡，有一位还嚷嚷道：“经理大人，你快一点行不行，我这儿可还憋着一泡尿呢！”大家一起哄堂大笑起来。经理也是从基层的货运司机一步步干上来的，平时跟大家嘻嘻哈哈惯了，就说了句：“你就先尿在裤裆里吧。”
等大家笑完了，经理说：“同志们注意了！现在说说运费问题：银矿这回肯出血，我也就不亏待弟兄们。这趟活下来，除去油耗、车损，按40%提成，想干的就报名。我这里只要两个人，报晚了就没份了。”
底下一阵喧嚷，但喧嚷过后，却没出现经理预期的踊跃报名的场面。谁都知道只要接了这趟活，就等于把一只脚伸进了鬼门关。钱固然重要，可相比性命，钱就有点像个“屁”了。
又等了好一会，经理有些生气了，先骂了无数个娘，然后说：“你们这些个×货，平时有点好活一个个孙子一样撵在老子屁股后面，现在碰上点硬骨头就都不想啃了，一点都他妈的不讲奉献……”
坐在经理后面的徐大伟这时正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早上上班来的路上，他就下决心要跟经理商量调他去开大货了，凭他跟经理的关系，一个月安排几趟往返带货的长途任务，一个月下来挣个两千多不成问题；一年下来就能攒个小三万，加上自己这些年存的两万多块钱，按揭个两居室的房子再加上装修应该勉强够了；再向父母张口借一点，应该可以达到于晓燕结婚的条件了吧！结了婚，于晓燕总不会再像现在这样眼睛长到脑袋顶上了吧？他甚至想：我要真有了房子，一个月又有两千多的收入，是不是该换个比于晓燕漂亮一点、脾气更服帖一点的小妹妹结婚呢？这样一想，于晓燕的诸般缺点便在脑子里一一闪现：爱睡懒觉啦，贪慕虚荣啦，爱使小性子啦。最使他恼火的就是她打心眼里似乎就有点瞧不起他。男子汉大丈夫，被个女人瞧不起，真有点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样越想越多，脑子竟然乱了起来，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干什么，想得到什么。
经理在会上一提起往银矿送货，他马上想到这可能是个机会。一来可以解经理燃眉之急，这样以后拉货结账经理肯定会对他优先照顾；二来他这两年多来一直给经理开小车，如果他直接下货车队，可能会有一部分货车队的司机对他不服气，说不定还会背地里给他穿小鞋。去年给书记开车的小郭因为出了一次事故，差点没把书记的命送掉，于是便被贬到货车队，但他下到班里没两天就被整得不得不申请调离。货车队司机都是糙脾气，最看不起没点真本事却想在货车队跟他们分一杯羹的混混。徐大伟虽然不是混混，他的驾照是在部队实打实考出来的，自认技术还是过硬的；但要在货车队站住脚，还得干点有分量的事才行，如果把这趟险活跑下来，将来在货车队肯定会被人高看一眼。
诸般好处想完，剩下的就是这趟活的危险性到底有多大，是否值得去冒这个险。徐大伟刚来运输公司工作那年，曾开着一辆老掉牙的东风车进山拉矿石，那段险路他是走过的。说险其实只险在翻达坂的七公里路上，所有吃大货这碗饭的司机只要一提起翻达坂，脸上的神情就立刻严肃起来。别看这短短七公里，每年多少车在这里翻下了山崖。
总结起来，这段路的险可用六个字概括：道窄，坡大，弯急。
这七公里达坂路是倚着山脊开凿出来的，宽度只够一辆车单行，隔五百米有一处稍宽一点的平场用来上下错车。由于这条道上跑的车多半是往下拉矿石的，按照轻车让重车的行规，上山的车要主动给下山车让道，而由于弯多弯急，路又是在群山之中绕来绕去，一般很难看见前方是否来车。所以上山的司机一上达坂就得支楞着耳朵，听到前方有汽车喇叭声就得提前找错车的场子，如果一不留神跑过了错车的地方，和下山的车顶了头，那对不起，你上山车就得乖乖地打倒车，一点点往后退，一直退到能错车的地方。原先矿上也曾考虑将这段路加宽，但只加宽了一公里就作罢了。因为路是倚山而凿，又没有相应的防护措施，加宽后山体塌方的危险性会加大许多，一下雨，加宽的路段往往被松脱下来的山土填塞，得不偿失。这条路自七十年代起就一直维持现在的宽度，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