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人是传统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常备的身份、必修的人格。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当然是指满分的情况，一般人除非作弊，也就是及格而已。就思想史而言，“仁人”的源头大约在儒、墨、侠之间，但这个我一点也不懂，得专家说了算。就仁人的发生学而言，一个社会所以出仁人，一定是因为社会危机严重到了需要一部分人做额外的牺牲。中国历史上月白风清的时候虽然很多，但月黑风高的时候也不少。当月黑风高人挤船漏，也就是说马上就要沉了的时候，《正气歌》中的人物便纷纷投水以换取大家的继续漂流。文老出生在“忧患频连”的近代大危机中，社会对仁人有着巨大的需求，在那样一个唱英雄、出英雄的时代，除非世代无赖之家，仁人的种子应该说人人有份，文老的心里也早就埋下一粒，等着发芽。据说，“文革”期间江青曾派人到文老服刑的地方招他入伙，他以一首藏锋七绝凛然谢绝：
沙翁敬谢李龟年
无尾乞摇女主前
九死甘心了江壑
不随鸡犬上青天
此诗如果是那十年中的随便哪一年写的，而且确实交给了江青派来的说客，那么都确有资格入选《现代烈士诗抄》的附录部分。但即便当时不但“藏锋”而且还藏肚，为日后补写追认，那依然改变不了“仁人”的种子已在他心里生根发芽的事实，否则何必要拔苗助长呢？文老毕竟出身于一个需要仁人的时代，毕竟混迹于一个以仁人自视的群体。仁人时代到1980年代初接近黄昏，但毕竟夕阳无限好，仁人的形象被“伤痕文学”织入金红的晚霞。
文老虽有做贤人君子的浓厚兴趣，但这方面的先天及后天条件似乎都不太理想。一定的身份认同往往需要一定的性格特质来支撑——忘了什么人说过，演什么人你多少得是什么人，这才演得好。而文老心性中似乎缺少一种朴拙刚正的狷介气质。“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必将愁苦而终穷”的屈原，与哪儿红他在哪儿、哪儿紫他奔哪儿的文老，中间隔了千山万水。文老实属热闹场中的趣人，这类人的生活围绕各种雅集派对香喷喷地展开，他们跟男宾称兄道弟，同女客言心言性，读书不可谓不多，但都读成珠光唇膏了。再说文老的道德修炼，也不在仁人的方向，他面对公众时那种富贵自炫、风流自是——告诉女记者要漂亮才肯接见、称小他半世纪的美女为“干妈”——轻狂恢诡则有，不忍人之心则无。这方面他甚至还不如另一位当红明星即不识多少字的“小沈阳”。我看小沈阳接受采访时说：你有吃有喝别人没有，你能匀人家一口最好，不能匀也别老bia ji嘴。文老则是走哪儿bia ji到哪儿，bia ji得特别清脆。
不宜做仁人却硬要做仁人，那就只好按三鹿奶粉的配方做了。关于文老当年入狱的原因，看了李辉与文氏师徒的几轮交手，相信绝大多数人心里都明白了八九分。毛时代对个人自由特别是两性关系压抑过度，这是个事实，对文先生的处理或有失当之处。面对李辉的质询，谙熟水墨虚实之道的文老把事情说得烟云满纸：“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也算“笔不到意到”了。本来世人念其老迈、怜其狼狈，于一笑一叹间放他过去，才是标准的中国恕道。怎奈这些年乌烟瘴气的各路精英坑蒙拐骗，把中国折腾得跟白沟似的，大家怨久恨深，借机宣泄一下也属正常。其实，坐牢的事，如果文老三十年来一直谨守“混乱年代”的中性口径，又何至于有今天呢？可文老没有，他不满足于零，这些年他一直在努力变废为宝，把负数变成正数，而且是好几位的正数。在后毛时代，坐共产党牢的经历实在太有意思了，是“废”是“宝”，全在一句话。这个道理牢里出来的普通“佛爷”（盗窃犯）和“杆儿犯”（流氓犯）未必不懂，只是懂了也没处用。但对于经历了茶淀、天坛河的才子词人，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如今生活在所谓的“注意力经济”中，“注意力经济”的主体是媒体，“媒体”用阿宝、帕瓦罗蒂的嗓门加工人物、包装是非，有着惊人的杠杆放大作用——踩就踩死，捧就捧死。面对这样神奇的铁杠杆，“仁人”含量低的人不是膝关节一松就是眼前一亮，赶紧把入狱的原因从偷东西玩女人改成反集权争自由。我不敢说文老一定是这么回事，但如果文老真是这么回事也不足为奇。这其中有性情的弱点，更有时代的特点。社会剧变如改朝换代，总为改头换面、重新做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从前抢的东西不用还了，从前甩的老婆不算甩了。“文革”之后，“被‘文革’耽误了”一度成为流行语。真实情况虽然大体如此，但也的确不尽如此。有个朋友在人前总控诉“文革”耽误了他上大学，但在人后他也觉得像这样欺负“文革”有点过分，有回跟我坦白：上小学时数学就已跟不上，勉强上了初中，幸亏爆发了“文革”，否则根本毕不了业。我住的院子为科学院宿舍，是“老九”成堆的地方，“文革”中有户人家除了“革烈”，几乎把“红五类”（还有“革干”、“革军”、“工人”、“贫农”）都当遍了。“文革”之后的某一天，我听那家阿姨晾衣服时又在浩叹：唉，谁让咱们是臭老九呢！当年的“伤痕文学”既为文学，想必是“高”于生活的。后来的“伤痕口述史学”，包括那些文化老人和李辉聊的往事，谁又知道哪段不是“多”于生活呢？钱钟书先生当日讥讽的“创造性回忆”，应不是泛泛而论。
对个人经历搞点美容，这事放在“范跑跑”跑得气壮山河，就仿佛奥运金腿凯旋归来的今天，其正面意义也许还要大于负面意义呢。我一直认为，从畜到人、从真小人到真君子的文明进化史，其实就是“伪”君子逐渐从人为走向自然、从虚假走向真实的漫长过渡。能一蹴而就成为英雄的毕竟是少数，通过装英雄而学英雄才是人人可行的大道。在这条大道上，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情形都属正常。但话说回来，伪君子虽然高于真小人，但毕竟矮于真君子，一个健康社会的奖惩机制不应对姚明和武大郎一视同仁。因此而搞些突击抽查，撕开裤子现出高跷的工作也很必要，否则太让顾准、张志新这些真英雄吃亏了。说到这里应该说说梁漱溟老先生。梁老先生建国初与毛交恶，尤其是当面顶撞毛的“英雄事迹”曾在1980年代后期广为传颂，文化界新闻界一时将他爱不释手。却不料老先生临了淡淡地来了句“当时我哪儿敢？”我一直在想，他当时说这话究竟是说给谁的呢？是眼前的那些追星族呢？还是从孔子到其父巨川先生那群山一样的先贤呢？后来我还注意到，梁先生说自己古文不行，有时断不了句。这样坦荡诚笃的君子胸怀，足以成为我等俗人道德苦旅中的路灯一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