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老吴站长也有个毛病，就是从心眼里看不惯这些新来的知识分子。嫌我们有人说起话来文里文气，空头理论太多；还说我们有人穿起衣服来，喜欢闹点花里胡哨的新花样，明明是一样的土黄色粗布军服，却偏偏要把雪白的衬衣领子翻在外面；女同志还把军帽压在后脑勺上，把额前的头发用绒线或者花布打个蝴蝶结儿。此外，他对政治理论学习，也不够重视。逢到学习，他总会寻找各种理由走东窜西，很难安安稳稳地坐在凳子上。有一两次，我还目睹他在学习会上，竟然闭起眼皮发出了鼾声，直到有人碰了碰他的胳膊，才又猛地醒来。这就难免同徐可为这个政治理论学习组长产生了些不大不小的矛盾。
起初，老吴站长和徐可为之间，都还互相克制着。到了后来，矛盾就逐渐公开暴露了出来。那时的上级党委对学习抓得很紧，每天清晨，雷打不动，都要学上九十分钟。老吴站长不是迟到，就是早退。徐可为不得不对这种现象作出反应。她向高毅副站长说了情况，高毅让她向老吴站长提出建议。徐可为便在学习会上，委婉地强调了下学习纪律，还讲了马、恩、列、斯、毛是怎样看待学习的重要性的。老吴站长心知说的是他，不由得火冒三丈，便在全站大会上含沙射影地批评道：“有人自高自大，自命不凡，动不动就说马、恩、列、斯、毛怎么说的，自以为老子天下老六，除了马、恩、列、斯、毛，就数她了！”
徐可为听了当然很不服气，会后就找老吴站长说了看法。问他：“有人说了马、恩、列、斯、毛是怎样说的，究竟犯的是什么错误？”还说他作为一位领导干部，什么都好，就是不重视政治理论学习，应该注意改正，等等。气得老吴站长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从此便和徐可为结上了思想疙瘩。
我听到这些情况之后，对于徐可为的勇气和原则性，非常赞赏。觉得她年纪轻轻，又是个女同志，居然敢和站长针锋相对地开，展批评，实在得有点胆量、有点骨气才行。有次在财务股里遇到她，便当众表扬她：“顶得对！顶得好！”还说：“站长咋的？站长也不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把正确说成错误！”徐可为只是笑了笑，未置可否。但我觉得她心里一定是美滋滋的。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全国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粮站也和各地各个部门一样，发展了第一批团员，进行公开建团的工作。在青年团公布的第一批团员名单中，第一个名字就是徐可为，她还是粮站站部的团小组长。
我对于徐可为成为第一批团员，并且是团的小组长，并不意外。但对我居然没有被吸收为团员，却感到很大的失落。今天的年轻人，或许已经很难想像我们当初对作为一个团员的那份光荣感，以及作为一个团外青年对于入团的那种迫切要求了。为此，我专门找徐可为谈了几次话。她的态度都很亲切和蔼，鼓励我说：“青年团是一个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它的大门对每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都是敞开的。只要你继续努力，总有一天会加人到团的怀抱里来。”这使我很是感动。
粮站是一个青年人成群扎堆的地方。为了适应青年的特点，配合公开建团的工作，党、团支部决定要组织一次团日活动。高毅是粮站的党支部书记，负责青年团的工作，他征求团内外的意见，大家一致提议：乘秋高气爽的时候，到离B市三十多华里的一座县城，搞一次远足旅行。这座县城，曾是历史上的一座名城，前临淮水，背倚群山，风景秀丽。尤为难得的是，当时正是石榴成熟的季节，县城的漫山遍野，到处都种植了石榴树。传说，这里的石榴，因为个大籽圆，晶莹饱满，甘甜适口，从前曾是向皇帝进贡的贡品。高毅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他想让这次远足，成为一次丰富多彩的活动，还决定利用周六和周日的机会，在县城里找一家熟悉的中学住上一宿。并且决定：成立一个文艺宣传小组，准备些文艺节目，在途中为大家鼓劲助兴，晚上还想在月光下召开一个别具特色的篝火晚会。
这个文艺宣传小组，由一个早就受全站注目的漂亮姑娘牵头。她叫陆菲菲，在训练班时和我们同在一起学习，来粮站后分配在l号仓库担任保管员。她长得白白净净，身材匀称，笑起来两颊上还露出一对浅浅的酒窝，更给她添了几分迷人的力量；而且，她还生就一副好嗓子，歌声清脆甜润，在训练班举行的文娱活动中，已经崭露头角，人称小百灵。让她当这个文艺宣传小组的牵头人，自然是众望所归。我因为在过去的文娱活动中，一直是她的搭档，也被提名参加了这个小组。
